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的八路军，这时不仅已在华北敌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而且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也已在大江南北发动华中敌后游击战，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1938年11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以八路军“忠实奋发、迭予敌重创”，致电朱德、彭德怀，对部队“传谕嘉奖”。1939年1月9日，蒋介石还致电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吕正操部作战勇敢，殊堪嘉勉，尚希转致嘉勉。现第二期作战期内，中央决定培植新力量准备将来之反击，我华北游击队应乘此时期加紧游击，以牵制、消耗敌兵力，扰乱后方。希转饬继续努力。”中国抗战区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大作战区域的战略格局和基本部署，从太原失守后开始形成与确定下来，直到抗战胜利。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正式使用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提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文电文告中则使用“正规战”与“敌后游击战”、“野战部队”与“敌后游击部队”、“基本战线”与“敌后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等提法。
第一部分：绪论
统一战略下两个战场的合理分工
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以空间换取时间而达到持久，在持久战中消耗敌人而争取最后胜利。国共两党对这个方针的提法是统一的。总的战略格局是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个作战区域——两个战场，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基本作战样式，互相支援，互相配合。这一点也有共识。但究竟如何具体分工、部署与实施呢？1937年8月，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出席国防会议的时候，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会议提出持久战的基本战略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以及发动人民武装自卫战等外，还提出以下各点：“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但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同时还强调发动人民武装自卫战的重要性，认为“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为了搞好与友军的关系，为了使国共两党的分工明确和配合密切，毛泽东还指示红军将领：“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根据山地战和游击战的理由，红军要求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沿着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也要使他们知道。”
经周恩来等反复说明，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同意八路军的作战任务为：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牵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
这便是在抗战之初经过国共两党郑重磋商取得共识和谅解而确定的战略分工与战略部署，即国民党军（毛、周电文中所说的“友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以打正规战为主；八路军担任侧面及敌后作战，以打游击战为主，并且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应该说，这一分工和部署，本身就是统一的战略方针的一部分。后来的两个战场的形成，正是这一方针的合乎逻辑的发展。1938年4月3日，中国国民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关于加强敌后游击战，也有这么一条原则的规定：“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军从华北、华东、华中到华南，到处都受到中国军队从正面、侧面和后方的包围与夹击，陷入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证明了上述分工和部署是正确的。正如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所说：“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如何理解八路军在总的战略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呢？毛泽东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如下一段非常透彻的说明：“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
这个解释，涉及战略、战役、战术，对敌、对友、对己，全面而周到。在后来的解释中，又增加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建立敌后根据地、不靠上级发饷等内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敌后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的坚持和发展，都是为了战胜敌人，都是符合总的战略方针和《抗战建国纲领》的。
必须指出的是：蒋介石虽然在第二期抗战中认识并强调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意义，但他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在敌后游击战中发展壮大，更不愿广大敌后地区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他留在或派至敌后的，本来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但这些部队脱离群众，经不起日军扫荡和艰苦环境的煎熬，到了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不少部队，如第24集团军庞炳勋部、第39集团军孙良诚部、新编第5军孙殿英部、鲁苏战区游击纵队李长江部等投降了日军，变成伪军，不但未能取得游击战的预期效果，反而增加了敌后战场的压力。真正贯彻总的战略方针、坚持敌后、完成了抗日游击战争伟大战略任务的，主要还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敌后抗日武装。至于敌后战场成为解放区，则是由于1927年以来历史延续和其他政治、经济等原因造成的。
第一部分：绪论
两个战场的互相配合
在八年抗战中，随着敌军的进攻及其占领区的扩大，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位置和分界线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正面战场逐步南移，敌后战场不断扩大。但在1938年10月至1944年春约五年半的长时期内，两个战场的位置和分界线是相对稳定的。
