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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年的浴血奋战中，正面战场部队伤亡320多万人，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伤亡58万多人。（正面战场部队较多。《抗日御侮》一书说，1943年中国军队总数达650万人，敌后战场部队在抗战末期约达到100万人。）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尽忠报国，他们的血同洒在捍卫民族生存的神圣而崇高的正义之战中。他们的爱国精神都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
由于中国坚持抵抗，日军不得不逐次增加其侵华兵力。据日方资料，日本平时常备军有17个师团，发动侵华战争后一再动员，到1938年底达到34个师团。其中23个师团用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如加上关东军的8个师团，则共有31个师团用于中国。1939年，日军侵华兵力达到其最高点，为85万人（不含关东军），以后几年减少到70万以下；1944年至1945年，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又增加兵力，1945年春夏达到118万人。从8年的全过程来看，日军在1938年10月以前的战略进攻和1944年4月以后的第二次战略进攻期间，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较多；中间的5年为战略保守期，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较多（另有几十万伪军在敌后战场）。所以两个战场牵制的敌军兵力是大体相当的。如果少了任何一个战场，日军就可以把多一倍的兵力投向另一个战场。那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所以综观中国的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犹如人的左右臂各司其能，共策全功，缺一不可。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说：“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这段话，对统一的中国抗战中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十分清楚。
为了充分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说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我们不妨再引用一些日本方面的资料。日本是中国抗战的直接敌国，它对于如何征服中国，自有其通盘一贯的打算，重庆也罢，延安也罢，正面战场也罢，敌后战场也罢，都在它的一揽子考虑之中。现在，日本已公布了大量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文件资料，这些文件资料是我们研究和总结中国抗战的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佐证。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它原以为这致命的一击肯定会使中国屈膝求饶，但它的妄想落空了。1938年10月，它又攻占了在地理上处于中枢位置，在政治、经济、交通上堪称当时中国心脏的武汉，同时又攻占了中国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广州，但它想置中国于死地的打算又告落空。速战速决已不可能，它不得不面对最伤脑筋的战争持久化。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其中说：“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从这个命令开始，大本营把侵华日军的任务区别为确保治安和进行作战两种。
同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制订《对华处理办法》，作更为具体的部署。《办法》说：“为了对付长期作战，当将以前的对华处理办法明确修改”：
一、 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
二、 治安地区大体包括从包头连接黄河下游、新黄河、庐州（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为了在上列治安地区，特别是其中重要地区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的，当固定配备相当的兵力，并努力实现长期自给的局面……确保主要交通线……
三、 除上述以外的占领地区，则为作战地区。在武汉及广东地方各配置一支部队，使之在政治和战略上成为压制抗日势力的根据地，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则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但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进行小接触……
这两个文件表明日军开始被迫转入“大持久战略”，日军由此而确定了以后几年的基本作战方针和态势（格局）。文件中所说的“治安地区”即我方所说的“敌后战场”，“作战地区”即我方所说的“正面战场”。此后，日本大本营或参谋本部逐年制订的《中国问题处理纲要》《对华作战指导方针》等等都是这两个文件精神的延续。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始终是把中国作为单一交战国对待，但其军事行动中则包括“治安”和“作战”两方面的任务和部署。
华北的日军可以说全部是用于“治安战”，即确保其占领区，对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讨伐”、“肃正作战”。1940年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以沉重打击，更加引起了日军对“治安战”的重视。战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战史中，有两册厚厚的《华北治安战》，专门记述它在我华北敌后战场上如何伤透脑筋地进行“治安战”，但一直无法保证“治安”的情况。
华中和华南是日军的“作战地区”，其主要任务是以有限目标的进攻对正面战场施加压力；但它也要以相当多的兵力用于保护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特别是宁沪杭三角地区和长江航道的“治安”。在这里，由于它是把治安行动和作战行动放在一起，所以在其战史中没有单独记述华中、华南“治安战”的有关情况。
1945年6月8日，即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它还在作最后挣扎。由日本御前会议所决定的《世界形势的判断及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大纲》，在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时说：“重庆，由于美国的支援，一面加强基于战斗力量的美国化，一面与空军的增加相配合，策应美国的作战，估计很可能在秋季以后，实行对日本全面反攻。随着美国的积极参战，预想在大陆战线方面也会遭遇真正严重的局势。敌方对于我占领地区的反攻，特别是延安方面的游击反攻，一定会越来越厉害。”在这个文件中，日本当局用“重庆”和“延安”、“大陆战线”和“占领地区”，来替换“作战地区”和“治安地区”的提法。尽管说法不同，但其所指还是和中国的两个战场相对应的，说明日方在它的对华作战计划中，始终是把中国的两个战场作通盘考虑的。这些都是我们统一考察中国抗日战争的佐证。
总之，中国只有一个，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只有一个。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只是抗日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统一的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少了任何一个都不是完整的抗日战争。完整的抗日战争是不能割裂的。尽管那时的中国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之间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那是中国内部的事。在抗日救亡这个共同目标上，却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团结。
