，要是早知道她在那儿，你还有个伴，我们也好玩一些。”这些话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所以，虽是第一次和灵源见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交谈从一开始就很随意，没有多少拘束。
她的确如妈妈所说长得很好看，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漂亮的眼睛，身材窈窕，拖着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她起初静静地坐着听她姐姐同我说话，后来李纳忙别的事去了，我们就聊了起来。我问她的情况，她告诉我她已从音乐系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两年，最近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团，领唱几首民歌，下月将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如她的名字一样，有点灵气。她对声乐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在学校里（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前身）受到重视，正处在事业上很有希望的境况。
李纳留我吃了午饭。饭后，灵源要回艺术团去，当我和她一起出来沿东四头条漫步到东四牌楼分手时，我问她：“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呢？”她说：“艺术团排练很忙，若有空闲，我打电话给你。”半天的接触，我觉得我同她已相知了，而且我喜欢上了她。
回到家后，妈妈问我去李纳那里的情况，她郑重其事地说：“麟儿！你找个搞艺术的爱人好不好？家里也有趣味些。”我意识到妈妈在关心我找爱人的事，她看中了灵源。
还在我们去颐和园之前，妈妈就打电话邀李纳与灵源来颐和园同住。我们住进颐和园三天后，李纳与灵源也来到园里，在这儿住了三天。
我喜欢颐和园的后湖，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清晨，我约灵源去后湖散步，走到谐趣园再走回来；晚间，我们坐在云松巢边门外的亭子里聊天。灵源喜欢诗，也读了不少小说。我们一起背诵普希金的抒情诗句：“我记得那美丽的瞬间：你曾出现在我的面前，有如一闪即逝的梦幻，有如纯洁美丽的精灵……”我们也谈小说，谈我正在读的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我们都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们喜欢这部小说，对书中的两个主人公有着不同寻常的亲近感。我们也谈各自的家庭，随意地谈着想到的一切。我觉得我们对人生，对事业，对生活，对爱情都有一致的看法，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与志趣。总之，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李纳与灵源住在颐和园的这些日子，云松巢热闹多了。妈妈心情非常好，看得出她喜欢灵源。当灵源三天假满要回城里去的时候，妈妈叹息着说：“只住了这几天，就要走了。”
灵源回城的第二天打电话给我，约我当晚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前的汇报演出。下午，我进了城。看完演出后，我送她回艺术团。艺术团住在鼓楼后面。我送她到艺术团门口，她不进门，又送我到鼓楼公共汽车站，我又送她，她又送我，直到末班车我才离去。我回到家，想着出现在我面前纯洁、美丽的她，回味着和她相处的这些时日的每一个瞬间，心想，但愿不是一闪即逝的梦幻，希望它真实地伴我长存。因为灵源，我滞留在城里了。过了两天，妈妈也搬回来了。原来打算在颐和园长住的，结果住了不到十天。
灵源7月11日离北京去莫斯科。10日晚，妈妈在灯市口南边的萃华楼饭庄为灵源饯行。下午四点钟，妈妈向我说：“我们去东安市场，我帮你挑一件礼物送小灵子（灵源的小名）。”妈妈和我出了多福巷，沿王府大街向南走去。在路上，妈妈说：“先送一个领花，现在送戒指、项链还不合适，这些以后再说。”我们走进了东安市场的首饰店，妈妈又说：“现在还是不要买最贵的，买一个价钱中等偏上的比较好。”她挑了一个浅紫色宝石领花，说：“这个好，颜色、样式都大方。”她还选了一个紫红色的首饰盒。在革华楼饭庄，我把这枚领花送给了灵源。
通过与灵源的多次接触，我认定她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她不仅漂亮，有一股吸引人的魅力，而且心灵美丽、善良、纯洁、正直。她在爱情上是严肃与深刻的，在事业上有理想，有追求。我爱她，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爱的人。这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了我对她的爱情，也得到了她同样的回报。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去火车站送她。回到家后，我又激动又欢快地告诉妈妈，我和灵源已相爱。妈妈非常高兴，她说：“很好，我很满意，愿你们在爱情上幸福。”
稍晚些时候，妈妈向我说：“还在你回国以前，我就向李纳说，‘现在也不兴包办婚姻了，要不我就要托人到你家提亲啦！祖林回来以后，让他们两个人见见面，看他们自己的意思如何。我们两方面从旁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
真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还在1950年夏天，李纳回云南昆明探望离别十一年的老母与幼妹。临行前，她去看望妈妈。妈妈拿出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写好题赠的字后，托李纳带给陈赓，并给陈赓写了一封信交给李纳。妈妈说：“你若遇到困难，可以请他帮忙。”陈赓是妈妈熟识的一位部队领导同志，时任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也是云南前线的司令员。李纳去时随张冲、卢汉等乘飞机去，返回北京时却遇到了困难。云贵川一带刚解放几个月，国民党留下成千上万的武装土匪部队到处骚扰，陆路交通很不好走，很不安全。那时没有民航，军用飞机很少。李纳在昆明找了几位在省政府担任负责工作的熟人，他们都没法给她解决乘飞机的问题。李纳就持妈妈的信去找陈康，见到了陈赓的夫人傅涯。傅涯高兴地收下了妈妈赠送他们的书，见信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纳，向李纳问了一些妈妈的情况，并问李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听李纳说后，她说：“陈赓到前方剿匪去了（多年后才知道陈赓是率军事顾问团去了越南。这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乘飞机的事，我可以转告司令部，你有几个人要乘飞机呢？”李纳经过几天毫无结果的奔波觉得乘飞机的事太难了，若飞机上能有她一个人的位置就是十分难得的了。可是，傅涯的热情使李纳终于鼓起了勇气，她看看陪她一起来的身边的灵源，回答道：“两个人。”次日，司令部来人通知李纳：明天有飞机，两个人，准备好。于是灵源跟李纳来到了北京。若是没有妈妈给陈赓的信，李纳也就只好走陆路返京，她就不会带灵源同行冒险。灵源留在云南，我和她就不会相识了。妈妈竟在无意之中牵起了这根红线。
在这些日子里，妈妈对自己“反党集团”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但是毕竟问题正处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所以，她不愿意到处串门，也不主动邀请人来家做客，她不想因此而又生出什么枝节来。
