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伏尔泰接受普鲁士王腓烈特二世的邀请，来到了柏林。伏尔泰此行的目的，是协助腓烈特二世，实行开明君主制度。腓烈特二世给予伏尔泰优礼厚待，任命他为高级侍从，每年俸金两万法郎。时间长了以后，伏尔泰终于发现，腓烈特二世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是“北方的所罗门”，而是一个专横暴虐、穷兵黩武的统治者，他只是想利用伏尔泰的巨大声誉，为自己点缀门面。腓烈二世的所作所为，使伏尔泰大失所望，两人之间的友谊终于以破裂而告终。1753年，伏尔泰不辞而别，毅然离开了柏林。
伏尔泰首先来到瑞士，在日内瓦附近的圣约翰，购买寓所，居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伏尔泰以中国元代戏曲作家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为蓝本，创作了悲剧 《中国孤儿》。伏尔泰热爱中国文化，对儒家学说更是推崇备致。他希望通过《中国孤儿》，表现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孤儿》是一部“五幕的孔子伦理学”。
不久，伏尔泰同瑞士的加尔文教派发生冲突。从1760年开始，伏尔泰长期定居在法国和瑞士交界处的一个名叫菲尔奈的地方。
在菲尔奈、伏尔泰终于可以避免遭受来自两方面的迫害。从此，他开始了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伏尔泰同年轻一代启蒙思想家过从甚密，积极支持由达朗贝尔和狄德罗主持的 《百科全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并且为它撰写辞条。伏尔泰热情洋溢地说：“当我身上还有着生命的火花时，我是会为
《百科全书》光荣的工作效劳的。如果我将自己的微末贡献投到这个最伟大、最美丽的民族和文化的纪念物中去，我将引以为自己崇高的荣耀。”
通信是伏尔泰宣传启蒙思想的重要工具，伏尔泰利用通信的方式，同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了解各方面的动态，阐述自己的主张。伏尔泰不断地更换笔名，出版了众多的小册子，号召人们同宗教狂热和教会的黑暗作斗争。在伏尔泰的一万多封信中，有八千余封是在这个时期写的。由于伏尔泰的巨大影响，各界人士从四面八方慕名而至，伏尔泰在自己的家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在菲尔奈，伏尔泰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经常为那些无辜遭遇不幸的人们据理力争，对天主教会的宗教迫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伏尔泰正义的声音。
1976年，法国著名的女演员楼古佛鲁去世。当时，教会下令将她的尸体抛在垃圾堆上，不许人们安葬她。伏尔泰得知这一情况，不禁拍案而起，当即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诗，题目叫《凭吊楼古佛鲁小姐长短句》，表达了自己对楼古佛鲁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天主教会的强烈控诉。在诗中，伏尔泰这样写道：“像楼古佛鲁这样优秀的女演员，要是在古希腊，人们会为她设立祭坛；但是在今日的法国，人们却不肯将她埋葬！”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轰动欧洲的卡拉事件。家住士鲁士城的让·卡拉是一名新教徒，他的儿子因为债务缠身，不堪重负，在家中上吊自杀。教会诬陷卡拉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目的是阻止他改信天主教。最后法院以反对天主教的罪名，判处卡拉车裂的极刑。伏尔泰闻讯以后，马上挺身而出，收容了卡拉一家。伏尔泰亲自调查卡拉事件的真相，坚决要求最高法院对此案进行重新审理，还动员优秀的律师为卡拉辩护。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法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撤销原来的判决，为死去的卡拉恢复名誉。
1765年，阿布维尔的骑士拉巴雷，被指控犯有渎神罪，法庭判处他砍手、拔舌、再用小火烧死的刑罚，伏尔泰得知这一消息，奋起为死者辩护，并且安置了死者的遗孤。在其他几起冤案当中，伏尔泰同样发出了抗争的声音。
伏尔泰反对宗教狂热的斗争，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从而使他在当代人中间深浮众望。菲尔奈成为欧洲舆论的中心，各国的人们都在倾听伏尔泰的声音，人们尊敬地称他为“菲尔奈教长”。
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伏尔泰还埋头创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这里，伏尔泰相继完成了哲理诗 《里斯本的灾难》、哲理小说《查第格》、《老实人》、《天真汉》、历史著作《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史》等大量的著作。
1778年2月10日，伏尔泰回到巴黎，巴黎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欢迎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到来，有人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热烈场面：“伏尔泰来到巴黎，的确在当地人民中产生了好像什么神仙降临地上那样的作用。”3月30日，伏尔泰出席了法兰西学院的大会，在会上，伏尔泰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长。就在这天晚上，伏尔泰来到法兰西喜剧院，出席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部悲剧《伊雷娜》的首演仪式。演出结束了，观众用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崇高的敬意。
