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摸一把脸，继续追，愤怒与急迫中，我从地上摸起一块半截烂砖头，离开马车稍远一点，跑过奔马，回过头来，照准驾辕的红马的脑袋，鼓足全力甩出砖头，一下子击中了马的鼻梁骨，那红马尖叫一声，前蹄腾空跃起，前头挂鞘的两匹马站住不动了。赶车人用鞭杆砸辕马的屁股，红马摇头摆尾，抑起蹄子乱踢，马车停下了。我立即扑上马车，又被一个汉子推下车来。赶车人也跳下车，朝我愤怒地抡起拳头。我已经忘记了危险和孤身无援，迎着他冲上去。这是一位中年汉子，力气很大，却笨拙，我闪过他那沉重的一拳之后，就在他的脸上砸了一下，大约打中了他的眼睛，他立即丢下鞭杆，双手抱住眼睛，蹲在地上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人，还真地尝到了一点打击对手的痛快。
“打这个野男人！”
听到一声吼，从车上跳下三四个汉子来，从四面包围了我。我不知该怎样对付，头上一下，腰里一下，我被打得无法防备，忽然朝车上喊：“田芳！快跑！”就被打倒在地上了。
“打这个野男人！”
我被打倒在地上，有人坐压着我的脊背，我爬不起来。他们在骂谁？野男人？是谁？是把我当田芳的野男人打吗？
街巷里一阵呼喊，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坐在我背上的那个汉子蹦走了，我爬起来一看，速成二班的男女同学赶来，正在大车周围的街道上摆开了打架的阵势。力量对比一下子发生了绝对的变化，那几个汉子被学生包围住，打得乱爬乱滚。
我跑到马车跟前，看见几个女同学已经解开田芳被绑捆着的双手，扶着她从车上走下来，我看见她的泪痕斑斑的脸颊，忽然心里难过了，流下泪来，一句话没说出口，就跌倒在地上，昏迷了……
我的手被一只温柔的手攥着，紧紧地攥着，我真舍不得那只手松开，离去。我睁开眼，是田芳握着我的手，周围坐着一伙男女同学，她当着大家的面攥着我的手，似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我也觉得这本来没什么，就该这么攥着。
我依稀记得，我是在山门镇的医疗所里被救醒的。大夫给我包扎之后，又给我吃了几片药，说是催眠的，我就睡到天色傍晚了。
我感到口渴，张张嘴，没有说话，她就意识到了，用一只磁匙给我嘴里喂水。我看到她从盛水的搪瓷缸里舀起一匙水，用嘴吹吹凉，就准确地喂到我的嘴里。我静静地躺着，闭上眼睛，听着那咝咝的吹气声，等待那挨近到嘴唇上来的勺子。我真想抱住她，把头埋在她的胸前，和她痛哭一场。
“你知道不？县公安局把狗日的逮了三个！”班长刘建国说，“我们速成二班这下打出威风罗，太不像话嘛！已经解放了，竟敢抢人！”
我心里很痛快，抓了他们三个，真是叫人痛快。我坐起来，浑身疼痛，背后垫着被子。
“哈呀！了不起，真是了不起！”篮球队长说，“咱们的蓝袍先生会打架了，真是了不起！想想你刚来时的那般斯文……”
大伙瞧着我笑。我也笑了。田芳抿着嘴儿，也瞅着我笑，说：“他打什么呀！尽挨了打！”
我挨了打，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可我也打了一拳，砸了一砖头。我那一砖头砸得多准！正好击中了辕马的鼻梁骨，使飞奔的马车停住不转了。我仅仅打出的一拳又何等的威风，何等的准确，一下子砸得马车把式蹲到地上，双手捂住眼睛，抡不成鞭杆了。我平生没有跟别人打过架，没有体验过打人的滋味，现在才发觉，打人也有乐趣，特别是当你出于一种卫护弱者（这弱者又是你顶要好的同学）的义愤的时候，用拳头击中对方的身体，就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痛快的滋味。我久久地回味着那一拳击中马车把式时的情景，而把自己得到的几倍的报复忘记了。
“他们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人？”我问，“田芳，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是她婆家来的一帮子蛮汉，要抢田芳回去拜堂——结婚！”一个女同学代替她说，“甭问了，让田芳又难过。”
我又忍不住问：“到教室来找你的那个老汉是谁？你怎么就跟他走了？”
“那是我爸。”田芳说，“我爸在我十岁时就把我许给人家，卖了八石麦子。我而今不愿意这桩事了，他说让我拿出八石麦子还人家。我说我工作以后，逐年还，全部还清。俺爸这一关先打不通，跟人家合在一起，要把我送给人家哩！他不单是粮食问题，还说我丢人丧德，损了他的面子……”
