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39-一代名士张伯驹:文化高原上的奇峰(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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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9-一代名士张伯驹:文化高原上的奇峰(选载)-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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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沉思了片刻回答说:“现在尚不需要钱,如伯驹肯让价20万,《平复帖》归他。”    
    韩君如实回复伯驹。


《一代名士张伯驹》 第二部分《一代名士张伯驹》 不畏权势力护国珍(2)

    伯驹心想:我目前尚无此财力,不过是为了在溥心畲处早备一案,不致于使古董商人先于我而已。    
    “伯驹有此预见,实乃难能可贵!”韩君赞叹。    
    “我也是在暗示溥心畲,国宝若转让,理应让给收藏家,而不应该售给古董商人。”伯驹又有些激动。    
    “我看已经达到目的啦!”韩君劝慰道。    
    伯驹这一招果然奏效。    
    1937年的早春,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叶遐庵正在筹备《上海文献展览会》,他日思夜想,欲得《平复帖》,以壮《上海文献展览会》之威。于是,他托张大千致书溥心■,诚恳表示他愿以6万元求让,心■复函大千说:“张伯驹先生已先于遐庵求让,我让价20万。事隔一年,如叶君有意收藏,让价仍不变。”大千将心■复函转给遐庵,遐庵更无此财力,此事只好作罢。    
    1937年盛夏,伯驹偕夫人慧素赴平休夏。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由于铁路运输中断,夫妇不能返沪,在北平住了几个月。这年年底,伯驹又去天津。腊月二十七的上午,在回平度岁的车上,伯驹意外地遇上了傅沅叔先生。谈话之间,伯驹知道心■恰遘母丧,需款正急,而银行提款又有限制。    
    伯驹此时双眼微闭,略有所思。沅老见状问之:“伯驹有何心事?”    
    “沅老,我一直想收藏《平复帖》,在心■处早有备案,您能否居中周旋,如果他肯以《平复帖》作抵押,我可以借给他1万元。”    
    沅老欣然应允。    
    “沅老,此事越快越好。”伯驹又添了一句。    
    伯驹至平寓所,与夫人言及此事,慧素极为赞赏。伯驹很高兴,自从他花重金收藏国宝以来,家中无一人同意,还时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自从他和慧素成婚,家庭和睦温馨,因她给予了他莫大的支持。    
    晚饭后,夫妇二人急切地盼望着沅老的到来,待至夜深,也不见沅老的踪影。伯驹收宝心切,毫无睡意,夫人劝他早些休息,好事不怕晚。    
    次日午间,沅老至伯驹寓所。伯驹夫妇也怪,既想马上见到沅老,又怕沅老带来不测的消息,心中忐忑不安。    
    沅老未坐定即启口:“心■说,此宝若转让,只能让给伯驹君,他不仅是最早备案的,况且志在收藏。我若转让他人,不仅有负于伯驹,也将有负于世人啊!”    
    听到这里,伯驹夫妇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沅老还告诉伯驹:“现在心■只要价4万。我看不如径直买下为简断。”    
    伯驹当即拿出两万元,请沅老先付心■,其余两万两个月内付竣。    
    腊月二十八,《平复帖》这件稀世珍宝由沅老从溥心■手里接过来,持之家中题跋后,腊月二十九送至伯驹寓所。    
    伯驹夫妇欣喜若狂。从此,他将北平的寓所命名为“平复堂”。    
    “平复堂”满室生辉,为丁丑年的春节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伯驹逢人便说:“《平复帖》伴我度过了新春佳节!”    
    正月里,一位不速之客来张伯驹家“拜访”。此人就是古董商人白坚甫。白曾向日本人盗卖了大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告身帖》就是通过他转手日本人的。他得知《平复帖》的下落,便前来登门拜访。    
    “我喜欢《平复贴》,愿以20万甚至更高的殊价购买,愿张先生让之。”白坚甫自认为出价高昂,定能得手。    
    “《照夜白图》、《告身帖》等国宝均已被民族的败类转手洋人,如今你又打起《平复帖》的主意。可惜此帖已在我的手中,只要我张伯驹在,任何人也休想得到它。”伯驹得知白坚甫居心不良,有几分气愤,话说得很不客气。    
    “大爷息怒,大爷息怒!白某没有别的意思。”白现出鼠相。    
    “金钱易得,国宝无双,收起你的臭钱。”张伯驹已忍无可忍,对白下了逐客令。    
    白坚甫狼狈而走。    
    张伯驹为了保护祖国的文物,冒着一次次的风险,经历着收藏生涯的一次次艰辛……    
    张伯驹怒斥古董商人不久,他应邀来到郭世五家。郭世五名葆昌,原是袁世凯的差官,很得袁的宠信。袁称帝时,郭向袁进言,应制“洪宪”瓷器,作为“开国”庆典的纪念,并要用故宫珍藏的精品作样本。袁同意,郭于是从故宫文华殿提取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带往景德镇。1915年,“洪宪”瓷制成,胎极薄,瓷极细,色彩清新,图样美丽,堪称一流瓷器。袁死后,郭从文华殿提取的大量精美瓷器全部归为己有,成了郭氏觯斋藏瓷中的精品。他一面将瓷器中的精品售往美国,一面在国内继续收买瓷器,郭于是成了当时国内收藏瓷器的专家。    
    在溥仪寓居天津张园时,郭趁其财力紧缺,又购买了《三希堂法帖》的其中二帖,即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另一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原藏故宫博物院,现在台湾)。郭得二帖后,又是企图转手渔利。张伯驹就是应邀前来就商此事的。