综观这8年抗战，蒋介石坚持了抗战，又坚持了反共。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国民党内不少人士，包括部队将领的尊重和信任，相互间进行了不少友好交往与相互帮助。这对促使蒋介石坚持抗战、支持正面战场作战，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国家、民族，在正面战场英勇作战而捐躯的军人不知其数，其中高级将领也有一大批，如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郝梦麟（郝为中将、第9军军长，忻口作战中殉国）、刘家麒（中将、第154师师长，忻口作战中殉国）、戴安澜、王铭章、李家钰、陈安宝（陈为第29军军长，南昌会战中殉国），等等。这些官兵，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肯定了他们的抗日业绩，颂扬了他们的爱国精神，中华各民族人民永远怀念他们；而对那些在列强侵略面前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李长江、孙殿英、孙良诚、庞炳勋等民族败类则永远唾弃和蔑视。
第一部分：绪论
正面战场作战概述
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政略、战略也发生变化，全面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各个时期的作战情况也不尽相同。
国民党执政之初虽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有所认识，在国防计划中曾将预想敌国认定“首为陆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山东问题及其它多数利害冲突问题之日本”，但蒋介石从维护其统治出发，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采取不抵抗政策。当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震太郎间谍事件”，鼓动朝鲜排华浪潮、侵占东北的征兆已相当明显时，却于1931年7月11日致电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８月１６日再电张学电：“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夜，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时，蒋介石复电指示“相应处理”。张学良后来解释说：“所谓相应处理之意，就是根据情况适当处理。换言之，就是中央不负责之意。”其实，很显然，蒋介石前曾指示张学良不要抵抗，这时仅说“相应处理”，实际上仍是不要抵抗之意。“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面“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一面向国际联盟及非战条约缔约国提出申诉，希冀“利用国际干涉”，“压迫日本从东北撤军”。但国际联盟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日本不仅不撤兵，反而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并继续向热河等地进攻。这时，国民党当局开始感到中日战争可能难以避免，于是改不抵抗政策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曾多次阐述他采取这一方针的理由。他说：“中国国防力量薄弱”，如与日本作战，“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在如此情况下，自己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战国防……说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汪精卫的解释则是：“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宣战和抵抗不同，宣战要量力而行，抵抗则不必量力而行”，“不抵抗固然失地，抵抗依然也会失地，但是抵抗而失地，总比不抵抗而失地强的多”。由此可见，这一方针虽较完全不抵抗有所发展，但仍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产物，其基本精神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核心思想是谋求妥协：为了争取不太严苛条件下的妥协，需要有限度的抵抗，而抵抗则以不至扩大战事和有利于妥协为目的。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中国人民和军队虽曾进行了许多英勇的局部抗战，但多以妥协告结束。但是，中国的局部抗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而且推动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同时也促使国民党逐渐改变其对日方针的内涵：攘外的比重逐步增多，抵抗的成分渐渐加强，终于导致中华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来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广大东北义勇军违背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国民政府军第19路军、第5军的淞沪抗战成为局部抗战时期的第一次高潮；1933年1月，部分东北军的榆关抗战和国民党指挥的长城抗战，以及国民党中爱国将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下发动的同盟军抗战，成为局部抗战时期的第二次高潮。《塘沽协定》的签订，不但令全国人民痛心疾首，蒋介石也为因妥协造成的丧权辱国而感到难向国人交代。1933年6月6日，他给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的电报说：“以后军事整理与建设，应确定方案，按期推行，雪此奇耻。”于是在“安内”的同时，开始筹划抗日准备。
日本为实现其征服中国的野心，当然不会因国民党的忍让妥协而停止侵略，相反地认为中国政府软弱可欺，更促使其积极活动。1935年《何梅协定》达成后，蒋介石曾派丁绍仞携带其所拟的“和平提案”送交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争端。提案除准备“停止排日教育”、“中日经济提携”和“缔结军事协定”外，还提出“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的妥协条件。日本不仅因蒋介石不承认“满洲国”而予以拒绝，而且公开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这就促使本来就受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抗日情绪高潮影响的蒋介石在抗日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
6月21日，他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说：如按日本的做法，“华北实已等于灭亡”，认识到“今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8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在对外关系的报告中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在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容忍……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此，国民党及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