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加利亚无产阶级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
三十四年代还有许多作家写作历史题材小说，如扎戈尔钦诺夫的《最后
一天》（1934）、斯托扬诺夫的《默罕麦德·辛纳普》（1936）、佩特坎诺
夫的系列历史小说《收获》（1930—1937）等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人民的爱
国思想和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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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文学
1
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亚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其后，经过尖锐复杂的
斗争，保加利亚共产党取得了执政的地位，按照苏联模式在城乡建立了高度
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于四十年代末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几十年
的努力，保加利亚由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
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社会也比较安定。但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也由
于体制的僵化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的
发挥，经济未能以应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为社会的近一步发展留下了隐患，
终于在八十年代末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目前，保加利亚已走上了与以往不
同的发展道路。
建国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在领导经济、文化事业的同时，也领导着文学
事业。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作家世界观的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学
创作的基本方法。作协组织团结了全国的作家队伍，并引导作家致力于反映
火热的现实生活，注意发挥文学的审美和教育功能。四十—五十年代，文学
创作侧重于反法西斯题材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着意表现新时期中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六七十年代，许多作家的注意力已扩展到社会道德题材和
历史题材，并开始关注科技革命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广泛影响。几十年间，不
论在诗歌、小说还是戏剧领域中，都创作出一批健康的、鼓舞人民积极向上
的作品。一代一代的文学新人也不断涌现。应该说，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成
绩还是巨大的。
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出现的曲折一样，保加利亚解放后文
学的发展也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文学界反对过
“无冲突论”，批评过公式化、概念化的“生产小说”；1956年后，开展过
反对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斗争。此后，作家的创作环境有所改善。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也逐渐成为开放的体系。但文学中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斗争仍很
激烈。七、八十年代，随着多种文艺思潮与多种创作方法的出现，文学创作
出现了更加纷繁复杂的局面。
2
保加利亚解放后，无产阶级诗人如拉德夫斯基、伊萨耶夫、丘里亚夫科
夫等以欣喜的心情写诗歌颂革命的胜利，缅怀反法西斯战士的丰功伟绩。拉
德夫斯基发表了反映三、四十年代革命风暴的诗集 《空气窒闷》（1945）、
伊萨耶夫写了表现集中营生活的诗集《火》（1946）、安德列耶夫写了《游
击队之歌》，抒写了死难烈士在诗人感情世界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许
多四十年代登上文坛的现实主义诗人，这时也以同一题材创作了许多充满激
情的诗作。如汉切夫的诗集《子弹袋中的诗》（1953）、佩伊切夫的《进攻
之前的顷刻》、加贝表现女英雄的长诗《维拉》（1946）、拉林的《士兵日
记》 （1953）等，都是当时引人注目的优秀诗作。
解放后不久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引起了诗人们的普遍关注。有些诗人到