《一代名士张伯驹》 第二部分《一代名士张伯驹》 不畏权势力护国珍(3)

    伯驹前来一是要鉴定一下二帖是否是真迹,二是顺便看一下其它的文物。果不出所料,他在这里还见到了李白的《上阳台帖》和其他珍贵文物。    
    “《中秋帖》与《伯远帖》如伯驹君愿收,我愿以20万让出。”郭世五毫不客气。    
    “岂止是这两帖,其他文物我也愿收,我将差人来与你再议。”郭世五愣了一下,他心里在想:“张伯驹真是豪富啊!”    
    其实,张伯驹在未来之前就为此事伤透了脑筋,他深知,郭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国宝在他的手里,早晚终有不测。但是,他索价如此昂贵,哪有此财力收藏啊!    
    伯驹唯恐两帖流落海外,《三希堂法帖》就再也不会有延津剑合之望了。不日,他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复商此事。    
    柳向郭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二帖并李白《上阳台帖》,唐伯虎《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议价20万让于伯驹,但因财力不足,先付6万,余款一年为期付竣。郭应允。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后,金融封锁,余款到了第二年不能支付。伯驹四处筹措无望,无奈,只好将二帖退回郭氏。其他的留抵所付之款,仍由居间人协调结束。    
    不久,郭逝世,其珍品归其子。日寇侵华,战争席卷全国。伯驹偕妻携女,颠沛流离,但一直挂念此事。日本投降,他从西安返回北平,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委托柳春农向郭氏后人郭昭俊询问二王法帖。    
    春农回复,尚在郭家。伯驹表示,愿收藏。其子让价,二帖为3000万联币,当时折合黄金1000两。居间人往返数次,磋商于郭昭俊,价能否再低一些,郭没有诚意,但伯驹并未罢休。    
    正在这时,教育部战时文物调查委员会副代表王世襄到平,专门调查重要文物损失情况。他第一个找到张伯驹商议。    
    王世襄意见,首先让德国籍某人所藏铜器和郭昭俊所藏瓷器归于故宫博物院。伯驹极为赞同。    
    王荫泰在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曾下令:“此部瓷器有所移动,必须先呈报。”郭氏藏之精品除郭世五生前已盗卖于美国外,其余由郭昭俊让价王荫泰。所剩瓷器已多半不是从文华殿及热河行宫提取的原物,即使收回,议价也不宜过高。伯驹建议王世襄妥善处理。    
    正在磋商之中,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到北平视察。消息传开,郭昭俊由朱桂莘引荐,攀援上了宋子文。经几次接触,一桩交易,双方默契。    
    郭昭俊公开将所藏瓷器捐献故宫博物院,由行政院发给奖金10万元美金,并委派郭昭俊为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郭暗地将二王法帖献给了宋子文。    
    故宫博物院的陈列专柜里陈列着郭昭俊所献瓷器,室内悬挂着郭世五的遗像。不知情的参观者无比景仰郭氏父子;知情的参观者窃窃私语。    
    张伯驹深知内情,对此事气愤不已。他和朋友商量,想登报揭露此事。朋友劝他:“宋家势力之大,不可轻举啊!”他终日寡欢,积郁难平,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二帖的下落。    
    一年以后的一日,他忽然接到上海潘伯鹰来函,约其撰稿。    
    为了不致使国宝流落散佚,他冒着风险,挥笔写了一篇《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不久,《新民晚报·造型》副刊刊出。文中以翔实的文字列举了故宫散失书画的一些佚事,尖锐地揭露了二王法帖的不幸经历。上海文化界人士极其重视此事,各种场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宋子文见事不妙,恐惹物议,急忙派人将二帖退还郭昭俊。    
    《新民晚报》的艺坛通讯载:“稀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之子献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    
    张伯驹看后,稍感欣慰。他依然密切注视着二帖的去向。    
    北平解放前夕,郭携帖逃往上海,从香港转至台湾。    
    这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日夜伏案疾书,连续撰文各报刊,披露故宫博物院书画散佚之惨重,大声疾呼国家应全力抢购国宝,免得外流。    
    张伯驹热爱文物、保护文物的精神受到各界人土赞扬。然而,他也受人责备。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说:“张伯驹身为本院专门委员,不为院里之事隐讳,反而还大肆宣传。”伯驹听后,一笑了之,表现出淡然无极,八风不动的意度。他的眼睛继续盯着二帖,以至穷追不舍。    
    不久,他得知,郭昭俊定居香港,将二帖押在英国某银行。伯驹又各方呼吁。此事后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故宫博物院以重金收回。故宫博物院经辗转在香港以重价收回了二帖。    
    伯驹自1937年见到二帖,这颗心就悬了起来,悬了整整13个春秋。岁月悠悠,一颗为民族的赤诚之心天地可鉴。    
    当收藏家的这颗心落下来时,他长吁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然而是发自内心的话:“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好啊!”    
    


