侥甓嘁院螅丛诘匙槔┐蠡嵘衔业奈侍舛ǖ鳎裁础吹�'、‘一本书主义'、‘搞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文艺界的高饶'、‘反党联盟'、‘反党小集团'等等罪名都掼到我头上。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听到这里，我想起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妈妈从外面开完会回家，径直走进客厅，满面春风，我想她一定有什么好事。她把黑皮手提包（这手提包她后来送给了灵源，我们现在还保存着）往沙发上一扔，就站在房子中间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她那近乎年轻人才有的天真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再就是说我与陈企霞的关系，说是‘反党情绪的结合'，又说是‘反党联盟'，最后定为‘反党小集团'。其中突出的一件事，就是《文艺报》有三个主编的问题。全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我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陈企霞就说‘主编就是主编，有什么正的、副的'。陈企霞有个人主义，我没有及时批评他，觉得自己是正主编，处在这样的地位不大好说。我向周扬汇报后，周扬有过一点不愉快的沉默，但他当即同意了。可是在会上说这件事时，就说我个人任命陈企霞、萧殷为主编，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是同陈企霞‘反党的结合'。”
妈妈还说了好些会议中揭发、批判她与有关的人和事的一些问题。这些都被冠以或是感情拉拢，或是挑拨离间，或是排斥打击，或是破坏团结等等。
妈妈述说这一切时，态度平静。我默默地听着，几乎没有打断她的话。
在妈妈叙述完这些在会上揭发她的问题之后，我问道：“那么，你在会上，针对这些不合乎事实的揭发和批判，是不是说明了事实真相，或者作了申辩呢？”
妈妈说：“当时会议的气氛是不容许我申辩的。有些问题，我作了说明和更正，但会议的领导人根本不听，不予理睬，在他们作结论性的发言时，仍旧按照不符事实的揭发作结论。周扬在会上就说：‘不考虑多一个材料，少一个材料，主要考虑性质。'难道他和其他的会议领导者们会不懂得正确的定性来源于确实的事实这一简单的道理？若是不含私心，若是抱客观的态度，即使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之中，也是不难把这些问题核实清楚的。”
妈妈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他们就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名义，以这些没有核实的事实为根据，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宣部和中央。后来听说党组在研究讨论上报这个报告时，有的党组成员也没有让参加。我对这一切均一无所知。年底，中央批复后，党组向各文艺单位有关干部传达这个报告时，没让我参加，也不给我看这个报告。我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报告。1956年夏天，我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要求对重大事实辩正的材料，也只能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的正式记录。我不明白他们为何采取如此不光明磊落的做法。根据党章，对党员作出的结论和处理，应告诉党员本人，党员也有申诉的权利。”
妈妈继续说道：“去年夏天，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专门小组负责处理1955年定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问题。周扬等也参加这个小组。具体工作由李之琏（中宣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负责，参加做具体工作的有张海（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崔毅（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还有一位杨雨民，原是热河省副省长，去年，热河省撤销后，调来作协，他也参加做具体工作。这个专门小组进行了半年的调查核实工作。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会上揭发与《报告》中列举的那些我的‘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实际不符，绝大部分不是事实。张际春、李之琏等的意见是应根据调查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认为既然没有反党的事实，定性为‘反党'、‘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周扬、那荃麟、刘白羽等作协党组领导人也先后发言，表示了1955年对我的批判斗争是不恰当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虽然态度勉强。在会上，有些人还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对揭发的材料不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向中央反映不真实的情况？'也有人提出要会议领导者们总结教训。”
