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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泉上诉后，工行自觉底气不足，遂与原告商量撤诉、增加赔偿的解决办法。不久后，在北京市高级法院的主持调解下，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赔偿李海泉经济损失20万元，并停止继续发行印有“安惠桥全景”图案的牡丹交通卡。
此案就此画上句号。
第二部分：怒写起诉状平生第一遭安惠桥照片勾出老官司（2）
从法院判决的3万余元赔偿款，到工行主动赔付20万元，这中间说明了什么问题？工行真的像他们在法庭上表现得那样在理吗？显然不是，他们在法庭上所说的纯粹是一种狡辩。他们不承认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把交管局拿出来当挡箭牌，声称牡丹交通卡的主要功能是交通管理，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说牡丹交通卡的主要功能是交通管理，工行说的是实话。可是4年后，当我在牡丹交通卡补卡收费不当得利一案中胜诉后，工行却在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由于代缴罚款只是牡丹交通卡中的一项功能，从本质上讲，牡丹交通卡提供的服务仍是商业性的。你看，在不同的案件中用不同的说辞，怎样对自己有利就怎样说，如此不顾事实，工行的表演可谓“出彩”啊！
和解金额也很能说明问题。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一审法院判决的是3万多元，为何工行愿意增加到20万元？原因不言自明。值得一提的是，在工行的某些领导看来，钱是息事宁人的好东西，钱能够让人闭口。这并不是个别现象。两年后一位退休干部告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广告词“一卡在手走遍神州”误导消费者案中，工行也是在二审中向败诉的原告支付1万元后才取得和解的。在我诉北京工行牡丹交通卡一案中，工行也在二审中向一审败诉的我伸出“橄榄枝”，想以5000元的代价让我撤诉。
这些，都是偶然的巧合吗？
当然工行本身也不缺钱。那么大一家银行，20万算什么？赔了200万、2000万甚至20亿也休想搞垮工行！2004年底，审计署不是查出工行各类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线索30起，涉案金额69亿元吗？可工行照样是工行！
然而，只要有不平事，就总会有人站出来。
当“安慧立交桥案”还在审理中时，北京工行实际上正在两头作战：另一头的对手是两位律师。这个官司打的时间比较长，达一年半。
张捷是北京实现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1999年7月，牡丹交通卡刚刚推出，张捷与他的同事胡希平去工行蓟门里储蓄所申领牡丹交通卡，办卡时被要求在已印制好的一张《牡丹交通卡领（补）卡通知单》上签字。他俩一看通知单背面印的“牡丹交通卡使用须知”就来了气。领卡后，他们经过仔细研读，认为这份合同本身存在违法之处，并针对《牡丹交通卡使用须知》的有关规定，发现了牡丹交通卡的“六大不公平”。2000年6月6日，他俩一纸诉状将北京工行告上了西城区法院。这是牡丹交通卡遭遇的第一起官司。
张捷做的是法律工作，但他曾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还参与过一些银行卡系统的设计工作。既懂法律又掌握信用卡知识的他认准了牡丹交通卡的“软肋”。他与同事胡希平在起诉状中从六个方面对牡丹交通卡进行了质疑。
一、为什么不许挂失？《牡丹交通卡使用须知》称不受理该卡的挂失，两位律师认为这一规定意味着剥夺了持卡人为避免损失、防止损失扩大而采取补救措施的权利，而且也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卡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发卡银行应向持卡人提供挂失业务，应当设立24小时挂失电话。
二、机器故障的责任为何要由持卡人承担？《使用须知》称，“如因机器故障造成的差错，持卡人应接受我行根据计算机提供的数据作出相应的处理”。他们认为这一规定意味着持卡人要为银行的过错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当机器故障使持卡人丢失巨额财产时，持卡人只能“认账”。张捷说：“这是最不公平的条款。”
三、为何占用持卡人财产？《使用须知》第八条规定，“持卡人应在活期账户中保留一定（不低于10元）的余额。否则，‘交通卡’不能继续进行转账操作。” 原告认为，这一规定“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属侵犯持卡人对资金的自主支配权。
四、密码的安全作用何在？牡丹交通卡密码由计算机自动生成，而非由持卡人自主设置，这意味着持卡人的财产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全状态。由于其密码的产生一定要经过银行的计算机系统，这就存在被银行系统截取的可能。
