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粗笨庄稼汉子，谈起话来，却要讲信义，夹杂些半通不通的古文词。如果是我的父亲这样讲话，也不足怪，而田芳的父亲却叫我奇怪了。
王老师索性问起八石麦子的事。
“有这事。”田芳的父亲一口应承，“家家的女子都卖钱，家家的儿子订媳妇都花钱。我吃了人家的麦子，我不昧良心……”
王老师又讲道理，说那根本不是昧良心的事。我也就一手掏出四百元钱来：“这是我们同学和老师的一点心意，目的只有一个，让田芳能安心读书，再甭逼她上轿了……”
老汉瞪大眼睛，瞅着我递到他眼前的一厚扎票子，愣住了。他显然没有料到我们的这个举动。愣了半天，忽然醒悟了似的，猛地伸出双手，把我的手推开，并且站了起来：“这不能，这不能呀！”
“我们是为了田芳的前途……”我说。
“为了啥也不能失信！”老汉说。
“你要是不收，我们就——”王老师看看说服不下，就使出我们路上商量好的最后的一着，“交给乡政府，由乡政府交给大张村那家人。当然，这样一来，媒人和你难免就不好看了。你知道，上次抢人，县上扣了大张村三个人，刚刚释放……”
“唉呀！”田芳的父亲颓然坐在门槛上，双手抱住头叹息。
王老师示意我把钱放下，我瞅瞅那张破烂的用麻绳扭着腿儿的小桌子，上面摆着盆盆罐罐，把钱放下了。
“我们走了。”王老师站起来说。
田芳的父亲抬起头，看见桌子上的那一摞钱，没有推辞，脸上露出愧疚不堪的神色，张开双手，挡住门：“说啥也不能走……不吃饭了，再坐坐……”
我们又坐下了。
“唉，三位同事……”他摆摆头，一脸诚恳的又是慌愧的神色，“解放了，已往的礼性全部不合时了吗？”
王老师笑了：“也不是这么说。你，一个贫农，翻身了，扎实种你的地，把日子往好里过，顾那么多臭礼性做啥？”
“解放了好！确实好！不拉兵了，不抽税了，官人不欺百姓了，确实好！可这新社会——”田芳的父亲现在显出一个老庄稼的天真来，说，“全都没大没小了么？男女不分了么？不顾脸面了么？”
王老师哈哈笑着，摇摇头。
“你看——”老汉举出例证来，“俺田家寨，有五个姓氏，田姓是主，其余是后来添进来的。人说，‘歪胡家，捣秦家，恶鬼出在刘、李家，仁义礼智大田家’，而今，田家人也不讲礼义了！你看看，那些男男女女，这个离婚呀，那个自由呀！闹得全都乱了套……当然，咱连咱的女子也没管得住！”
“你为啥要管人家哩？”王老师笑着问，“人家年青人，听啥不听啥，自己有主意了！你拿那些老封建思想管人家，肯定管不住！”
田芳的父亲叹息：“咱们人老几辈儿没跟人胡说白道过，穷是穷，可没做下让人指脊背的事……”
“你把我压迫了一辈子！”田芳的母亲说，“而今孩子压不住了……才好！”
“你——”田芳的父亲红了脸，“我看我活不成了！”
“穷得叮当响，臭礼性倒多！”女人更加壮起胆子，“土改时，工作组分给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他呢？晚上悄悄给人家送回去，让民兵抓住了，审了半夜，说他跟财主有勾搭，他只说……我不能白受不义之财……你们三位听听，这就是他的礼性！”
告别了田芳的父母，我们三人重新返回来。太阳升起在冬日灰蓝的天际，寒气消散了，道路上开始松冻，泥泞布满乡间大道。我们三人回味着刚才和田芳父亲的有趣的谈话，说着笑着，走到漫坡顶上。
眼前是渭河平原的壮丽的原野，坦坦荡荡，一望无际，一座座古代帝王、谋士、武将的大大小小的墓塚，散布在田地里，蒙着一层雪，他们长眠在地下宫殿里，少说也有千余年了，而他们创造的封建礼教却与他们宫廷里的污物一起排到宫墙外边来，渗进田地，渗进他的臣民的血液，一代一代传留下来，就造成了如我的父亲和田芳的父亲这样的礼义之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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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已觉不是家
接到父亲一封信，我才记起，离开家庭已经四五个月了，父亲关心我的学业，我的身体，问我是否恪守着“慎独”的嘱咐。父亲的很合规范的文言体书信，功夫独到的小草墨迹，把一个遥远的记忆勾回到我的心里来了。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陈旧。
班级之间的篮球比赛正在进行，我继续履行我的衣服架子的职责，父亲的信装在口袋里，赛场上激烈的竞争牵动着我的神经。有人在拉我的胳膊，我一回头，是田芳。什么事，等不到球赛结束吗？我实在不能从这紧要关头走开。她却拉着我的袖子，硬把我从人窝里拽出来。
“告诉你一件事。”她说，“县宣传部来人通知学校，让我们的《白毛女》歌剧下乡宣传演出。”
“真的吗？”我忙问。
“真的。”田芳说，“王老师刚才告诉我，让我叫你去，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演出呢？”我问。
“寒假里。”田芳说，“马上要放假了。”