以1938年10月为基准，两个战场的分界线（亦即日军占领线的前沿）由北而南而东的大致走向是：包头—黄河—风陵渡—黄河—开封—合肥—安庆—信阳—武汉—岳州—九江—芜湖—杭州。在此线以南以西的地区为正面战场，以北以东的地区为敌后战场。此外，日军还占有珠江三角洲、厦门等地区。1939年到1940年，日军又将其占领线由九江延伸到南昌，由武汉延伸到宜昌；在华南又占领了海南岛和广西沿海部分地区。粗略计算一下，两个战场的分界线蜿蜒达4000多公里，敌后战场面积达120万平方公里以上（东北未计算在内）。
从这个态势中可以看出：第一，两个战场之间被日军的占领线所阻隔，敌后战场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敌人的深远后方，因而它和正面战场只能作远距离的战略上的配合；第二，日军占领线与正面战场相对峙，这条对峙线也就是正面战场的作战线，正面部队的作战都在这条线附近进行，因而在靠近正面战场作战线地区担任游击的敌后部队也可以和正面战场作一些近距离的战役上的配合。
战略配合是两个战场之间基本的、经常的配合形式。主要表现为各自实施相对独立的作战，牵制、打击和消耗当面日军，使日军处于我两个战场的包围夹击之中，更加暴露其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使之顾此失彼、无法机动，以此减轻各战场承受的压力，达到互相支援、共同完成持久战战略方针之目的，并以此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壮大自己，准备反攻。
在1938年底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日军在华北（含山东）经常配置9个师团另10个独立旅团左右的兵力，基本上都用于对付我敌后游击战，只有很小一部用于正面对峙；在华东、华中经常配置12个师团另6个旅团左右的兵力，其中大部用于正面对峙和作战，一部用于对付我敌后游击战；在华南经常配置3个师团的兵力，主要用于正面对峙。日军的这些兵力，被我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紧紧吸住，动弹不得，捉襟见肘。1942年夏，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为配合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曾拟定了攻略西安的作战计划（代号为“5号作战”），准备抽出4个师团，再请求大本营增调2个师团，遂行此项任务，预想一直前出到川北广元一带，作为进攻重庆的第一步。该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还率领幕僚飞往秦岭、大巴山上空进行侦察，日军参谋本部也原则同意此计划，各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但最后还是因为兵力不足，怕延误华北“治安”，不得不撤销此计划。这种情况，正是我两大战场互相作用、在战略上配合的结果。这种配合贯彻于战争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抗日联军也起了战略配合的作用）。
台湾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一书，在评论1939年初的情况时说：“日军作战地域配置之兵力，仅为10个师团、4个旅团，约为其在治安地域兵力之半数，实无法发动大规模之攻势。更可见日军必需留置大兵力以制压中国游击部队，以力求确保治安地域之安定。”毛泽东于1938年1月在分析八路军一年半的战争所取得的巨大战绩的原因时说：“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还有一种配合兼有战略和战役的两重意义。如鲁南（台儿庄）及徐州会战时，华北五省的游击部队对津浦、平汉路和敌后地区的多途奔袭；武汉会战时，留在华北的部队（含第18集团军）频繁袭击山西、河北的日军，破坏铁路，使其华北方面军始终不能如其大本营所要求的越过黄河向郑州攻击；第三战区部队（含新四军）袭击溯长江两岸西进的日军，阻滞其交通运输等等。这些游击战，既有一般牵制敌军的作用，又是为直接配合正面部队的战役作战而发动的，故兼有战略和战役的两重意义。1940年夏秋，当日军攻占宜昌、大规模轰炸重庆、封锁滇缅路、断绝中国海外交通，并扬言要进攻西安时，第18集团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也兼有战略和战役的两重配合作用。蒋介石曾致电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给予嘉奖，并令第一、二战区其他各军积极行动，互相策应。
再一种配合则是直接的战役配合。这只能在两大战场较为靠近的地区进行。如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在邻近地区担任游击的部队和群众武装积极破坏敌之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从翼侧和后方袭击南进之敌；又如1941年5月晋南会战（也称“中条山会战”）时，第18集团军在晋东南的配合等。
总之，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间，日军虽加阻隔，但却割不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两大战场是完整的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作战地域。它们在统一的战略之下，既有远距离的战略上的配合（这是基本的、经常的配合形式），又有近距离的战役上的配合（这是具有明确目标的、直接的配合形式）。这些配合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忽略，更不能被抹杀。
第一部分：绪论
两个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研究两个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个问题时，应该从抗日战争的全局和全过程各方面着眼，不应只从某一局部或一时着眼。
正面战场担负着较大规模的正规战任务，抗击敌人的较大规模进攻。在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共进行22次会战，一部分为反击战。正面作战线虽然从华北、华东一直撤退到华南和西南，后撤几千公里，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但这是制定“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方针时所估计到了的（毛泽东曾估计日军攻占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南昌、长沙、宜昌、福州、梧州等地时才能停止战略进攻），达到了分散敌之兵力、消耗与迟滞敌人、掩护大后方等战略目的。
敌后战场担负着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游击战争的任务。由于与正面战场相隔甚远，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的深远后方，在被敌人严密封锁和疯狂“扫荡”的状态下进行，游击队常常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生存与作战极其困难。但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干的敌后抗日部队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深入虎穴，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猛烈的游击战争，8年间共进行大小战斗１２５１６５次，使敌人如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收复失地近100万平方公里，解救同胞近1亿人口，粉碎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圆满完成了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任务。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白崇禧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