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就“僧多粥少”，还一个劲搞“二桃杀三士”（图三三），弄得一帮知识分子比范进还范进，老脸一抹，什么都不顾。弄虚作假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者有之，投书诬告他人者有之，提点心匣子到评委家走动苦苦哀求乃至下跪大哭者有之，甚至赌气轻生搁一摞书在路边扬言到轮下讨公道者也有之。汰优存劣，以中国之大，也许只是局部，但埋没人才绝不是少数。比如我的同行，考古学家卢连城，古文字学家何琳仪，他们都比我年长，在同辈中成绩很突出，无论横比竖比，论年资，论水平，我都看不出有什么道理，非把他们压在下边。当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第一届院士，有些人，如李济先生，对郭沫若看法很坏，但讲学问，还是承认郭的贡献，照样推选郭先生当院士，虽然郭先生自己不接受。我们的评委怎么就这么没气量也没眼光？对评职称一事，现在大家都习惯于拿“看开”二字安慰别人或自我解嘲。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拿眼睛“看”就能“看开”，也不认为“骂”就能解决问题。因为骂归骂，套摆在那里，谁都得往里钻，只要钻进去就不骂了。但自己的看法也未见其高明，还是两字：没辙。
给现在不合理的制度“火上浇油”，突出问题有三个，我看，这才值得请名医会诊，下良方猛药狠治一下。
这三个问题，头号问题是“工程热”。知识分子搞科研，有人送钱，甭管国家的钱，死人的钱，外边的钱，谁说不是好事。问题不在钱。钱是“好东西”，但一跟权力挂钩，成为控制财力、人力，定人生死祸福，当“学术寡头”的东西，就是一种腐蚀剂。再清高的人也趋之若骛，“人文精神”全都掉钱眼里去了。本来文科和理科不同，不一定非得强调集体协作，非得拿“修四库”当学科建设，好像只有资料长编式的大丛书（可配合图书市场）才算成果。在这个领域中，恐怕更应提倡的还是独立研究、创造性的研究，当教授的和当学生的都要有这种精神。可是有些人不是这样，越是年纪一大把，劲头不够使，还越是热衷“修长城”，非巧立名目，弄一大把钱，拖一大批人，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跨”上一个“世纪”，这一堆人就埋在“长城”底下了。现在，大家一窝蜂地上大项目（有些项目可以高达上千万），效益如何，值得怀疑。据说全国结项，大部分都完不成。这要搁在经济领域，至少也是渎职罪。大量资产流失且不说，还影响安定团结。我的一位参加项目设计的朋友讲，现在是花国家的钱不干事，评这评那，样样占先；不拿钱照样出成果，反倒吃亏倒霉，样样没份。特别是有些人简直贪得无厌，旧项目啃两口丢一边，又冲新项目去了，自己报不成，就打学生的旗号，能霸一个算一个。这样的风气，我看是该杀一杀了。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说校园政治（2）
其次，和上一问题有关，还有一个问题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叠床架屋，人为制造的层次太多。现在提倡竞争机制，不但人与人比，系与系争，就是学校和学校之间也要一决雌雄〔零案：现在国家已明令禁止企业评比〕，胜者大名大利、大权大势集于一身，败者只能自认倒霉，这未必真有好处。比如一个学校，本来有教授、副教授、讲师三个层次也就够了。但现在因为新老代谢太快，新教授一上市，老教授就不值钱，非得多加几顶帽子在头上，不足以显示其身份与他人有别。我们不但把教授分成普通教授（新教授）、碩导教授（现在也多半是新教授，在概念上已与前者合一）和博导教授（老教授）好几种，而且还设了“政府津贴”、“突出贡献”、“跨世纪人才”等各种名衔，经常评这评那，连死人都参加评奖（只能让家属领），如果再加上各级学术评委以及首席科学家（这是从科委系统套来的）、院士（听说正在酝酿），实在是一种“爬不完的坡”（活到老，爬到老）。现在时兴讲“国际接轨”，其实这类东西大部分都无法接轨。比如“博导”，美国的正教授叫full professor，是做到头的教授，下面的副教授和助教授（相当我们的讲师）也都叫“教授”，他们统统都可以当“博导”，比我们简单的多，也平等的多，绝不会像我们这里把所有头衔都印在名片上，就连到国外转了转，也能写进百科全书。现在我们把教授分成“碩导”和“博导”，当然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我们把研究生分成两道坎，硕士、博士接不起来。国外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一般都是以博士为主。