我和田芳找到王老师的房子，完全证实了这件事。这无疑是一件光荣的任务，王老师也很高兴，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什么困难也没有，只是应该回一趟家，放假后就没有时间了，王老师批给我两天假，让我考试前赶回学校，下周就要期终考试了。
“你这次回去，你爸可能要认不出你了。”王老师笑着说，“你把老先生能吓一跳！”
田芳瞅着我，抿着嘴笑。我也笑了。
从王老师房子出来，我又朝操场走去，仍然惦记着速成二班的最后的胜输。田芳狠狠拽了我一把：“那么球迷呀！我还有事儿跟你说。”
我只好站住。
“你把募捐时记下的花名单给我。”她说。
“要那做啥？”我问。
“有用。”
“干啥用？”
“你别管。”
“你不说清楚，我不给你。”
她无奈了，只好说：“我要保存下来。待我毕业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我要加倍给每一个募捐的同学偿还！”
“噢！这样——”我说，“这样……不好。”
“为什么不好？”田芳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很不安呀！”
“那样……起码在我，就伤心了！”我说。
“你伤什么心呢？”她问。
“我们募捐，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封建婚姻的反抗。”我说，“那些外班的同学，有的根本和你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你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为啥自动捐款呢？你想想……”
“我明白。”她说，“即使这样，我也应该偿还。同学们的心意我明白……”
“当然，怎么处理这件事，由你决定。”我说，“不过，你千万别给我……偿还什么钱！”
“那……好吧！”她沉吟说，“你把那个名单给我，我要保存，比什么东西都珍贵了！”
“这倒好！”我说，“我抄出一份给你，我也保存一份。过多少年，看见这名单的时候，心里会是怎样呢？啊……这是几百颗心呀！”
“你说得多好！”田芳眼里浮出动人的泪光，声音低低的，抖颤着说，“比金子还贵重的心呀！”
从学校吃罢早饭就动身，回到东源上的我的老家杨徐村的时候，暮云四合了。冬日天短，又是步行，八九十里路走回来，整整用了一天时光。我的心情很好，离家几近半年，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站在门口，门楼兀立在寒冷的暮色里，那令整个家族引以为自豪的“读耕传家”的门匾题字，有点孤寂，也有点过时黄历的冷漠，我走进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和我的媳妇住的那间厢房，传出牛粪和牛尿的混合气息，我一探头，就看见一头黄牛正在槽头嚼草舔料。走进上房，父母住的房子从中间隔开了，分成两间住屋了。父亲正在小小的南间屋的火炕上坐着，抽着烟，母亲在炕的另一头坐着。天气寒冷，人都坐在炕上了。
昏黄的煤油灯焰下，父亲伸着脑袋，辨认着我。我叫了他一声。他惊喜地从炕上下来，坐在椅子上，就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母亲也溜下炕来，走出门去，从门外领着我的媳妇进来了。
“先生，你擦擦脸。”她把洗脸水放到我面前。
她还叫我先生，这是结婚以后她对我的称呼，而今我不是先生，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了，她还那么叫，听来已经恍若隔世了。
“先生，你想用啥饭？”她在身后问。
“随便做点吃的。”我说，听见她又在问母亲，究竟该做什么饭。我的答复反倒使她为难了。母亲总算点出清汤细面的食谱，她轻轻走出屋子去了。我心里清楚，她的言语和行为举措，全是结婚后到我家里养成的。请人洗脸叫“擦脸”，洗手叫“净手”，吃饭也说成“用饭”，全是我父亲的家规。这些我过去司空见惯的东西，现在听来倒有一种好笑的味道了。
父亲在灯下伸着脖子，瞅着我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我从家里走出去时，穿的是一件蓝袍，小包袱里装着一件备换的蓝袍，头上戴的是礼帽。父亲现在是第一眼看见我穿着的列宁服和头上的八角帽子，就那么狠看。
“你把蓝袍换了？”父亲问。
“换了。”我心里有点忐忑，父亲会生气吗？“我是用蓝袍……改的这身衣服。”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亲笑着点头说，“而今先生不兴穿袍子了。”
我的心里高兴了，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坐在炕边上，和父亲聊起家常。
