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关心我的将来，而结果如何全都是由你决定的，妈妈。”
女王接受了她的话，但她说：“我要和查尔斯商量之后才能做决定，我会和他谈到封号的问题的。”她又说：“私下里，我倒是觉得‘威尔士王妃戴安娜’这个称号会更合适。”
在王妃和女王都和查尔斯谈过之前，殿下头衔的去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关于王妃将来称号的问题是女王播下的种子。
那一天她们讨论了很多问题：王妃要求在白金汉宫保留一个办公室，但被拒绝了，她还告诉了女王帕特里克·杰斐逊离开的背后原因。在漫长的会面中，王妃说出了她对威廉的担心。她担心其长子和查尔斯王子坐的是同一架飞机：如果发生空难或飞机中途发生故障，他们两个都有可能出事。
女王答复说：“这只是节假日里的问题，退一步讲，只是谁去坐公共航班的问题。王室客机很安全。这个问题似乎没什么好担心的。”
在会面结束的时候，女王殷切地告诉王妃她随时可以找她。“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个大难题，但为大家着想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她说。
出于自己的责任和国家的利益，女王再次站到了儿子和儿媳的调解人这个尴尬的位置上。女王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王妃接受了这一点。她的善解人意让她难以忘怀。“我只是想要一个友好的解决方案，”王妃说，“我不是有意刁难。”
离婚离婚（2）
我不能想象没有王妃我的生活会怎么样。
我被称为“戴安娜的死党”，有人对此深信不疑，有人则大加嘲讽。但是王妃和她的朋友交谈的时候就是这么叫我的，尽管她从来没有当面这么叫过。在肯辛顿宫，王妃说：“你是我的第三只眼，保罗。”“你是我们的舵手。”她和朋友苏茜·卡塞姆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成了“神奇的墨林”①。当然，当我的意见不讨好，当我在她房里不合时宜地摆上鲜花，当我刚好挡了她的路的时候，她也常常会对我说：“你真是个烦人的家伙。”
但我知道她什么时候需要有人陪她，和她说话。同样的直觉还会告诉我她什么时候想要一杯咖啡或胡萝卜汁。做一个好仆人的艺术在于预知下一步动作，在主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先想到主人会想要什么。或者正如门房威尔逊先生在电影《高斯福庄园》里所说的：“做一个好仆人意味着失去自己的生活。”玛丽亚或许会认同这个说法。
我知道王妃什么时候情绪低落，什么时候心情愉快。那些情况下，我只是让她知道我在：她坐在沙发上，我就在起居室靠在化妆室的门上；她吃东西，我就站在餐厅的餐具柜边；她从卧室冲向起居室，我就倚在二楼的栏杆上。这时候，她常常把我称做她的“情绪调节器”。“我可以回到家把一切都讲给你听，然后便把它们全都抛到脑后。”她说。
她外出看望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病的、垂死的、穷困潦倒的人，把那些悲伤、痛苦、困厄和不幸都装在心里带回肯辛顿宫。她对一天的工作感到满意，她给那些不幸的人送去了爱与关怀，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把自己卷入了那些危险、恐惧和麻烦之中，这让她的精神不堪重负。她通常一回到肯辛顿宫就冲上楼去，喊道：“给我五分钟。我有话要和你说——我有话要和你说。”
我打开电水壶煮好两杯咖啡，然后和她坐下来聊上一个多小时，或者我听她讲，讲她看到的那些极其悲惨的事情或生病的小孩瞪着眼睛吓人地看着她的场景。王妃回忆起她在医院、安养所或医疗中心那些痛苦的经历，眼中常常涌出泪水。和我说话仿佛成了一种释放感情的方式。之后她会拿起话筒打电话给她的朋友——信仰疗法术士西蒙尼·西蒙斯或巫师丽塔·罗杰斯。
威廉慢慢长大以后王妃觉得他们母子之间可以谈一些严肃的话题了。她觉得他是个懂事的小鬼头。她从小就培养她的孩子们，和他们联系感情，使他们成为感觉敏锐、懂得关心别人的人。王妃信任地和威廉谈论她的问题和生活。他渐渐学会安慰她。他小小年纪便分担起妈妈的情感。她不想对他隐瞒任何事情。她要让他知道一切，这样他就不会轻信那些被外界媒体和王室歪曲的事实。
星期五，威廉和往常一样，在朋友山姆的陪同下回家度周末。负责保安的警官把他们送到王宫，威廉跑进前门冲向楼上，喊道：“妈咪！”