由于伏尔泰年事已高，过分的兴奋和疲劳使他病倒了。尽管过着卧床不起的生活，他对革命的前景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这样说道：“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在传播着革命的种子。革命的发生将不可避免，不过，我怕是没有福气看到它了。”“法兰西人凡事落后，但是现在总算是赶上了。这光明已散布在远近各处，时机一到，革命立刻就要爆发。那时候，该多么热闹呀！年轻人真幸福，他们将会看到不少的大事。”
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与世长辞。临终前，神父要求伏尔泰按照基督教习俗进行忏悔，遭到了伏尔泰的断然拒绝。
伏尔泰逝世以后，教会宣布他为无神论者，不准人们安葬他。人们不顾教会的禁令，将伏尔泰的遗体秘密运到香槟省，安葬在色利埃教堂。十年后，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791年，根据立宪会议的决定，伏尔泰的遗骸被运回巴黎，人们在伏尔泰的柩车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培养我们热爱自由。”伏尔泰的骨灰被隆重安葬在法国先贤祠，他的心脏装在一个盒子里，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盒子上写着伏尔泰说过的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伏尔泰的哲学和政治思想
伏尔泰在哲学上深受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经验论和牛顿的物理学的影响，主张唯物主义。伏尔泰曾经在英国居留了两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他系统地研究了洛克和牛顿的学说，写了《哲学通信》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向法国读者介绍了洛克的经验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光学原理等。把洛克和牛顿的学说加以通俗化，这是伏尔泰一生中的一大功绩。
伏尔泰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认为人的思想来源于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感觉。受洛克的影响，伏尔泰认为人对世界的全部知识都来自感性知识，来自经验。在伏尔泰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超出经验或与经验无关，感觉是观念的的唯一来源。
伏尔泰一方面接受洛克关于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的思想，一方面克服了洛克“内省经验”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洛克在强调外物作用于感官产生经验的同时，认为人心可以通过反省活动，不依赖感觉，得到某种观念，洛克把它们称为“内省观念”。洛克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看法。伏尔泰始终坚持感觉是观念的唯一来源，把唯物主义经验论贯彻到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洛克学说的缺陷。
伏尔泰以洛克的经验论作为武器，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伏尔泰驳斥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认为它阻碍人类知识的增长，公开为宗教神学张目。伏尔泰指出，天赋观念论已经成为教会宣扬宗教迷信的武器，同时根据洛克的经验论，论证了天赋观念论本身的虚妄。
然而，伏尔泰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由于形而上学机械论的局限性，伏尔泰不能解释世界的由来。伏尔泰用牛顿力学的原理解释物质和运动，把物质的运动归结为外力推动的结果。由于伏尔泰没有认识到物质和运动的辩论统一，在解释物质世界的成因时，不得不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承认上帝的存在。同时，由于伏尔泰不了解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对物质世界的多姿多彩，对大自然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协调性”、“合理性”感到困惑不解，认为这一切都起因于上帝。
伏尔泰曾经说，当我们看到机器的时候，自然会想到机器匠，宇宙是非常奇异神妙的机器，也一定有一个非常奇异神妙的智慧——宇宙的创造者。伏尔泰相信任何作品都有一个作者，在他看来，肯定神的存在是自然推理的结果，伏尔泰在《哲学辞典》（1764）一书中，表述了他的自然神论的思想：“有一个大智大慧无所不能、既创造了太阳和星球，也创造了微生物的最高实体……没有任何人找到上帝是不存在的证据，而且也永永远找不到。”
在伏尔泰看来，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之后，便不再主宰它，而是任其自行发展。上帝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他为自然界立法，使“世界机器”运转而又不干预它的运转。上帝是不可认识的，它既非精神，也非物质。
可见，伏尔泰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是自然神形态的唯物主义，他始终没有摆脱神，没有达到公开的唯物论和无神论。
在宗教上，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伏尔泰一方面认为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它体现为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规律，另一方面反对把上帝具体化为宗教信仰的对象，反对一切具体形式的宗教。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既是对唯心主义的让步，同时又是对宗教教义的巨大修正，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
