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学院政治是“文盲管科盲”，人文、社会科学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总是最后才被人想到。最近，李嘉诚先生设大奖，用来奖励科技人才，叫“长江奖”。后来，想起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落下，乃委托名气很大的《读书》杂志来评选属于后一领域的图书和文章，也叫“长江奖”。作为这一活动的“推委”（推荐委员），我很头疼。第一，现在的学术界，本来就是专家多而通人少，我早说过，专家其实是不读书的，他们都是只查书，不读书，或只读专业书，不读其他书，其实是“学术残废”，而且都是因公致残，光荣得很，比如我就是多少年都读不成书。第二，让如我这样不读书或读书非常片面的人，方方面面坐一块儿投票表决，很可能是“偏见的集合”，反而把真正的好书给埋没掉了（美国电影《Stag Party》对西方民主有上佳描写：投票是为了杀人）。第三，现在世无英雄，个个都是爷，我们真的又能举出什么既有学术水准，又有思想深度，还有广泛影响，人人都能认可的书？我瞪着眼想半天，好像一本也想不出〔零案：我没有参加上述图书奖的评奖，只推荐过两篇《读书》上的文章〕。
在三联的会议上，我无言可发，只有一条建议，就是唯其有上述的“大势所趋”，为了提倡个性和创意，我主张，上面那些大书和套书一定不能入于评选之列。《读书》好像还能接受我的想法。否则，就像奥斯卡和世界杯，评完集体，再评单项，怎么办？
总之，为作者计，为读者想，我要小声呼吁一下：
书不是白菜，不一定要成堆论捆地卖（图三六）。
2000年1月24日写于上海博物馆
【附记】
原文曾在《万象》第二卷第5期发表。“小声呼吁一下”，编者以为，“呼吁”岂能“小声”，迳将“小声”删去，但我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呼吁能有多大声？只能随便一说，而且是悄悄的，所以现在，我又顽固地把它恢复了。另外，我想说明一下，过去的北京，每年冬天，家家都储备过冬大白菜，搁在阳台或楼道里。白菜都是成堆论捆地卖，甚至用板车往回拉。这种现象，现在已成往事，就像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说骑着车子点灯笼，当年听，那是前仰后合，笑成一团，如今的年轻人不明白，笑是肯定笑不起来了。我的话未免老气横秋。白菜已成往事，但我说的老理儿并不过时。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学校不是养鸡场（1）
——读网有感
最近上网，看到一些关于中国大学改革前途的讨论。论者各抒己见，比我的了解要广泛和深入，让我学到不少东西，这里只是补充，道义上的支持。下文所论“领导”（或“老板”）乃为行文方便，作为社会现象之代号，并非特意和哪位过不去，请勿对号入座。
一、历史的回顾：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说“校园政治”》，登在《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针对哪一所学校，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我掂量再三，说过一段话：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当时的三联负责人很负责，觉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让上峰看到不好办，竟直接替我动手术，改为“问题”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却原封不动，刊出的结果是，“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问题亟待革除”。当然，这也就成了给我填堵的语病。
当时，我批评的“弊政”有三条，一是“工程热”（我叫“知识分子修长城”），二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三是广大教师（不包括头上戴着很多帽子的人），他们的待遇太低。此外，我还讽刺过学校里的“托孤寄后”、“祖孙相继”，咱们中国统治术特别擅长的“二桃杀三士”（汉代画像石的流行主题之一），以及当代的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在这种境遇下的人格扭曲。杂志摘了我的一段话。印在题目下面。我说，“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与其这样花钱打水飘，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因为在我看来，生活保障，安定团结，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回想起来，话是一点都没错，但也一点都没用。我猜，那时《生活》刚办，远不如现在这么火，读过我文章的人肯定不多。