在我离家的半年里，家庭分化瓦解了。父亲很伤心，说人心不古了，民风不朴了，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捣他的鬼。土改时，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看看再无什么风险，政府一股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忘记了，要买牛，要置地，要增盖房屋，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争论时有发生，矛盾难以掩盖，终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种变故，不屑地说，“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时弄不清家庭里的谁是谁非，不好掺言，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既然过不下去，各家过各家的日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管怎样，你该去给大伯、二伯问安。”父亲说，“家里分家归家里，你在外边读书，全当过去在一起过那个样子，该走的路要走到，该行的礼要行全，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我点点头，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东边里屋，正在吃晚饭，放下筷子，忙让我坐。一句关于家庭矛盾的话也不提，只是夸赞我出息了，完全像个新社会的干部的模样了。
“这新社会真是好！”大伯说，“国民党的官人一进村，吓得百姓鸡飞狗跳墙，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丢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产党的干部一进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围上了，胡拉乱偏，到饭时争着往屋里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说闲话，老杨同志顺手从我嘴里拔下烟袋，塞到嘴里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干部多亲……”
我也很感动。解放初期，受惯了国民党官匪欺压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最敏感，谈论也最多，我虽已不惊奇，却仍然很感动。
“好好念书，日后好好干工作。”伯父说，“你能在外边干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别大伯父，又走进二伯父的屋门。
二伯父正在给牲口拌草，扔下搅草棍子，把我引到他住的厢房里：“屋里地方窄，没处坐，你坐炕边上。”
“你走时咱是一家，回来变成三家了。”二伯父笑着。这样毫不掩饰地说出分家的现实，反倒使我觉得实在。他笑着说，“天下水朝东流，弟兄们再好难到头。我看呢，分了也好，免得好多麻烦。谁有啥本事谁就成自家的精去！”
我与二伯的想法很接近，就笑着赞同他。
“二伯一辈子说话不会拐弯。”二伯直着脖子说，“你爸过去管家还管得住。而今管不住了，咋哩？新社会了嘛！他在家里想当家作主哩，人家公家干部大讲大唱男女平等哩！所以，过去你爸在屋里说话，没人不服，而今就不服了！惹得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气……我说分了好！”
“分了好！”我附合二伯说，“我爸那些管家的规矩，肯定行不通了，越往后越行不通。”
“对！大侄子，你跟二伯看了一步棋。”二伯说，“比方说，政府派干部到咱村，成天宣传说，要发展生产哩！你爸还是按照你爷爷在世时的主意，‘房要小，地要少，养头老牛慢慢搞。’不合党的政策嘛！我也不满意。这不，刚一分家，我就买下一头好母牛，一年生一头牛犊，就是半个家当……”
二伯是个耿直的庄稼汉子，我一向很喜欢他，对他坦诚的说话也特别觉得实在。
“做梦也想不到的太平年月！”二伯父说，“不拉兵，不收税捐，一年交屁大一点公粮，庄稼人做梦也没敢想的好世道呀！大侄子，二伯说句结实话，而今谁再过不好日月，不光得不到邻里同情，反是要被人耻笑！咋哩？肯定是懒家伙！”
我被他的憨气逗笑了，弟弟过来叫我吃饭。
我回到父亲住的上房里屋，坐下吃饭、一碗清汤细面，十分可口，吃罢饭，我向父亲汇报了师范学校的学习情况。父亲也不显出惊奇，他大约对新社会的诸多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淡淡地说：“人家新学堂那样教，你就那样学吧！反正，不管新学堂老学堂，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当学生，求学问，还是要记住‘业精干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这话，新学堂不至于反对吧？”
“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