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十六日和十九日又因陕西巡抚刘蓉对捻军督剿不利，复令行至湖北的左宗棠“带兵迅即入秦，杜贼窜鄂”。①清廷亟
切盼望左宗棠将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镇压下去。
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由捻党转化而来的活跃于安徽、河南和山东西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咸丰三年
（1853年）太平军北伐路过安徽、河南，捻党纷纷响应，捻军起义由此兴起。咸丰五年（1855年），各路捻军首领齐集
于安徽蒙城雉河集，推举张乐行（又作张洛行）为盟主，建立黄、白、红、黑、蓝五旗军制，规定“各旗统将皆听盟主
调遣”。②咸丰七年（1857年），张乐行被太平天国封为“征北主将”，后又加封“沃王”，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
同治二年（1863年），清军僧格林沁部进攻雉河集，捻军战败，张乐行被俘遇害，其余捻军转战各地。次年，太平天国
因天京失陷而基本失败后，太平军北方余部在遵王赖文光率领下与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统率的捻军会合，组成“新
捻军”。新捻军依据太平军的编制进行整编，并改步兵为骑兵，提高了在北方平原作战的战斗力，于同治四年（1865年）
在山东曹州（今荷泽）全歼清军僧格林沁部，随后又重创前来反扑的曾国藩部湘军和李鸿章部淮军，声势复振。同治五
年（1866年），新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兵两支，一支为东捻军，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在中原继续
抗清；一支为西捻军，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督率，进兵陕甘，联络回民起义军。陕甘回民起义是响应太平天国
起义的各地少数民族起义中的一支。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率军进入陕西，渭南的回民相继发动反清暴
动。清政府先后派出胜保、多隆阿、都兴阿等人率军赴陕西，并任命湘系要员刘蓉为陕西巡抚，一度将陕西回民起义镇
压下去。
“会陕回为多军所败，窜清水、华亭，甘军不能抵御，于是回蜂起响应”。①回民起义在甘肃省内不断高涨。甘肃
回军逐步形成了 4个中心，即灵州（今宁夏灵武县）马化龙部，河州（今临夏市）马占鳌部，西宁马永福、马桂源、
①《调补陕甘总督谢恩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123页。
①《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51～353 页。
②《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 2册，第 100页，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
①曾喻瑜：《征西纪略》，《回民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3册，第 26 页，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
马本源部和肃州（今酒泉市）马文禄部。②陕西回军则主要活动于陕甘交界的宁州（今甘肃宁县）董志原一带，主
要首领有禹得彦、崔伟、马正和、白彦虎、马长顺等。督办陕甘军务的左宗棠面对的正是西捻军和陕甘的回民起义军。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日（1867年 2月 14 日），左宗棠于湖北黄州（今黄冈市）向清廷上奏陈述了他的用兵方略：“方今
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
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
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
剿抚，俟大局勘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
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意进剿，可免牵制之虞。？？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
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计之虽似迟延，事后观之翻为妥速。”①于是，左宗棠把对清朝统
治威胁最大的捻军视为首先拔除的目标，而其后在“进剿”陕甘回民起义的过程中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战略构想进行的。