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体验生活，创作出许多反映建设的宏伟图景、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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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者们新的精神风貌的诗作。
伊凡·拉多耶夫 （1927—）的 《旗帜飘扬》（1951）描绘了工地热火朝
天的建设情景。布拉加·迪米特洛娃（1922—）到罗多彼山区生活两年，写
出了诗集《罗多彼颂》（1954）。在诗集中，诗人把耳闻目睹的感受和民间
传说揉合在一起，歌颂了普通劳动者的建设热情。写建设题材最有成就的诗
人是潘留·潘涅夫 （1930—1959）。诗人作为义务劳动队的一员，全身心地
投入季米特洛夫城的建设。他的诗集《早晨好，人们！》（1956）感情浓烈、
意境深远。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不是隔岸观火式的赞赏建设成就，而是作为劳
动者的一员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建设联系在一起。诗人宣称：“我不祈望道
路轻松”，“建设事业不能没有我”，体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和
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
1956年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与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一些被挫伤的诗
人，如塔尔切夫、佩伊切夫、拉伊诺夫、格罗夫、鲍日洛夫等解脱了出来。
他们纷纷写诗抒发自己的感受。最先呼唤解冻的诗人是格奥尔吉·加戛罗夫
（1928—）。他的 《早春》（1957）一诗的发表给诗坛带来了春的信息。他
表示要象越冬的鸟儿那样自由地歌唱。汉切夫写诗讽刺了一些在同志之间制
造仇恨的“伪革命者”，称他们是铁一样冰冷的人。阿列克山德尔·格洛夫
（1919—？）的长诗 《不平静的思绪》（1962），诉说了自己在个人迷信时
期的遭遇。诗人从前是一位反法西斯革命战士，解放后却遭到不公正的打击。
诗歌描写了他当时思绪万千、愁肠百结的精神状态，并为正义得以伸张而感
到庆幸。
随着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一些三十年代的民主主义诗人，如弗尔纳耶夫、
巴格良娜等也写诗称自己获得了“第二次创作生命”。尼古拉·弗切吉耶夫
的《沿着你的道路走过》、多拉·加贝的《等一等，太阳！》（1967）倾诉
了自己的对新时代的感怀，表达了对祖的真诚的爱。
在1956年以后的诗坛上，加戛罗夫、马特夫、麦托迪耶夫以社会政治为
题材所写的诗歌占有重要地位。
加戛罗夫在发表《早春》之后，于次年发表诗集《在沉默的时刻》，倾
诉了他对违反社会主义准则的现象的不满。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对革命充满了
挚爱之情：
革命啊，
你在我的脉管中，
注入了纯洁而欢快的血液，
给了我听觉、视力和意志。
然而为了维护革命事业的正常发展，诗人请求母亲——党教会他识别破
坏社会主义准则的人。
加戛罗夫的诗歌感情真纯炽烈，诗风刚劲有力，博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
赏。
帕维尔·马特夫（1924—）的诗集 《海燕在浪头休息》（1963）、《未
被伤害的世界》 （1970）显示了诗人对时代迫切问题的关注和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诗人借抒情主人公之口表明，看待事物不能依据陈规陋见和虚幻的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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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的习惯令人反感，
如今我们已不在梦中相见。
这实际上是对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发出的抨击。
米特尔·麦托迪耶夫（1922—）于50年代写作了反法西斯著名长诗《季
米特洛夫的后代》之后又陆续，发表了数部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和党的诗集，
如《为了时代与自己》（1963）、 《巨大的变迁》（1971）等，表现了诗人
忠于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子之心：
我的精神来自你的精神
我的道路由你的道路引申，
我来自你这里又回到你这里，
你曾经用旗帜包裹着我，
你曾经用双手搂抱着我。
（《献给党》）
诗人常常喜爱在作品中同时代对话，以勇敢无畏的精神向时代和社会发
出严峻的质问，同时也将自己置于责任与良心的天平之上。这赋予他的诗歌
以凝重深沉的格调，读来激动人心。
六十—七十年代，诗坛产生了一大批新秀，如巴谢夫、格尔曼诺夫、艾
夫蒂莫夫、卡拉斯拉沃夫、克里木、达缅诺夫、粲涅夫等。他们的诗扩大了
题材范围，注入了新生一代的青春活力，表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气息。
这些诗人中成就较突出的有：
柳波米尔·列夫切夫 （1935—）是声名卓著的诗人。解冻后发表的诗集
《星星是我的》（1957）以豪迈恢宏的气魄宣称：标志着时代进取精神的“星