我大致明白了缘由，也不想再细问了，怕引她伤心。这样的婚姻状况，在我们速成二班，不仅是田芳一个人的痛苦，好多男生女生都有类似的遭遇，班里早已有几位学生解除了婚约，还有一些人正在酝酿，两个速成班正在形成一股离婚和解约的风潮。
“打这个野男人！”
那个从马车上跳下来的汉子呼喊着朝我奔来，把我当野男人打，现在想起来，似乎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当时，田芳被绑在车梆上，不知听到这句恶毒的话了没？
“田芳……”我想安慰她几句，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临到嘴边，却说到其它事情上去，“咱们的戏还排练没有？”
“今天……停了。”田芳说，“你的伤势要是到时不能恢复，就难演出了。现在想调换谁来演，来不及了！”
“你先说你怎么样？”我担心她的精神刺激太重，能不能上台，“能上台吗？”
“我能。”她说，“我才不把他们当回事儿哩！反正甭想我进他们的门！”
“我也能！”我说，“你给大家继续排演吧！我一定能上台！”
元旦晚会通宵达旦，夜半时，食堂里给全体师生准备下一顿丰盛的年饭。《白毛女》是压轴戏，排为最后一个节目，吃过年夜会餐之后再化妆也是来得及的。我就坐在大礼堂里，欣赏着各个班里的文娱节目。田芳另有一个独唱，我期待着。
终于轮到她了，她站在台上。穿一件红袄，沉静而大方。几天前，由她引起的轰动一时的打架事件，使她成为全校瞩目的人物。现在，她站在台上，让全校师生瞩目，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因素，哄哄乱乱的大礼堂里倏地静寂下来。她唱起来了——
旧社会
好比是黑咕咚咚的枯井万丈深
井底下
压着咱们老百姓
妇女在最底层
看不见太阳看不见天
数不清的日月数不清的年
做不完的牛马受不尽的苦
谁来搭救咱
会场里十分静，静得使人感到压抑，压抑得人想喊，想叫，想蹦起来狂呼狂喊！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我听见有人抽泣。不知是哪个班的女同学，开始附合着田芳在台下唱起来，很快地漫延到各个角落，男生们也唱起来，整个大礼堂里，回荡着这曲《翻身歌》——
共产党，毛泽东
他领导咱全中国走向光明
从此砸断了铁锁链
妇女就成了自由的人
我扬起头，张着嘴，忘情地唱着，眼泪从脸颊上流进嘴角里来了，咸涩涩的，我是个先生。我是那个小和尚！我是受压迫的妇女！我是一个被父亲禁锢成了没有七情六欲的木偶！我……今天成了……自由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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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潮拍击下的老农民
积雪覆盖着原野，乡村间的大路上。午间融雪时踩踏得稀烂的泥巴，夜间又冻结成硬块了，路面坑坑洼洼，绊绊磕磕。道路朝南，沿着漫坡而上的原野延伸，在雪地上像一条随意丢下的皮绳，曲曲弯弯。
我们三人——班长刘建国、班主任王老师和我——一行，冒着渭河平原数九隆冬的清晨时分凛冽的寒风，正沿着这条乡村大路朝南走，要赶到一个叫田家寨的村子去，找田芳的父亲田茂荣老汉。我们将交给他四百块钱，由他再交给把田芳许订给的那一方的家长，偿还他接受过的彩礼或者说聘金，从经济上彻底割断捆绑着田芳的绳索，这是怎样一件令人鼓舞的壮举！
四百块钱装在我的书包里，沉甸甸地挂在我的肩上，那无异于几百颗腾腾跳跃着的心，我怎能不感到沉重呢！
新年晚会上，我们的《白毛女》歌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田芳的名字消匿了，那些认识或不认识她的外班的同学，那些教她或根本没有教过她的老师，见面都亲切地叫她白毛女了，我们班的同学更不用说了。戏剧里的白毛女已经获得了新的生活的权利，获得了幸福自由的爱情，现实生活中的白毛女——田芳，笼罩在心灵上的封建的乌云还没有消散。
虽然发生过轰动小镇的抢劫田芳的事件，她的父亲仍不改口，绝不许她毁弃三媒六证确定过的与大张村的婚约。对她压力最大的不是她的父亲，她说她将永不回家，甚至断绝父女关系，也决不回到“黑咕咚咚的万丈深的枯井”里去了。对她压力最大的是八石麦子，她的父亲把她许订给大张村所接受下的聘礼，早已被全家老少吃掉了，变成粪土，施到田地里去了。八石麦子，一石十斗，一斗三十五市斤，整整两千八百斤，折合人民币三百多块钱哪！
一场募捐活动在师范学校掀起来了！