五、未尽事宜该由谁来解释？针对“未尽事宜由我行负责解释”的规定，两律师也认为是不公平的条款。
六、为何不载有客户服务电话？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明确要求银行卡上面应载明客户服务电话，但是牡丹交通卡没有按要求载明。
原告认为，牡丹交通卡的这些使用规定明显违反《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有关行规，使300万持卡人的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据此，他们提出了诉讼请求：撤销及变更持卡人签字单上的《牡丹交通卡使用须知》中的部分条款，即提供挂失服务、为机器故障承担责任、密码应由持卡人自己设定、载明服务电话，以及撤销存款额最低10元和“未尽事宜由银行解释”的规定。
西城区法院立案后，张捷、胡希平二人特别高兴。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一次公益诉讼，能立案就是一种胜利。4个半月后，两位原告终于盼来了开庭的消息。
2000年11月1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胡希平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这个案件能够立案，是国家法制建设的进步；能够开庭审理，更是对公民民主权利的尊重。”
开庭前，两位原告判断，庭上辩论的焦点将是牡丹交通卡的性质问题。果不其然，那天到中午法官宣布休庭时，牡丹交通卡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人们也没有弄清楚。而卡的性质与卡的“六大不公平”有直接关系。
说实话，自牡丹交通卡推出5年多来，这张卡的性质一直都如雾里看花，难以洞察，特别是在发生纠纷、打起官司时，它的性质问题就尤为扑朔迷离。李海泉起诉工行时，工行的诉讼代理人在法庭上宣称，发行牡丹交通卡是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公务；两位律师起诉时，工行称这一起诉实质上是要求法院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牡丹交通卡究竟是行政卡还是商业卡，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是兼而有之，哪个的比例更大？对此，多年来人们莫衷一是，有记者干脆写文章称牡丹交通卡是“一个畸形儿”。出现这种情况有人们认识能力的原因，而将这一潭清水搅浑的，我以为，正是北京工行。他们在不同的诉讼中，拿出不同的说法，故意混淆了视听。
不过，经过那几场官司，时至今日，牡丹交通卡的性质已经非常清楚了：它具有的是交通管理的功能，金融服务功能只是它的附属物。对此，多年来一直不公开表态的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也是认可的。2005年3月15日，市交管局在给北京市政协委员刘永泰办复提案中明确表示，牡丹交通卡“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所发放的IC卡范畴”。
但是，在张捷打官司的2000年，牡丹交通卡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确实难以辨清。所以那天的审理也无法得出结论，自然也不可能当庭宣判。
第二部分：怒写起诉状平生第一遭安惠桥照片勾出老官司（3）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有这么一个细节值得关注：法庭调查阶段，原告张捷律师宣读的一段文章在法庭掀起一个小高潮。该文说：“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聂舒在接受采访时答复，牡丹交通卡实际上是具有金融功能的磁条卡和交通管理局具有交通管理功能IC卡的‘复合卡’。工商银行曾希望该智能卡具有金融功能，但是该卡的制作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央行没有批准它开通金融功能。”
在法庭辩论中，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原告认为，由计算机自动生成的密码有被计算机系统截获的可能，危害了持卡人的财产安全。被告则认为，主管全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公安机关从未曾就该行的密码问题发出过安全隐患整改通知，该行也依法持有人行核发的系统安全性和技术标准合格的检测报告，因而对交通卡密码问题的质疑等同于对我国金融机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质疑。
原告认为，《牡丹交通卡使用须知》第十条还规定：“交通卡不受理挂失。”但人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明确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向持卡人提供挂失业务，应当设立24小时挂失电话，提供电话和书面两种挂失方式。”被告认为牡丹交通卡不同于普通银行卡，它兼具交通管理与金融信息服务功能，且交管功能占主要地位。北京市公安局1999年第四号通告并无有关挂失的规定，而是要求丢失者到储蓄所补领。