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妈妈对于不熟识的人，尤其是新闻界人物的来访，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一天，说起因为我回来家里修房子的事。妈妈说：“那天搭席棚，工人从门外往院子里拿竹竿、席了，大门洞开着，正好《文汇报》的两位名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见大门开着就闯了进来。我本不见记者，就怕生事，但她们已站在院子里了，我只好从屋里出去同她们谈了几句。她们问我：‘社会上传说丁、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回答她们：‘我不知道呀！我有什么问题？'她们说：‘有的教科书上选编了你的文章，现在都删去了，是为什么？'我说：‘教科书上选编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删去与否。'她们问：‘这次党在全民当中整风，作家协会的谜在哪里，盖子该怎么揭？'我说：‘这在邵荃麟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盖子？'她们问：‘党组是不是在开会？'我说：‘不清楚，没有接到通知。'她们说：‘不是今天下午党组开会吗？'我仍推说不知道。她们再三问，我便说：‘是否开会党组知道，你们问党组好了。'并且向她们表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就这样送走了她们。”
妈妈又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儿，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若不是这样，我就让夏更起在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稍坐，他先进来通报。妈妈说：“我这问题是党内问题，应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从去年年初到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起，这个问题就被他们搞得党外、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上门来。”不想，后来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从颐和园搬回家后，有一天，妈妈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比较熟识的一位外国著名作家。1951年秋，她曾陪爱伦堡与聂鲁达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洽。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分。我听后，也产生了乐观的情绪。她去宴会之前，梳理好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连衣裙（为灵源饯行，也是穿的这件连衣裙），走进客厅，开心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如何？”我说：“很好，挺合身，样式也好，颜色也好。”妈妈高高兴兴地走了。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述说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如何坐的，席间与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请聂鲁达稍早一点，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儿。这个会，有宣传、文艺等方面人士参加。
二十年后，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她详细地向我说了那次紫光阁座谈会的细节。经受了这么多年磨难的她，回顾这段往事时，语气平淡，好似在说一件别人的故事。她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反右派斗争，那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毛主席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1940年，中央组织部为我这段历史作了结论，否定了康生的说法。自那时起，我同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想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至于妈妈的这个感觉是否正确，紫光阁座谈会时，是否已作出了进一步开展对她的斗争的决定，我就不知道了。
从颐和园回到城里后，我给黄敬部长写了一封信，向他问候，告诉他我已回国，正在休假，希望利用假期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参观潜艇的制造厂与设计单位。三四天后，一机部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我去商谈参观事项与办理相应的手续。黄敬部长批示我可以参观了解国内正建造的五型军用舰艇，阅看五型舰艇的全部技术资料。当时，从苏联引进了潜艇、护卫舰、猎潜艇、鱼雷快艇、扫雷艇等共五个型号的技术与设备，分别在上海、武汉、芜湖的造船厂建造。我考虑去三个城市时间不够，也不愿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所以就商定只去上海一地，参观一个潜艇建造厂、一个护卫舰建造厂与一个舰艇设计室黄敬部长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我十分高兴。但是，只有在我学成回国参加造船工作之后，我才更深切地感到他对我的优待。因为，我这时才知道国内的技术保密规定，一般是从事哪个型号舰艇的工作，只接触这个型号舰艇的有关技术资料，也只有很少数的技术领导方能接触全部型号舰艇的技术资料。回想起这点，真是由衷地感谢黄敬部长。
妈妈也为我高兴，她说：“黄敬同志给了你很好的学习条件，你就去上海好好地参观吧！”
妈妈又说：“你到上海后，去看看你父亲的墓。”祭扫父亲的墓，给他及与他一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献上一束鲜花，是我多年的愿望。我父亲胡也频与其他二十三位革命先烈，1931年2月7日夜，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草地上。1949年上海解放后，市政府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骸（此时，草地已成为菜地），合葬于大场公墓，立碑名“龙华二十三烈士墓”（后来，移葬上海烈士陵园时改为“龙华二十四烈士墓”），并书刻烈士们的姓名。当时，上海市政府曾致函妈妈告知此事，并附一龙华的草图，说明烈士们的关押处、就义处、发现遗骸处。1951年，妈妈去上海时，曾去大场公墓看过。兼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特地告诉妈妈，葬在大场公墓是临时性的，待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后，再移葬革命烈士陵园。1957年，仍在大场公墓。
这时的我，觉得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都美好：妈妈的问题，平反有望；我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