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婺Ｓ邢蕖５笔比毡九赏涎堑厍髡降穆骄慷咏�10个师团又3个混成旅团，占其陆军总兵力的1/5，而在中国战场则保持有35个师团。日本陆军当局计划在3至4个月内即结束在东南亚的战事。当东南亚作战接近尾声时，日本海军认为应进而占领澳大利亚、锡兰或夏威夷。但陆军因兵力不足表示反对。最后在缩小进攻范围的条件下达成了一项折中方案，即仅进攻斐济等岛屿，以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
日本受中国战场的牵制，被迫推迟“南进”并缩小作战规模，无力冲出亚洲与德国法西斯会合；法西斯集团无法将欧、亚战场联成一片，两个法西斯重要力量始终分割孤立。这有力地保障了反法西斯盟军“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贯彻，也无疑为盟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盟军得以集中力量各个击破，首先打败德国，然后再打败日本。
如前所述，二战前期美国采取“不介入”政策，力图避免同德、日法西斯直接冲突，因而战争准备十分不足。到1940年底，美国正规军仅26万人，加上国民警备队也不足50万人，且武器弹药严重短缺。当时美国陆军参谋部估计：战斗部队，到1941年10月1日需要100万人，到1942年1月1日需要200万人，到同年4月1日需要400万人。如此巨大的差额，没有一定的时间是无法弥补的。而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美国争取到了一年多时间。
1940年9月，美、英已感到日本南进的危险迫在眉睫。2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开有国务卿和三军首脑参加的最高决策会议，确定了“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为此，美国政府进一步采取了援华抗日的政策。目的是利用中国抗日战争遏制日本的南进，使其无力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即使日本发动对美作战，也无法倾其全力进攻。美国决策集团强调“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中国理所当然处于太平洋防务的中心位置”。美国驻中国的武官巴雷特说：“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和德国及意大利有军事义务联系。如果日本人在中国感到吃紧，他们就会节制自己向南方和北方扩张的野心。”1941年1月至4月，美、英两国参谋人员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商定：一旦美国参加对轴心国的战争，美、英将以欧洲战场为重点，以德国为首要敌人，在远东将采取防御战略。此即“先欧后亚”战略方针。实践证明该方针是可行的。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顽强抗战，为盟军实行这一战略方针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42年春，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这番话，明确地说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说：“日本政策的极端复杂变化……完全取决于中国战场的情势”。这完全符合实际。至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更是同远东盟军的直接配合。所以西方国家一些有识之士评论说：中国在东方战场的作用，相当于苏联在欧洲战场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显赫的地位，发挥了彪炳千古的伟大作用。此地位，此作用，是以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换来的。单是从1937年7月开始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即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牺牲2000余万人；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5600多亿美元。当然，不可否认，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支援与配合。199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碑上，熔铸着中国人民的卓著功勋；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49〕这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同时表明：许多国际友人直接或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甚至在中国的土地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此我们将永远铭记
第一部分：绪论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相互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对日作战。这两个战场既是统一的，又是相对独立和相互配合的，两者缺一不可。由于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伟大爱国行动，因而在论及两个战场的时候，虽然国共两党政治目标不同，战略上也有分歧，但不宜强调和夸大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因为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事务。“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抗击日本侵略，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主要任务，两个战场“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关系一直贯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未破裂。如果在抗日战争问题上过多地论及“阋墙”之事，则“御侮”之事也就难以说清。
对于两个战场的问题，我们仅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意义上进行探讨，尽量少涉及其他领域的问题。因为战争双方的一切谋略、一切努力，说到底表现为军事行动上的征服与反抗，其结果取决于双方在战场上的较量。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的第一要务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以军事战略有着直接中心的第一位意义。两个战场的问题，从整体军事战略上去观察，更能看清它们的形成、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
两个战场的形成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而力量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物质条件是基础，主观力量则是在客观条件基础上的能动性的发挥。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出现，就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相结合的产物，是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和中国国情所决定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又是其中重要的主观因素之一。抗战初起之时，国共两党的战争指导者们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特点，就已确定了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与会，并向会议提交《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最后全体一致决议应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
毛泽东还进一步预见到中国抗战必须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作战样式；而游击战的实施，又必须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并以广大乡村为游击战的战场。在国防会议召开前的8月4日，毛泽东电告中共代表向会议提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以游击战攻敌侧方或“威胁敌后方”的意见；同时指出：“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但这一正确的建议在当时尚未引起国民党主要决策者的重视。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如9月25日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等；11月上旬，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毛泽东明确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应“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以坚持长期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这时，国民党主要决策者虽然对游击战的内涵尚未取得与共产党一致的看法，但从近半年的战争实践中，也开始认识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对持久抗战的重要意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武昌制订《第三期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其作战指导要领是：“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击战斗；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连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后呼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这种战法，已包含了在敌人无法占领的广大农村发动游击战、以与正面作战相配合的意图。1938年1月12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的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第二次讲话中也说：“今后我们在战术上最要注重的一点，就是别动战（游击战）与其他正规战一定要配合起来。如果只有别动战而没有主力战、阵地战等正规战，或只有正规战而不注重别动战，都不能尽量抓住一切机会来击破敌人、消灭敌人，使长期抗战得到有利的进展。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遂行主力战、阵地战等正规战，一方面要扩大别动战。”
当然，对这个问题讲得最明白的还是毛泽东。他认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中国这个大而弱的进步中的国家，被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所进攻，于是抗战的长期性问题，初期失地甚广的问题，日军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内必然留有空虚的问题，大规模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坚持和发展问题，等等，便都由此发生了。他除了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名著中对这些问题作了十分深刻详尽的论述外，在1938年3月3日对陕北公学学员还有精辟的讲话。他说：“即使日军占领了我国大部分土地，我们还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和外线两个作战区域。内线是云、贵、川、湘，外线是日本占领的大片土地。日军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同时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城市速决战它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胜利。”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内线”就是指正面战场，“外线”就是指敌后战场。虽然这时还未使用“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这两个术语，但在概念上对中国抗战存在着两个战场，即两个作战区域的问题已说得非常清楚了。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于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研究新形势下的方针与任务。10月12日，毛泽东在总结了抗战15个月的经验后指出：“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强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这一形势——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在我则正面防御与敌后威胁，这是敌之极大劣势，我之极大优势……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得差不多了。并且在其正面与占领地内必须对付的广泛战争还依然存在……我们及全国人民必须看到这些地方，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赞助政府调整全国之作战，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陇海路、西兰公路及其他战略地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胜利地与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毛泽东将这些意见亲笔写信给蒋介石，委托周恩来于１９３８年10月4日在武汉当面转交。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的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研讨新的战略战术。蒋介石对形势与任务的分析，与毛泽东基本一致，认为日本使用的兵力已达极限，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攻势。军事委员会据此拟订了“第二期作战之战略指导”。其方针为：“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蒋介石在其手订的《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还提出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作战原则。会后调整战区划分和兵力部署，增设鲁苏与冀察两个战区，配置12个师的兵力从事敌后游击战；其他战区也各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从事近距离的游击战。
中共代表周恩来这时已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出席了南岳会议，并就游击战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会后在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自兼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另有数位八路军高级干部担任教官，从各战区抽调军官七八百人接受训练。这些都说明：国民党主要决策者们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实践，对两个战场的地位与相互配合作用，认识上与部署上更加明确了。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这时不仅已在华北敌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而且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也已在大江南北发动华中敌后游击战，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