特别是文科，那是“自古华山一条路”，险得很，既不好找工作，也没有退路。你要不想死心塌地做学问，清清苦苦当老师，就趁早别进这个门。这样的课程不但不限年头，什么时候读完什么时候算，而且往往是硕士、博士一条龙，主要是冲博士去的。可见要废“博导”，也应对研究生的培养制度做相应的改革。“博导”是国际丑闻，政府已宣布废止，明确声明一切正教授都有资格带博士生，但利益所在，难免死灰复燃。最近我的学校又搞“老博”评“新博”，其实还是老一套。我们的评职称、评头衔是“水涨船高”，从前的行情，当个副教授、教授，大家就满足了；现在不行，好像不当博导就誓不罢休。乱加头衔的结果是头衔贬值。我想，现在做社会学研究的人，不妨调查一下，做点time study，看看大家是怎么分配时间。现在的大牌学者，学问大了，“浑身都是宝”，难免挨人宰。别人宰倒也算了，还自己宰自己，整天评这评那，什么会都开，什么书都序，这种“充分利用”，其实是既毁自己，也毁别人。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没当过“博导”、“课题主持人”，也没搞过“大项目”，但他们是真正的学者。学者不是社会活动家，不是官员和承包商。他们靠本事吃饭，靠著作讲话，比什么都强。正如太史公讲李将军，“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们当老师的，如果日事钻营而无心学问，将何以为人师表？何以鼓励学子从教。
第三，现在的广大教师，不包括上面所说帽子很多的那些人，谁都知道待遇很低。比如我所在的学校，要说名气，在全国要算很大了，但很多人一月才拿二三百元，菜篮子都成了问题，我跟面的司机讲，他们根本不信。过去，大家开会就哭穷，我烦。因为经济改革，该倒霉的肯定是咱们吃国家饭的人。况且，有人成天嚷着要蹬板车卖带鱼，拎大包倒衣服，光扯着嗓子喊，没见谁动过窝。但现在，一想到上面那种乱造，我就心里难受。觉得与其这样花钱打水漂，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我想，只要大家生活无虞，安定团结，一门心思搞学问，所出成果当不在“长城”之下。总之，以现在的国情，我以为慎重立项，减少层次和抑富济贫，不但很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做得到。
【附记】
此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我有个习惯，是像传统文章或书画落款，每成一文，必在文章结尾处记录写作时间和地点。但这篇文章，我无存稿，印出的东西上面没有，也许是编辑以为多余，把它删掉了。这篇文章是我读韩毓海文（《北大：魂兮归来》，《中国青年》1996年4期）的感想。该文曾在北大引起巨大反响，但遭封杀和批判，没人公开支持，即使同情者，也一定要说，这里不妥，那里不当，事实不准确，策略不得当，作者有私心，等等。现在有一种怪说，北大，前一百年，是蔡元培等五人一手之烈；后一百年，则是或将是另外五人的丰功伟绩。对比此说，“魂兮归来”，还是我们的心声。所以，我写了这篇小文，予以声援，今天仍不后悔。其写作时间必在韩文发表后不久。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书不是白菜
现在的书真是越做越大，越做越滥，不但砖头一样的厚度和重量早就控制不住，鸿篇巨制一发不可收，而且卷数、册数也不断膨胀，动辄以“丛书”、“全集”、“大典”、“大全”豪华包装，隆重推出（多为死人和资料着想），领导疼，专家爱，媒体吵作很热闹。然而结果怎么样？做书的人都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反而把道儿全堵死了，就像高峰时刻的马路，半天都挪不了一步，图书市场的真相是很不景气。
做书难，但非大书还不做。这件事在我看来真是莫名其妙，但据业内人士讲，它可太有道理。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对出版社来说，出大书可以拿大奖，拿了大奖，别的不说，首先书号就不受限制，名、利都在里面。其次，从营销角度讲，无论做广告还是征订发行，大书也比小书划算：做一本是做，做一套也是做。更何况，大书比较扎眼，往书店里一摆，一占一大排一大面，“每个人走过她的身旁，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不像小书，埋在大书里面，怎么找都找不着。好处是明摆着的。