想起这场募捐活动的前前后后，我至今仍然激动不已。起初，只是我们篮球队几个同学的举动，想不到竟然扩大到整个学校里去了。那天与县武装部的篮球赛结束以后，我和队长何长海回校的路上，闲扯着已经过去的田芳被抢劫的事。我说，我要是有三四百块钱，我就愿意拿出来，解除她心上的债务。何长海说，咱们球队凑一凑，能不能凑够呢？十来个篮球队员在一块凑来凑去，不过几十块钱，远远不够。回到学校后，消息传给班里的男女同学，大家纷纷向我捐款。紧接着，外班的同学也赶到我的宿舍、我的教室里来捐款，甚至有十几位老师也捐了……啊呀！短短的三四天内，我的书包里装进了五百多块钱，超过需要的数目了。我和班主任王老师商量之后，决定把多余的一百多块钱退回那些捐数最高的老师和学生，留下四百元足够了。
“为了砸断封建锁链！我捐三块……”
“再不能容忍我们的姐妹作封建婚姻的牺牲品！我捐一块……”
“为了解放，为了自由！我捐……”
那一张张男生和女生的脸在我眼前迭印，那一声声慷慨激昂的话在我耳畔响着，永生难忘！大伙不仅是同情田芳的遭遇，而是一种共同的时代要求，刚刚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强烈的反封建的意识是共同的要求，这些师范学校的学生，尤其是速成班的学生，来自社会底层，不单是仇恨地主资本家，尤其仇恨封建的婚姻，好多人与田芳有类似的遭遇，离婚和解除婚约，在师范学校不仅不会被人耻笑，而会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同情。
“你离婚了？”
“离了！”
“完全弄零干了？”
“零干了。你呢？”
“我刚提出来，正离哩！”
“赶紧离了！重新自由去……”
这是公开的交谈，不会令人议论……田芳这样的引人注目的白毛女，得到热烈的募捐就是不奇怪的事了。
我按按书包，四百块人民币正在手心，我的心止不住一阵发热，隆冬原野上清晨凛冽的寒风也不那么厉害了。
我们三人走进田家寨，几经打问，终于找到田芳家的门口。
两间厦屋，连个围墙也没有，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家十分贫苦的农民。我们三人站在厦屋门口，一个女人走出来，大约四十出头，一眼就可以断定是田芳的母亲，脸形太相像了，她一看见这三个穿戴不同于庄稼人的陌生人，先愣怔了一会儿，有点惊恐地问：“寻谁？”
王老师说明了我们的身份，田芳母亲脸上的惊恐立时消失了，却更加慌，把我们让进屋，却无法使我们坐下来。炕上的一张破烂的被子下，围坐着四个娃子和女子，地上竟然没有一个可供人坐下的凳子。她擦擦手，闪身出了门，再进门的时候，端着一条长凳，大约是从邻家借来的。不管怎样，我们三人挨排儿在长凳上挤着坐下了。
她张罗着倒水，取烟，取来了一只装着烟未的木盒子，却找不到烟袋。王老师点燃自己的纸烟卷，劝她再甭麻烦了。她在灶锅下的木墩上坐下，却不知该说什么好。没有经见过世面，也没有和公家的干部打过交道的农家妇女，常常都是这个样子。王老师尽管很和气，问她家里的状况，她头不抬，烧着火，简短地答上一句，半天又没话了。田芳的父亲拾粪去了，她告诉我们，随之就指使坐在炕上的儿子去找。
老汉回来了，头上裹着一条黑布帕子，鼻子冻得红红的，一进门，大声说：“三位先生来了！抽烟——”把那个短杆旱烟袋依次让给我们三人，随之在门槛上坐下来。
“三位有何贵干？”他仰头问。
王老师和他谈起田芳的婚事，给他解释新社会婚姻自由的道理。老汉低着头，抽着烟，做出一种耐心听着的姿态。一当王老师停住口，他仰起脸，做出深明大义的神气，说：“新社会好，咱农民拥护共产党。儿女的婚嫁之事，应该由家里管，政府和学校管这些事做啥？”
王老师又耐心给他解释学校应该管的原因。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田芳的父亲说，“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比我懂得多，我跟人家说下一句话，三媒六证，邻里皆知，而今一水冲了，我在田家寨还算不算人？”
我心里暗暗吃惊。这个老农民，一身黑色家织粗布棉袄棉裤，补丁摞着补丁，肘头露出变成黑色的棉花絮子，一脸皱折，鼻尖上吊着清凌凌的水一样的鼻涕滴子，捉着烟袋的手指像树皮一样裂开着口子，嘴里却吐出一串一串半生不熟的词句。我早已从田芳口里得知，她的父亲是个一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一个大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子，谈起话来，却要讲信义，夹杂些半通不通的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