星”是属于他的，也是属于他这一代人的。诗人这种豪迈的情怀来自对光荣
革命传统的继承：
给我吧，给我力量！
那力量由伟人们的雄心播种，
由勇士们用利剑收割，
经受过绞架的称量。
短短几句话，艺术地概括了先辈的革命业绩，形象地阐明了诗人力量的
源泉。
列夫切夫诗歌的题材很广。歌颂科技进步中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是他诗
歌的另一主旋律。例如《新纪元》一诗，写宁静的夏夜牧羊人停止了挤奶，
抬头仰望天穹中缓缓掠过的人造卫星，嘴里发出啧啧的惊叹。通过对这样一
个极普通平凡的夜晚的素描，作者写出了它的不普通不平凡。从宁静的夜晚
被非同寻常的事物所打破，抒写出人类建设“新纪元”来临时的动人的诗篇。
再如诗人写马尼查河水电站的建设，着重表现了劳动者精神面貌的变化。为
了建设那生产“光明”的“工厂”，他们风餐露宿，日晒雨淋，面色有如紫
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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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脸上不再有父辈的容颜，
他们变得酷似自己的子孙。
这两句诗表现出现代人的美好理想使他们越来越具有青春活力，也展示
出他们不同于父辈的、新的精神风貌。
丽梁娜·斯特凡诺娃 （1929—）六十年代以来注重以丰富的色调多层次
的表现时代的生活画面。她不仅透视了社会的种种复杂矛盾，而且关注着原
于时代物质文明的进步。诗人以满腔热情歌颂那“奇迹般的新世界”（诗集
《未来的声音》（1969）、《太阳吻我》（1970）、《磁场》（1979））在
诗人笔下，这种腾飞式的高速发展已“深入人们的灵魂”，“控制着他们生
命的脉搏”。诗人呼唤人们奋勇争先去掌握尚不曾为旁人所知的第一个信息，
但对时代发展与人的自然本性不和谐的关系，也表示了自己的隐忧。《不可
容忍的高速》一诗着重讴歌人们在平凡劳动中表现出来的优良的自然本性和
民族与社会的优良传统，以唤醒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重视。
斯特凡诺娃诗歌中鲜明的时代精神寓于优美动人的诗歌形式之中，即使
触及最迫切的时代问题，也显示出丰富的形象性和浓郁的抒情意味，富有女
性所特有的温馨柔润的感情特质。
八九十年代的诗歌趋向晦涩朦胧，引起评论界的争议。
3
解放后的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同过去相比，具有如下的显著特点：
第一，作家队伍不断扩大，作品数量明显增多。三十—四十年代开始写
作的老一代作家，如塔列夫、古里亚什基、达斯卡洛夫、曼诺夫、巴尔丁诺
夫等，解放后重新焕发了创作青春。由于他们是解放前后社会变迁的历史见
证人，生活阅历丰富，因而各阶段的重大社会问题都成为他们描写的对象，
近几十年最优秀的小说作品大都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保加利
亚传统小说发展的思想艺术风貌。六十年代产生了第二代作家，如彼得罗夫、
拉迪契科夫、弗切吉耶夫、波波夫、纳科夫斯基、阿森诺夫、米海伊洛娃等。
他们在艺术上有新的探索和追求，尝试运用现代小说的种种表现手法，创作
出不少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七十年代后出现的第三代作家，如马尔科夫斯
基、苏加列夫、斯特拉蒂耶夫、亚勒莫夫、佩特科夫、科鲁吉耶夫、扎列夫
等，更加注重人物心理深度的开掘，和确立“主体—我”的地位。他们的作
品也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就。
第二，小说创作的题材范围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扩大，反映生活的深度
和广度都有所拓展。四、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中心题材是反法西斯斗争，作
家围绕这一题材创作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作品。此后不久，火热的社会主义
建设成为作家普通关注的焦点，虽有一些佳作，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比
较严重，中人物形象刻画有些苍白无力。1956年后，表现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对社会和个人的危害成为小说创作的热门题材，其中不乏有积极意义的作
品，如古利亚什基的《金羊毛》、卡尔切夫的《新城的两个人》、拉伊诺夫
的《茫茫无路》等。六、七十年代，不少作家的视线转向了社会道德问题与
科技革命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传世之作，如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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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夫的《夜驰白马》、《障碍》《白蜥蜴》、古里亚什基的《桃花心木架的
起的房子》、弗加吉耶夫的《荒园绿草》、拉迪契科夫的《最后的夏天》等。
第三，在小说艺术表现形式上，五十年代小说讲究故事情节的错综复杂、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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