第二，大书都是出自名校名所的大手笔，不是“大师”就是“小师”，咳唾珠玉；“浑身都是宝”。过去毛主席号召养猪的宣传画这么讲（图三四）。“小师”可组丛书，“大师”可出全集，各种巧立名目的大典、大全也绝对少不了（或策划，或主编，或撰写）。他们的书都是借“课题化”的东风，靠申请大经费，主办大工程（仿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拿钱堆出来的大成绩，主管部门的领导都好这一口儿。这是学院政治的主流，当作者的，全都趋之若骛，好处也是不用说。不只是一次性的好处，而且是连续性的好处。它对写书人进一步申请经费、提升进级、获大奖皆不可缺少，一次高则步步高。
第三，出大书对作者、出版社、图书市场和读者都有形格势禁的导向作用，逼你非大书不写，非大书不做，非大书不卖，非大书不买，大家摇头归摇头，反感归反感，但给个骨头就啃，见个火坑就跳，谁也拦不住（这是浮华世风下的文革旧梦）。比如我历来都反对加入丛书（光是统一的封面就受不了），但到底还是加入了好几种，甚至还主编过套书，文章也被拆装变卖、一菜多吃地收入各种散文集或大系，惭愧呀。
反正，叫他们一说，做大书还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记得六、七十年代、文革前后那一阵儿，我们曾为“政治挂帅”还是“金钱挂帅”吵得不亦乐乎。八、九十年代，这些问题迎刃而解。现在，我们不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是说，“有大钱才能使鬼推磨”或“有大钱才能使大鬼推磨”。也不说“有权在手就什么都玩得转”，而是换了其他一些冠冕堂皇也讳莫如深的说法，大家都熟悉，我不必引，其实是政治给金钱挂帅，金钱也给政治挂帅，二者完美结合，相得益彰，一点矛盾都没有。但可惜的是，在上述“皆大欢喜”的背后，真正倒霉的还是广大读者。因为他们不但买不起大书，也读不动大书。
书已经多到看不完也大到读不动了，这不是我的耸人听闻，而是很多人的同感。一个人读多少书就烦，古人和今人或许不一样，但读多了就烦，这是生理规律。现在的年轻人更好，一读就烦，不烦的是电脑，“知本家”的神话可谓铺天盖地。有人说人脑也像电脑，可以不断扩展，升级换代，但再怎么着，也还是有阅读疲劳。我有个朋友说：饥饿是最好的厨师（德国谚语）。这是至理名言。电影《甲方乙方》就表现过这个至理名言。我想，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大概都体会过什么叫饥饿，知道饥饿对我们的胃口有多大作用。插队时，我可以一口气吃八个馒头；进城来盘过油肉，我能兴奋好几天，比孔子闻韶还带劲儿。过去，我们的书和食物一样匮乏，大书好像根本没有，有也很少，套书，也是从《走向未来丛书》才走向未来。那时的书，纸很黄，也很糙，字数多在十万以下，而且几乎都是单行本。但在我们眼里，它们很美也很丰富。我们把一本书翻过来掉过去，一读多少遍，津津有味，直到“韦编三绝”。那时的装订远不如现在结实，页角翻卷，纸张散开来的事是常有。饥餐渴饮，如狼吞虎咽，连骨头渣都剩不下；刨根究底，如浅斟细酌，品出的东西比原作都多。嗨，那才是真正的读书，真正有滋有味的读书。虽然，那时的书可能并没有太多“滋味”。为此，我常抱怨上苍：为什么有肚子的时候，我们没好吃喝；有好吃喝的时候，我们又没肚子（图三五）。
去年，给学生讲课，讲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我讨论过古书的“经典化”。我说，人类发明文字，最初是为了记录，先是记钱米、记土地、记人口，然后才是讲风花雪月、古往今来和玄妙的哲理，古书从档案中解放出来是场大革命。但古书在其获得独立发展之后仍有重新变成档案（束之高阁，备人查用）的危险，“经典化”就是为了摆脱这个危险，让人从很少的东西里读出很多的东西，常读常新（因此又有注释不断膨胀的问题）。《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这是林彪爱说的话，毛泽东说“林彪同志的概括力极强”，他对“经典化”很有体会），“经典化”和篇幅有一定关系。比如中国古代有三部经典，西方译本最多，即《周易》、《老子》和《孙子》。它们的古本都是5；000多字，搁到现在，顶多是篇短文。这叫“少而精”。它和时下所说“精品”可大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精品”，那都是“大而精”、“多而精”，它们都是为了图书馆而不是读者准备的。如果一定要读，最好蹲监狱。
现在的学院政治是“文盲管科盲”，人文、社会科学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总是最后才被人想到。最近，李嘉诚先生设大奖，用来奖励科技人才，叫“长江奖”。后来，想起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