妈妈说：“党组扩大会接连开了三次就休会了，何时复会还不知道。可能上面还要研究，也可能现在已开始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须集中精力于反右派斗争而把这件事放一放。我这个问题，纯属1955年党内斗争的一个遗留问题，若不影响全局，把它暂搁一段时间再处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我想，迟早总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的。”
妈妈对问题的解决有信心，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会和反右派斗争有什么关联。
最后，她说：“看来全国解放以后那几年，我的声望太大了一些，为人所难容。若不在北京做这几年工作，而是去工厂或农村深入生活、写文章或许要好一些。”
谈话结束时已是一点多钟。我在苏联时，对此事略有风闻，却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竟曾是这样的严重。好在现在情况已大不同前，所以，我也想得特简单，认为平反已成定局，只不过稍迟与稍早一点而已。
对于我，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四个小时的谈话，是如此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以至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妈妈说话时的音容神情也仍都历历在目。
三、短暂的快乐
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妈妈就同我商量怎么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她说：“你有两个月在国内，我们怎么安排呢？是不是去青岛住些日子，在那里，还可以去海军基地参观，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学的潜水艇。肖劲光（海军司令员）曾表示过，欢迎我去海军看看，当然，我去了以后得写一两篇反映海军生活的文章。另外，你在列宁格勒也认识了刘道生，他不是要你回国后去找他吗？”
我一听，心里很高兴，我没有去过青岛，那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去了还可以参观潜艇。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1954年至1956年期间在列宁格勒苏联海军高级指挥学院进修、学习。他知道我学习潜艇设计制造后，对我表示了热情与关心，他约我同他见面。他说：“我同你母亲1936年底就认识了，那时她刚来到红军里，1946年在张家口还见过面。”他又说，“听说你在学习潜艇设计制造，这很好，我们海军也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他要我常去他那儿玩。他回国时嘱咐我，要我回国后一到北京就去找他。
但是，妈妈和我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不去青岛。因为，我们都放心不下妈妈所谓“反党集团”的事。为此，不宜在青岛久住，若只住七八天，十来天，又不值得，旅途往返疲劳，天气也热。
既然决定不去青岛，妈妈就说：“那我们住到颐和园去，那里安静、凉快，又在北京。”
建国之初，有关部门把颐和园内一些可住人的宅院分给中央的一些单位，供避暑、休息之用。全国文联分到两所宅院：云松巢和邵窝殿。1953年，文协从文联分出，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这两所房子归了作协。
云松巢坐落在排云殿与石舫之间的山坡上，是一所较大的宅院，正房五间，耳房两间。房前有一个很宽敞的走廊，走廊下边的院里满是松树。沿两侧院墙有遮阳的走廊，拾级而下可通正门。正房后面还有一个小院，院于当中有一座假山，小院里种着许多竹子。正房东侧有一边门，出门经过一个亭子即到邵窝殿。邵窝殿较小，只三间房子。
一星期后，我们住进了云松巢。我1950年夏天曾陪外婆在这里住过一个月。那时，妈妈因要上班，所以只是每星期六下午来，星期一早晨回城。1950年的北京，一过动物园，路两旁就全是农田了，交通也不方便，去颐和园的公共汽车，半小时才有一班，所以园内游人很少。1957年，动物园以西已盖了一些房子，园内游客也不太多。
住进云松巢，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外婆，想起1950年和外婆一起在这儿度过的日日夜夜。现在再也见不到她了，她已经去世四年。记得1950年7月，外婆一见到我就开心地说：“我有件喜事哩！我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这里来过。”妈妈也高兴地向我叙述这件事。那些天妈妈正住在这里赶写一篇文章。一天上午，来了一个警卫人员，问：“丁玲同志是否住在这里？请准备一下，有一位首长要来看她。”妈妈到门口去看，只见毛主席正从坡下拾级而上，陪着他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与江青。妈妈连忙迎了上去。进院后，她请毛主席与罗瑞卿、江青坐在前廊的藤椅上。毛主席向妈妈说：“我到这儿散散心，休息一下，听说你住在这里，就来看看你。”妈妈说：“我母亲住在这里。这几天我躲在这里写一篇文章。”毛主席一听就站起身，说：“我去拜望她老人家。”外婆在房子里，从毛主席一进院子，她就两眼透过玻璃窗盯着毛主席看哩！毛主席走进屋，向外婆问道：“老人家身体还康泰吗？”外婆紧紧握着毛主席伸出的手，连连点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妈妈请毛主席、罗瑞卿、江青等吃西瓜，谈了好一会儿才送毛主席到排云殿前登上游船。我见到外婆时，外婆仍沉浸在喜悦之中，她不止一次地说：“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待人是这么和蔼。”