伏尔泰反对教会权威，主张实行宗教宽容。伏尔泰认为宗教迷信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主要敌人，教会散布的蒙昧主义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它造成了社会普遍的愚昧和宗教狂热。
伏尔泰把宗教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无知和僧侣的欺骗。伏尔泰从人类理性和历史事实两个方面对宗教教义的荒诞不经和教权主义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伏尔泰看来，基督耶稣不是神，而是一个凡人。圣经和福音书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谎言，所谓原罪、方舟、神迹等都不过是一些荒唐可笑的神话故事。伏尔泰通过大量的事例，有力揭露了教会统治和宗教狂热的罪恶，认为一部教会史其实就是一部充满迫害、抢劫和谋杀的罪恶史。伏尔泰指出，神学和神学上的论争没有任何意义，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蛊惑人们，它不是教人敬畏神，而是教人敬畏蛊惑者自己。伏尔泰轻蔑地称教士为败类，并且大胆地发出了“消灭败类”的战斗口号。
伏尔泰主张对不同的宗教采取宽容态度，终生与宗教偏见作斗争。伏尔泰认为信仰自由是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宗教迫害的根据，宗教狂热和对异教徒的迫害，是整个社会的灾难。干涉别人的宗教信仰，这是一种狂妄的举动，是愚昧和迷信的表现。在《自然规律》一诗中，伏尔泰这样写道：
宇宙是一个神明高踞的庙堂
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建筑自己的祭坛。
在《哲学通信》一书中，伏尔泰极力推崇当时英国的信仰自由，指出英国有三十多种宗教，但它们都能和平幸福地共处。伏尔泰主张摒弃宗教仪式和戒律，取消教会组织，让信徒听从自己的良知，从而使宗教成为“最和平的宗教”。
尽管伏尔泰激烈反对宗教狂热，他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相反，伏尔泰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伏尔泰承认，上帝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伏尔泰指出，促使我们相信上帝存在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理由，而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德的考虑。伏尔泰相信，上帝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可以抑制人们的情欲恶习，从而防止人们从事罪恶的活动，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利。
伏尔泰主张上帝存在，完全是出于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需要。伏尔泰希望通过设置一个赏罚分明的上帝，维护社会公德，维护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然而，伏尔泰所说的“共同利益”，归根到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伏尔泰害怕人民群众真正觉醒以后，必然会危害资产阶级的利益。在 《甲乙丙丁·对话集》中，伏尔泰明确指出，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些毫无顾忌的恶棍，一大堆小人、暴徒、酒鬼和匪类，所以必须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声说：谁偷我的东西，他得受惩罚，入地狱。伏尔泰相信，一个因果报应的上帝对下层民众是必要的，他们唯一应当读的《圣经》是“自然”这部大书，唯一的宗教是崇敬上帝，并做一个正直的人。因此，伏尔泰主张：“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制造一个！”
伏尔泰痛恨封建专制制度，对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自然法权论”是伏尔泰社会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伏尔泰认为，只有符合正义原则的法律才能与人的自然权利相适应，因此他希望建立一种“自然的法律”，这种法律体现着“正义的观念”。伏尔泰反对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伏尔泰对僧侣和贵族的罪恶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对广大农民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在伏尔泰看来，自由是一种天赋人权，任何人都不得剥夺。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伏尔泰对自由下了一个定义：自由就是“试着去做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力”。伏尔泰在《哲学通信》等许多著作中，极力推崇英国的自由主义，号召人民为争取自由权利而进行斗争。
伏尔泰主张建立一个英国式的政府。在他的眼中，英国政府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政府，这个政府保存着君主国一切有用的东西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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