一句话，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部分内容实质上是请求法院对国家行政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进行审查，请求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宣布休庭，这一“休”就是大半年。2001年8月10日上午，西城区法院终于开庭宣判。法院认为，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对全市机动车驾驶员实行牡丹交通卡管理是行政机关实施的一种行政措施，原告去办理交通卡的行为，表明其接受了行政管理，同时又与被告设立了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原告领取的牡丹交通卡与通常情况下办理的其他银行卡具有明显区别。原告的行为并不构成重大误解，且《牡丹交通卡使用须知》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行规及相关法规，对原告并未显示公平。根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两位律师提出的六项“不合理”条款与法律并无相悖之处，所以驳回了诉讼请求。
对于败诉这一结果，张捷表示，他们打的这场官司本来就是一个公益官司，要求变更合同中的一些条款，是为了促使工行采取一定的预防性措施，以免在广大持卡人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再来补救，这是一个社会责任问题。因为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技术，一般人难以发现合同中的不合理之处。不久，原告提起了上诉。
2001年12月的一天，一个简短的开庭后，张捷接到了二审判决书——维持原判。
工行赢了官司，自然是欢天喜地，当然更对修改《牡丹交通卡使用须知》的要求不屑一顾。所以直到现在，这一纸“使用须知”仍摆放在工行的储蓄所里，一项也没有改。
以上就是北京工行在推出牡丹交通卡不到一年时间内遭遇的两个著名的官司。直到张捷的官司结束两年半后，我的官司才在宣武区法院立案。在这两年半内，牡丹交通卡好几次差点成为被起诉的对象，原因与我的官司一样，都是因为补卡价格太高。
牡丹交通卡是一张卡片，交管局要求开车时必须携带。司机一天到晚把卡揣在身上、搁在车里，保不准会不小心弄丢。按概率计算，北京全市300多万名牡丹交通卡持有人，每天至少有一二十个人要丢卡，于是，一年半载下来，一个补卡的群体开始形成。
这些人在补卡时，都会面临一个数字：100元。北京工行于1999年发卡时制定的补卡收费标准，就是每卡100元。几乎每一个补卡人，都觉得这100元收得离谱。凌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2002年9月初，凌女士因为丢失了牡丹交通卡去工商银行西四储蓄所补办，业务员让她付100元手续费，并要求在一张申请表上签字。因为第一次领取牡丹交通卡时是不收费的，而凌女士在这张申请表上也只看到5元和10元两项收费，于是向业务员询问。业务员解释说，手续费是交管部门让收的，于是她付齐了款。后来她向市交管局询问此事，对方明确答复没有这项收费规定，钱不是交管局收的。为了把事情弄明白，凌女士向工行北京分行及其客服中心询问，几经辗转，也得不到满意答复。
凌女士对此很不满，但她最终没有去打官司。
戚先生比她还较真儿，曾经扬言要“诉诸法律”。
由于戚先生的驾驶证和工行的牡丹卡不慎丢失，2004年1月9日，他到工商银行安外分行补卡时，工作人员让他交100元工本费。戚先生觉得不合理，他认为一个卡的成本也就几元钱，为什么要收取这么高的工本费？“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工作人员说这些钱全要交给交管部门。”戚先生说，他交了100元补了卡后，又到东城交通支队执法站输入有关信息，那里的民警告诉他，交管部门根本就没有收过钱，连补办驾照的印刷和照片处理都是免费的，如果戚先生觉得不合理，可以投诉工行。于是，戚先生向《北京娱乐信报》投诉。
为此，信报记者拨通了工商银行的服务热线。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司机的牡丹卡是一种高科技产品，上面比一般的银行卡多了一个芯片。由于科技含量高，所以价格比较高，这个价格也是物价局定的。如果想做司机就要承受这笔费用，工行没必要从这里克扣司机的钱。随后，记者又问，为什么在第一次办牡丹卡的时候没有收这笔费用？另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司机在学车时所交纳的费用已经包含在其中了，所以没额外交钱。这100元钱只在补卡或重新办卡的时候才会交纳。
上述两则媒体报道中至少反映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工行的人宣称补卡收费标准“是物价局定的”，另一个是“手续费是交管局让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