其时，他已经和王妃一样高了，一笑就露出了金属牙箍。他妈妈听到外面车轮从石子上碾过的声音，跑了出来，在楼梯平台上把他抱住。不管他们多大，王妃都一直用爱和拥抱把他们包围起来。他挣脱妈妈的怀抱，冲进起居室和他的朋友一起坐到电视机前的绿色沙发上。电动游戏中打斗的声音和孩子们争夺的叫喊声一下子打破了肯辛顿宫的寂静。孩子们回家让王妃很高兴，他们以活泼愉快的天性把欢乐带回了这座公寓。“他们不在的时候心里总觉得空空的。”王妃说。
威廉的朋友山姆以一个外界小孩的目光打量着肯辛顿宫。威廉和哈里对我的存在习以为常——我就像一件家具，而他们学校里的朋友，如山姆，看到一个管家出现在王妃的私人生活区似乎觉得很奇怪。从周五到周日，他看到我的身影无处不在。有一次，威廉突然闯进起居室，山姆紧随其后，我就坐在沙发上，王妃在我旁边，坐在座位的边缘，侧身面朝着我。我们正在全神贯注地交谈着。“噢，对不起，妈咪。”他说。
威廉有礼貌地退了出去，我听到山姆问：“他怎么总是在那儿？”
威廉据实回答：“哦，不就是保罗嘛，他一直都在这儿的。”
要找王妃只要去她的写字台就可以了，她经常写信，因此总是坐在那儿。我们交谈的时候她有时会表达不清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但只要有枝笔在手里她就能找到合适的字眼。如果说她让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她教给威廉和哈里的——写答谢函。别人为你花费时间要表示感谢，别人送你礼物要表示感谢，别人款待了你要表示感谢，别人给了你建议要表示感谢，为了友情也要表示感谢。她说我让她也学到一样东西，那就是在我们谈话之后把她的想法写下来。我曾经说过：“让你知道自己的感受，这能调节你的情绪。”因为王妃曾经写过日记，把自己对历史的独特感悟都记录下来，所以我知道把每件事都记下来的重要性。王妃作为王室的重要人物同样也生活在不寻常的年代，９０年代中期。很多人看上去都在阴谋对付她，她需要对事实真相做准确的记录。
我们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当我走进餐具室的时候会在我桌上的绿皮面吸墨纸簿上放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王妃的信，她把她想到的内容写在红边纸上。她对我们谈到的内容、给出的建议，以及她坚持不肯改变的观点都作了一番思考。那些信成了我们谈话的正式补遗。
通常，她会把信给我看过之后再收回去，比如查尔斯王子或女王那几封要求离婚的信。但有时候她觉得“真相得好好保管”，她便会把它记下来，然后交由我保管。我成了王室真相的保管员，它们和那些涉及隐私的秘密不一样，涉及隐私的秘密不会写在纸上，都锁在我的脑子里。每封信的开头都是千篇一律：“我今天坐在这儿的时候……”这些书信是她的遗赠，它们承载着她的记忆，对于揭露事实真相至关重要，它们使那些自她去世之后就被大肆宣扬的诽谤言论不攻自破。
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８日，肯辛顿宫发表了一个声明：“威尔士王妃同意和查尔斯王子离婚。王妃将保留其头衔，称做威尔士王妃戴安娜。”
这个声明发表在查尔斯王子和王妃会面之后。但真正使王妃举旗投降的是那个星期早些时候王子写给王妃的一封信。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主意，他已经不愿再去争论是哪儿错了，是谁的过失。他说：“让我们向前看。别计较过去，也别再让大家受罪了。”王妃同意了。
障碍扫除之后，律师们开始工作了，他们要拆散这段童话姻缘。
决定做好以后，王妃在精神上倒是轻松了许多。在多年的离婚争吵之后，她似乎从别的什么地方获得了额外的精神力量。“我有目标（投身公共事业），保罗。”她说，“我有很强的公共责任感。我头脑很清醒，并且热衷于此，我要摆脱一切束缚。”
离婚离婚（3）
５月，律师们达成了离婚协议，王子和王妃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参加了伊顿公学一年一度的家长日。为了长子，王妃很想去，但又怕场面难堪，因为她知道丈夫的朋友纳齐布尔斯和罗穆塞也会参加——他们的孩子也在这个学校。王妃本想和王子一同露面，但却被拒绝了。“我刚到的时候没人搭理我，包括查尔斯。”王妃后来告诉我。
在午餐会前的酒会上，她掩饰着内心的失落自己给自己兑酒，微笑着，和每个人交谈，和往日那个坚强自信的王妃毫无二致。在之后的音乐会上，她本打算坐到查尔斯旁边的，但她却发现自己被安排和校长坐在一起，查尔斯和校长夫人坐在过道的另一边。这样的座位安排让她忍无可忍。