左宗棠从福建启行时仅带楚军 3000 余人，他奏请由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并委托刘再从湖南募兵 3000 人。他在湖北
接见黄州守令，得知捻军已“大入鄂疆”，并接到清廷有关陕西剿捻不利的“寄谕”。他决定于原拟 6000 人外再加募
6000人，合成 12000人。鉴于捻军“易步为骑”的特点，左宗棠主张训练马队，制造炮车。他还奏请调派陆路提督高连
升随同征剿，并请敕广东巡抚蒋益澧于香港“购办上好洋枪二千杆”。左宗棠把粮食补给和西征饷项视为军事行动的要
着。他建议于湖北省城设立陕甘后路粮台，于陕西省城设立甘肃总粮台。因“甘肃饷事，向恃外省协济；陕省饷事，向
恃本省钱粮，非若东南各省有大宗厘税、关税，堪资捐注”，且“近值捻回迭扰，窘迫殊常”，“贼之难办，甚于各省
；饷之难筹，亦甚于各省”。①左宗棠奏请除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协甘之饷仍拟解甘外，另由左军在上海设立的“采
办转运局”
委员胡光塘与洋商借银 120万两，以应急需。左宗棠为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以维护清朝的统治已不惜血本。
正当左宗棠为进兵陕甘而积极谋划之际，清廷于同治六年正月十八日特授左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清廷同意
左提出的“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的用兵方略，并令左宗棠速入陕西，指挥“老湘军”刘松山部和鲍超等部军队，
“不虑无兵调度”。清廷还谕令左到陕西一意督剿，其陕甘总督督篆哲由穆图善署理，左仍以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
办陕甘军务身份任事。
二月二十日和二十四日，左部楚军分前、中、后三路从汉口启行向陕西进发。六月十八日，左宗棠抵达陕西潼关，
驻营西关外。此时，陕西境内活跃着捻军和“乘捻逆之乱，络绎回陕”的陕西回军，以及被视为“土匪”的
②灵州当时属甘肃省宁夏府。宁夏于 1928 年置省，1958年改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宁府当时属甘肃省。1928
年青海置省。
①《敬陈筹办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72—373 页。
①《遵旨宽筹饷项以支危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406—407 页。
董福祥等武装势力。左宗棠主张“务将捻逆尽之秦中，免致流毒他方，又成不了之局。捻逆既平，则办理回逆余逆，
亦易为力矣”。②他的用兵之道，基于如下分析：“陕省全局之患，在捻与回。以贼势论，回狡而捻悍，回散而捻聚。
以贼情论，回之通捻，图借捻以抗拒官军，遂其剽掠；捻之通回，图借回以牵制官军，便其纵横。盖回逆意在乱秦，捻
逆意在窜豫，彼此各有所图，两不相喻。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故旋合而旋离也。官军之讨贼也，宜先捻而后回。盖
捻强于回，捻平则回益震，一也；捻在秦不过秦之患，窜豫则中原之患，两害相形，在秦为轻，又一也。”①因此，左
宗棠在陕西尽管受到捻军、陕西回军、董福祥等武装的夹击，始终以“剿捻”为首要任务，他亲自驻扎邻近河南的潼关，
目的是防止捻军攻入河南以威胁中原。
西捻军在受到左宗棠和刘典分别由陕东和陕南的夹击后，被迫于九月初向陕北进军，转入北山，试图打开进入山西
的通道。左宗棠急忙重新部署兵力，力图阻止捻军进入山西。十月，清廷在给左宗棠的“寄谕”中称：“晋省为畿辅屏
翰，左宗棠当如何力筹兼顾？陕西兵力不为不厚，总当就地歼除，不可以驱贼出境即为了事。倘任贼东渡，阑入晋疆，
惟左宗棠是问。”②左宗棠也试图把捻军剿杀于秦境，但他又深知剿灭捻军良非易事。还在其入陕之初，便认为“剿捻
之难，甚于发逆（按指太平军）”。③因此，他到潼关后，“凡所布置，均为就地歼贼起见”，对捻军“大举围逼，期
歼贼于渭、洛之间”。他设防于陕豫、陕鄂交界处，防范捻军向豫、楚“奔逸”，却不料捻军向北突围，且“北山荒瘠
殊常，官军追剿，皆以无粮不能急进”④，加上陕西回军的牵制，使左宗棠对捻军的作战并不得力。十月下旬，捻军接
连攻占陕北的延川、绥德二城。左宗棠调派与捻军作战的军队仅有刘松山所部 10000人，郭宝昌 3000 人，刘厚基 3000
人，而高连升和刘典各所部5000人只能去应付陕西回军。“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①，左
宗棠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67年 12 月 18 日），西捻军由宜川强渡黄河，从陕西进入山西。左宗棠非常惊慌，
急派刘松山、郭宝昌入晋追剿，自己也随后拔队入晋。西捻军从山西经河南入直隶，于同治七年正月十二日（1868年 2
月 6日）逼近卢沟桥，清廷大为震惊。清廷鉴于西捻军进入直隶的状况，“降旨”先行将剿办捻军的钦差大臣李鸿章随
后并将署直隶总督官文和左宗棠“交部严加议处”②，以让他们戴罪立功。清廷指令“左宗棠前赴保定以北，妥为督剿，