《一代名士张伯驹》 第二部分《一代名士张伯驹》 倾家荡产慧眼蓄宝(1)

    倾家荡产慧眼蓄宝    
    历史名城北京,从金代至清代宣统退位,历时近800年,曾是四个朝代的都城。她久经风雨,饱经沧桑,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有着灿烂的文化。都城皇宫内苑荟萃着历代的奇珍异宝,闪耀着历代劳动人民智慧之光。    
    到了清代末年,中华民族的瑰宝屡遭劫掠,不时丢失。民国十三年十月初九,溥仪仓皇离开紫禁城,带走了不计其数的历代珍贵文物,宫中的权臣奴仆趁机窃走了大量的古玩字画。民国十二年九月,宣统皇帝一次无偿送给日本人价值30万美金以上的古玩字画。后来在民国十五年至十七年间,日本居然在东京举行了《中国唐宋元明清书画展览会》,可见文物流失国外之多。对此,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张勋复辟失败,溥仪蛰居天津张园,主要靠变卖字画文物,挥霍享受。伪满覆灭,被溥仪潜移出宫的历代书画珍品一千二百余件皆散失于长春、通化一带。    
    北平的古董商人闻讯,纷纷赶赴东北抢收,琉璃厂玉池山房马霁川,论古斋老板靳伯生捷足先登,争相用低廉之价收回大批书画珍品。    
    张伯驹收藏的举世皆知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惜倾家荡产,从古董商人马霁川等手中购下的。    
    这期间经历了种种的曲折和艰险……    
    民国三十五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真迹与赝迹,精品与常品一时难以确认。张伯驹手拿一本旧日《故宫藏画目录》,看了一遍又一遍。另外,他广事搜寻流落在市场的书画,所知1198件。他据目录考定,除赝迹及不甚重要者外,精品只有400余件。    
    一天,他致函故宫博物院,建议可采取两项办法:    
    其一,所有赏溥杰单内的,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    
    其二,选精品经过审查鉴定议价收回。    
    按当时价格,不需要过巨经费即可大部分收回。但伯驹的建议,南京政府漠不关心,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叔平)又委蛇进退。于是,真迹、佳品大多流落于商人之手。    
    一些古董商人见利忘义,绞尽脑汁,企图转手渔利,大发横财。    
    狡猾的马霁川从收购的几十件文物中,一边选出既真又精的珍品偷偷运往上海,以伺机转手获取重利;一边选出20余件,送故宫博物院。    
    院长马衡发出柬约,邀请张伯驹、张大千、邓述存、于省吾(思泊)、徐悲鸿、启功(元伯)等专家前往审定。    
    专家们收柬后,十分兴奋,他们一直期待着故宫博物院能更多收回一些精品。不料,审定后,大失所望。在20余件书画中,除明人文征明书《卢鸿草十志堂》册、宋人《斫琴图》卷、宋高宗书、马和画《诗经·闵予小子之什》卷和清王原祁《富春山图》卷系真迹外,其余均是赝品。    
    专家鉴定以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议。张伯驹等人与会并发表意见,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也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最后会议决议收购宋高宗书、马和之画《闵予小子之什》卷、宋人《斫琴图》卷等共5件真迹,其余退回马霁川。    
    张伯驹虽一介书生,但对于收购文物一类事甚为精明。理事会闭会,张伯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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