我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她想。
王妃站起来，走过过道，来到校长夫人旁边：“打扰了，是不是觉得我们可以换个座位。我想我应该坐在我丈夫旁边。”
校长夫人当然不好拒绝。王妃做法巧妙，除了王子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她的举动。
王妃没有让他继续傲慢下去。她要让他自食其果。她知道ＢＢＣ、ＩＴＮ的电视录像记者就在外面。
当威尔士王子和王妃若无其事地走出来，然后分手各自离去的时候，她突然冲到丈夫的车旁，一直手搭到他肩上，亲了亲他的脸颊，对着他耳朵说了声：“再见了，亲爱的。”
这难得的恩爱场面出现在当晚的各大新闻媒体上，第二天的新闻大肆宣扬着：“戴安娜吻了查尔斯。”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王妃说：“这下卡米拉也尝到这种滋味了吧！”她在离婚的过程中从未失礼，但她没必要过于宽宏大量。
１９９６年５月３０日，约克公爵夫妇离婚已成定局。公爵夫人蹦蹦跳跳来到肯辛顿宫，那天她失去了王室成员的“殿下”称号，她的新头衔是约克公爵夫人萨拉。她对那天早上的新闻一笑置之。“让他们等着瞧吧！”她说。两位女士在她们惨淡的日子里一起欢笑，这笑声是对这两位不肯向“那帮人”低头的人的赞美。
像王妃一样，那种重获自由的感觉让公爵夫人感到自己获得了解放。面对恶毒的媒体和王室内部的仇敌，她始终都是一个生活的强者。即便是在离婚当天，公爵夫人对此也似乎十分清楚。“我们会笑到最后的，不是吗？保罗。”
我回答说：“保持微笑，抬起头。”说完，她快快活活地跑进起居室找王妃去了。夏天，王妃和公爵夫人带着她们的孩子去法国南部偏僻的山区度假。她们分享彼此的经历、斗争和痛苦，这让他们更加亲密。她们更像是亲姐妹而不是妯娌；两个人都在学会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另外，她们各自都有了新欢，快乐似乎又回到了她们身边。
寻找新的未来、新的方向是王妃自己的生存计划的一部分。由于威廉和哈里的关系，她将主要还是待在伦敦和肯辛顿宫，但她也开始在物色假日住宅，她还在寻求建立海外基地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道主义事业。“你喜欢澳大利亚吗？保罗。”王妃问我。那是１９９６年的６月初，天气异常的热。她问我对生活在澳新地区①有什么看法，我回忆起当年和女王一起去那个地球另一边的国度旅游的情形。“每个州我都去过，新南威尔士可能是我最喜欢的。”我说。
她坐在沙发上，翻看着一本置业手册。“你有没有想过在那儿定居？”她问。
我知道王妃喜欢让人吃惊，但在她身边那么多年，她还没有做过什么让我吃惊的事情，直到那一次。我看着她，以为她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她说。
“那么，对我来说可能离家远了点。”我说。
“知道了，知道了。”她说着，啪的一声把册子合上，然后换了个话题。
肯辛顿宫的欢声笑语和老兵营的寂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没有第二个男管家可以帮忙，没有全职的侍女，没有私人秘书，我的工作总是那么繁重。我很清楚，自己在工作上花的时间太多了：早晨８点钟出门，晚上１１点过才回家。当我回到家的时候，玛丽亚等到的是一个心力交瘁、烦躁易怒的丈夫。亚历山大和尼克只有在星期天或者王妃邀请他们到王宫去玩的时候才能见到我。家庭生活成为一种煎熬。从２月份王妃宣布同意离婚的那天起，我便吃住都在王宫，我陪着她，分担她的痛苦，与她共同面对那些法律程序以及剧烈变化所带来的纷乱心绪。
“当你看到一个家庭破裂的时候，你也应该自己反省反省。”玛丽亚说。“别光想着威尔士王子和王妃的婚姻里有三个人。我们的婚姻里同样也有三个人：你、我还有王妃。这让我很感冒，保罗。”
伯勒尔家另一桩婚姻的形势更加严峻。我弟弟格雷厄姆承认了自己的不忠，妻子简恩，带着两个孩子离家而去。他的电话打到我的餐具室，电话中的他唏嘘不已，他的婚姻看来彻底没救了。我们兄弟情深，他的婚姻不幸比王子和王妃离婚的事更让我头痛。当天，老板吃饭的时候注意到我情绪低落。她知道我们兄弟俩的关系。
吃完饭，她说：“能把格雷厄姆的电话号码给我吗？我给他打个电话。”
那天晚上，她坐在桌前拨通了格拉斯莫尔我弟弟家的电话。弟弟接电话的时候正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
他无法相信和他说话的是王妃。如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