现在的事情，再往前追溯，我还记得8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哭穷。我记得我们的一位校长（已故）跟国家领导（已去职）吵架，问他“自谋生路”是什么意思（那时，国家还顾不上学校，基本上是像对农村和个体户那样），领导扔下四个字，叫“大势所趋”，让他自己掂量。那时，正是“电子一条街”走火中关村，举国皆言经商，世人争说下海，掀起阵阵狂潮的时候（现在那里盖了很多高楼，而且出了很多“知本家”）。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者类的不识时务者，难免失落，竟然抚今追昔，推中国之情，想世界之理，见贤而思齐，穷且益酸，非跟外国教授攀高低，以为他们是坐在社会的宝塔之上，说什么国运不昌，全在不能重用知识分子，特别是懂科学技术，代表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让聪明人来管理国家——像人家外国那样。然而，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他们说，由专业知识分子特别是用他们的专业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很危险的事情，全世界的政治家是另外一种行当。所以，我以“太史公去势”为喻，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什么叫“大势已去”，什么叫“大势所趋”。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早就被“割球骟蛋”，全世界都如此（见拙文《太史公去势》，收入我的《放虎归山》）。当时我太壁上观，总以为校园里的蠢蠢欲动，社会上的蠢蠢欲动，主要是基本形势看不清。国家对农村是黄老政策，听其自生自灭，城里不是。城里的改革是干什么？是砸碎铁饭碗，不吃大锅饭。改革的矛头所向，那不是明摆着的吗？首先就是咱们这些吃国家饭（过去叫“吃供应”）的人。第一是国营企业的工人，第二是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第三就是知识分子。所以，正是这些人，他们抵触最大。他们对改革之名，是企足引领以盼之；对改革之实，是牢骚满腹以骂之。当时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完之后，还把问题归咎于改革的迟缓和不够彻底。那时大家都很幼稚，谁都不去思考，谁也不愿思考，改革的代价是什么，改革的风险在哪里，改革的利益怎么分配，获益者要不要受节制，受害者要不要被保护，他们还以为，这都是改革以外的事，和改革作对的事（现在的任何工程上马，都得有成本计算和风险评估，不能认为是工程以外的事）。就像农民怨农产品价格太低，城里人却嫌卖得太贵，谁急了都会说，这是改革不够彻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是那个时期的特点。
距上面两篇文章的发表已经十多年了，有人以为，国家有余钱，可以朝学校投一点，很多聪明人，特别是技术专家类的聪明人真的出来替我们管理学校，大家的工资长了一点，彼此的差距大了一点（现在这是不带负面含义的词），少数身居要职，官员兼教授，教授兼官员，政治为金钱挂帅，金钱也为政治挂帅的人，通过改组兼并，建设基地（人人争当基地分子），承包课题，腐败了一点，学校更趋时趋势，跟社会潮流（包括全球化的不正之风）更贴近靠拢了一点，就是改革的最大成绩。然而，我说的“弊政”，结构性的“弊政”，其实一点也没改，非但不改，还变本加厉。他们觉得，既然蚯蚓、蝎子、黄鼠狼都公司化了，怎么改革的春风就吹不进去，还留下这块死角干什么，学校不是福利院，还是老板说了算，裁人下岗，乃是势在必行。所以也就难怪，现在被革除的不是学校中的“弊政”，反而是我提出的“问题”。有钱烧着，下一步干什么，就剩磨刀霍霍向牛羊。这是大家等了十来年，才水落石出的结果。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学校不是养鸡场（2）
二、老板的道理：大人有钱你有命