想起这件事，我不由得问妈妈：“你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都熟识，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期间或会后，你有没有想过要向他们反映实际情况？”
妈妈说：“我也曾有过找中央领导同志的想法，但也想到这一定会被会议的领导者们指为不相信组织，是越级，是告状。周扬在会上就口口声声说我以前告他的状。所以，迟疑之后没有去找。还有，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名义给中央写一个定我为‘反党小集团'的报告。我原以为，既然一些问题不容解释或是无法取得他们的解释，那么，我只有寄希望于今后。”
妈妈叹了口气，说：“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我觉得局面大了，他们日理万机，还是少打扰为好。当然，也没有进城以前那么好见了。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我现在相信张际春和中宣部机关党委会弄清事实真相，会实事求是地处理。”
张际春是闻名的人物，解放战争时，是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央给二野的嘉奖电，抬头都有他的名字。我那时就知道他。
妈妈还同我谈到她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早在1947年，在阜平抬头湾，她就同我谈过这个护地队的事迹。她说，1946年，她在琢鹿县温泉屯参加土地改革，土改刚结束，那一带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翻身的农民组织了护地队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但失败了。她那时就说，写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之后就写这个护地队。1953年，她辞去行政工作之后，就着手写这个长篇小说，已完成的八章共五万字发表在1956年的《人民文学》上。她曾把这期杂志寄给我。她以前曾向我说过构思这个长篇小说之初，1948年在西柏坡同刘少奇同志的一段谈话。她说：“我向少奇同志说了这个护地队的情况，我说我想写它的失败，写它从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而后归于失败的全过程。少奇同志赞同我的想法，他说：‘小说的结局不一定都要写成胜利，也可以写它的失败。失败当中也有英雄，也有可歌可泣的事。写出失败的教训，写出从失败中看到胜利，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写失败。'”
妈妈又说：“我实在希望1955年的问题能快点解决，好安下心来继续写这本书。写长篇小说需要有宁静的心情。我从去年夏天起就搁笔了，时间都花在写申诉材料上去了。”
我刚回到北京的那两三天，妈妈向我说：“这两年出版了几本好看的书，你闲时可以看看。”她推荐我看《苦难的历程》《斯巴达克思》与《死水微澜》。我把这几部书带到了颐和园，极有兴味地读着它们，有时同妈妈谈谈读后的感想。
住在云松巢，白天不出门，只有到傍晚，我们才出去走走，沿长廊在昆明湖边散步。这时，游人都已离去，园子里显得空荡荡的。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妈妈心情恬静，兴致也好。我伴着妈妈踱步其问，真感到舒心。我们总是走一会儿，在长廊上坐一会儿，直到夜色浓重了才回云松巢去。在这样的场合下，我们一次也没有谈她1955年的事，我甚至没有去想。
我刚回北京那两天，妈妈就催促着说：“你该去看看你的老师李纳。”女作家李纳是我在延安中学学习时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她也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所以，我是她的学生，她是我母亲的学生。我如约去看望李纳，恰巧她的妹妹李灵源也在家。这是我第一次同灵源见面，但是我对她却早就有一点了解。早在延安时，我就知道李纳有一个小妹妹在云南家乡，李纳曾指着她桌上的一个小墨盒告诉我：“这是我离家来延安时，我小妹妹送给我的。”1951年夏天，我从东北回到北京，妈妈向我说：“李纳去年回了一趟家乡云南，她的小妹妹跟她一起到北京来了。这女孩子很单纯，长得很漂亮的。”她还说：“看不出她还有点经历哩！在昆明参加游行示威，同国民党的兵打，被摔在地上，一身被水龙头冲得水淋淋的。”1953年夏天，我同妈妈在北戴河住了半个月，我因假期已满先回了北京，妈妈十多天后从北戴河回来向我说：“你刚走，我就遇见了李纳的妹妹，要是早知道她在那儿，你还有个伴，我们也好玩一些。”这些话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所以，虽是第一次和灵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