以赎前愆，毋再延误”。③二月初，左宗棠率军抵保定近郊。李鸿章、官文和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也督军加紧对进入直隶
的西捻军予以堵防。
张宗禹率西捻军由陕冲入晋、豫、直三省，原是应东捻军赖文光之求救
②《分道入秦妥筹办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429页。
①《剿捻三胜截击回逆归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440页。
②《和厚两营遇回逆失利并遏捻东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493页。
③《请散捻逆胁从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401页。
④从《和厚两营遇回逆失利并遏捻东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493页。
①《捻逆连陷州县回逆狓猖自请严议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511页。
②《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00页。
③《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03页。
以解东捻军在运河被困之势。但当西捻军仅到达晋、豫之际，东捻军已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 1月 5日）
的扬州之战中被李鸿章部淮军全歼，赖文光被俘后就义于扬州。张宗禹不知此情，一意率西捻军北进，固然逼近京畿，
但也陷入清军的重围。
左宗棠在直隶不仅亲自率军“追贼”，而且明定斩捻军的“首级赏格”，并对生擒、阵斩张宗禹等人“从优悬立赏
格”，“以作士气而速戎机”。①这一手段是非常拙劣的。西捻军在清军的追剿下，被迫撤出直隶，于同治七年二月三
十日（1868年 3月 23 日）夜渡过漳河进入河南。三月初，左宗棠旋督军追至河南彰德（今安阳市）。西捻军又从河南
进入山东西部并转入直隶静海。四月初四日（4 月 26 日），左宗棠赶至山东德州。五月初，捻军在直隶作战失利，转
入山东海丰（今无棣县）宁津、陵县、临邑、济阳后，又从陵县转向西南进入德州。六月中下旬，张宗禹率西捻军试图
从德州高家渡抢渡运河，结果为清军击退，被迫退至德平、平原、茌平。六月二十八日（8 月 16 日）的在平南镇之役，
西捻军被淮军全部击溃，只有张宗禹率十余骑突围至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②至此，捻军起义失败，清
廷论功行赏，着加左宗棠太子太保衔。
①《皖豫两军另悬赏格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30页。
②《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 2册，第 108页。
二、镇压陕甘回民起义
清政府在扼杀了捻军之后，又急忙把镇压的目标对准了陕甘回民起义。于是，清廷一方面答应了左宗棠进京“陛见”
的要求，一面以“陕甘等省军务紧要”为由，令左宗棠节制陕甘各军，统带刘松山等各军迅速“回剿”。①八月十五日
（9 月 30 日），左宗棠被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召见时询以陕甘之事何时能了结，左回答“非五年不办”。“慈圣颇
讶其迟”②，但为左面陈“西事艰险”等理由所说服。左宗棠还在上奏中陈述了陕甘“筹饷之艰”，“转运之难”，
“抚之为难，尤甚于剿”等 8个方面的困难，希望清政府拨发实饷，使他“得从容整理，以奠危疆”。他“立意仿汉赵
充国，议开屯以省转馈，抚辑以业灾民，且防且剿，且战且耕，不专恃军威为勘定之计者，区区之愚，盖以办回逆与剿
群寇不同，陕甘事势与各省情形各别，将欲奠此一方，永弭后患，则固不敢急旦夕之效，而忘远大之规也。”③这可以
说是左宗棠谋略陕甘的基本方针，他试图通过剿与抚兼施的政策不仅把陕甘回民起义弹压下去，而且通过“善后”之方
以保持西北地区的长久稳固。因此，左宗棠进一步要求“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关键在于“饷足，则将能驭
军，而军不敢犯；兵能卫民，而民不受扰”。他认为：“无论筹剿，则必裹行粮、储刍粟、设转运；筹抚，则必筹安插、
给口食、散籽种。非有宽余款项应手，不能随时举办”。他强调：“一面用兵，即须一面筹办善后，庶几一了百了，后
必无灾”。他还向清廷表示“与西事相终始，期挈全境还之朝廷”。①同治七年十月十三日（1868年 11 月 26 日），
左宗棠抵达西安，即与署陕西巡抚刘典等人会筹军事，调度军食，把目标对准了陕西回军和董福祥等部“土匪”。左宗
棠分析了陕西局势，认为进兵的重点乃陕东北的“土匪”势力和陕西南的董志原陕回“十八营”。于是，左宗棠调派高
连升、周绍濂、魏光焘、刘端冕、吴士迈等军“剿回”；令刘松山军从河南经山西赴陕北与陕北清军刘厚基、成定康、
刘厚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