回顾以往的历史，校园中的事情并不复杂，它并不是哪一位领导的心血来潮，或其上级部门的不知下情，而是整个改革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们这个曾经是“化外之地”的改革死角，和社会潮流相比，该有的都会有，没有的也会有，顶多也就是慢了几拍。比如，企业兼并，学校也兼并；企业搞工程招标，学校也搞课题承包；企业想把产品打到海外，学校也要跻身世界一流。所有的道理，大体相同。但问题是，我们的领导，他们觉得，学校的改革还不够彻底，改革的措施还没有配套，什么都端上来了，酒还没上。酒徒（山东说法，叫“历史醉人”）的说法，是不行不行，咱们今天可得动真格的。我琢磨，领导的心思，他们从国家拿钱，主要是对钱负责（口头禅是“要对得起这××个亿”），而不是对人负责，越是大笔花钱，才越是需要裁人，这是符合其经济理念的做法。所以，今天对大家来说，真正有切肤之痛的敏感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下岗。下岗在全国早就理所当然，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它的理由太堂皇（而不是像一般老板解释，公司亏本，难以为继，对不起了）。据说，这一切全是为了学校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目标明确，决心很大，一定要在几年之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一流大学”（即他们穿梭其间，流连忘返，口水滴答、艳羡不已的某某某某大学，恕不具引）。这些专管出国考察找钱敛钱统计数字收租子越来越像老板的领导，他们的大政方针，就是全面推行企业化和集团化，鼓励千军万马修长城，通过结构改组，把饼越摊越大（中国现在的很多人都是靠这种办法升官）。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优化原则也好，末位淘汰也好，基础是三优三劣，谁主沉浮，那是明明白白。理工和文科，是理工说了算；海龟和土鳖，是海龟说了算；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是学校领导说了算。现在的学校领导，很多就是这一理念的完美组合。如果我们顺着他们的逻辑想，老的卖其老，小的夸其小，青黄不接的自认倒霉，只要被裁不是我，幸甚，很多情况就会像黑心工厂一样。其实，这些老板的心思很清楚，就是凭你说千道万，我是非裁不可，不裁你就裁他，数字算好（就像打右派一样，是有指标的），搁在面前，而且讲法律时效，一旦规定出台，快刀斩乱麻，就像足球场上，判错了也不能改，该谁倒霉谁倒霉。他们裁谁，心里有本小九九，老卓越和小新锐，不能裁；伺候左右的小公公，也不能裁；柿子专找软的捏（就像工厂里的老弱病残）。这叫“成本计算”。目的是给外国的教授，或中国教授的外国朋友騰地方。鲁迅先生有诗曰：“大人有刀你有命，要命就是反革命。”现在的大人，“刀”字换成“钱”字，还是一样威风——“改革”，你总不能反对吧，这是很大的借口。我承认，我们的老板，他们的想法确实是代表潮流，但潮流并不是无可置疑，特别是其明显的“弊政”。因为历史上的怪事，如我的短暂经历所见，几乎都是潮流，而且往往是少数裹挟多数，让他们自动效死，死了都不明白是为什么死。远的不说，前有五八年的大跃进，后有十年文革，就是铺天盖地，谁也挡不住。“革命”也好，“人民”也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我不希望，“改革”也是这样的棍子。我还记得当年的超英赶美，各种招贴画，还历历在目。改革的冲动是穷。饱汉子不知道穷汉子饥，穷汉子也不知道饱汉子饱。当时的我们，是穷急眼了，光冲人家的钢铁和小麦去了，故尔劳民伤财之后，照样是位居下流。退回原地也不错，就像渔夫的太太，还是守着她的破木盆。然而倒霉的是，多少人白白死了，这个牺牲不值得。现在到处都是老板说了算，但老板的道理不能讲的太过分。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节制他们的东西，而且是有透明度和法制化的东西。过去，中国戏剧有个俗套，贪官上面有清官，清官上面有皇帝，冤枉再大，总有安慰。现在有个电视剧，叫《绝对控制》，还是讲这个最后安慰。可是事情如果真像剧中所演，黑老大已经撒下天罗地网，市里局里（公安局里）都有人（当然只能是副手了），如果没有“绝对控制”，我们又该怎么办？答案是：在自负天命（改革的天命）系于一身却置民情舆论于不顾的人面前，我们只有感受屈辱。
前不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请我演讲。演讲前，我说过几句题外话。我说，我对学校还是老看法，非常简单。我理解，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做学问的地方，千变万化，说破天，它也不是养鸡场。现代建筑朝养鸡场发展，我们无可奈何；办公室朝养鸡场发展，我们也无可奈何；但一流大学办成养鸡场，我是坚决反对。过去，吃鸡是奢侈，要起早摸黑到西单排长龙，那是因为货源奇缺。现在有了养鸡场，从无到有，从少变多，当然是好事。但多了以后，大家才会怀念土鸡。谁都说土鸡好吃，这是吃鸡人讲的道理。对他们来说，一流的鸡，肯定不是养鸡场的鸡。但养鸡场的道理不是这样，它要的不是口感，而是效率。因为你养一年的土鸡，下一年的土蛋，也顶不上它一天的产量。它的老板说，我的可行性，我的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