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点亮理性之光-启蒙运动文学- 第7部分

　　剧中沃多雅多上校一家，虽然有贵族身份，但是没有地位，没有财产，他们的思想行为表明，他们实际上属于市民阶级。作者通过沃多雅多上校一家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德国市民阶级的命运。沃多雅多上校正直、刚强，鄙视宫廷的荒淫无耻，力图保持道德的纯洁。由于统治阶级的力量过于强大，沃多雅多不敢与他们作正面斗争，最后杀死了自己的女儿，保护了她的贞操。爱米丽雅的悲惨结局，表明了新兴市民阶级在精神领域远比封建君主高尚，暗示了市民阶级在道义上的胜利，同时又充分显示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作者试图通过悲剧的结局，唤起整个德国民族的觉醒，起来推翻产生这类悲剧的社会制度，因此，歌德称这个剧本为“激起对暴虐的专制统治的道德上反抗的决定性一步”。

　　在艺术上，这部悲剧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真切、自然，成为德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欧洲各国的启蒙主义文学，由于各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具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们又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

　　启蒙主义文学具有鲜明倾向性和教悔性。由于启蒙作家往往又是启蒙思想家，他们把文学作品当作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启蒙主义文学都以直接表现启蒙思想为其内容。启蒙作家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教育作用，注重文学作品在批判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提高人们道德素养方面的作用。因此，启蒙主义文学的批判锋芒非常明确，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启蒙作家以理性作为武器，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揭露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宣传自由、平等的思想。如孟德斯鸠的　《波斯人信札》，尖锐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腐朽堕落。卢梭的《新爱洛绮丝》，通过“自然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尖锐冲突，大胆地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表现了广大人民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强烈愿望。启蒙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描绘社会政治的理想蓝图，唤醒人民对理性王国的向往。如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对“穴居人”、伏尔泰在《老实人》中对“黄金国”、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对“大人国”的描绘，就是启蒙思想家设计的理性王国的美丽图景。

　　启蒙主义文学否定了古典主义以王公贵族作为作品主人公的创作原则，把资产阶级和平民作为描写和歌颂的主要对象。古典主义要求悲剧表现“崇高”的感情，反映王公贵族的生活。启蒙主义文学反对古典主义的宫庭倾向，着重描写广大平民的日常生活。启蒙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资产阶级和平民的形象，把他们作为正面人物加以歌颂，而王公贵族、教皇、教士往往成为嘲笑和批判的对象。比如，笛福笔下的鲁滨逊的形象，就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作者把他作为英雄人物来歌颂，表现了作者鲜明的阶级立场。博马舍在《费加罗的婚姻》中，把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和贵族阶级的矛盾冲突搬上舞台，仆人费加罗身上集中体现第三等级的特征，他对伯爵的胜利，意味着整个第三等级的胜利。

　　启蒙主义文学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十八世纪初，古典主义仍然统治着欧洲各国文坛，在启蒙运动的初期和中期，不少启蒙主义文学作品深受古典主义的影响。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深入，古典主义的缰化原则已经不再适合表现变革中的社会生活。启蒙作家开始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寻找新的创作原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启蒙作家注重文学的真实性，他们不再通过传统的题材反映现实生活，而是直接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反映现实社会的生活和斗争。狄德罗主张，作家应当深入现实生活，他曾经这样说：“我的弟子，如果你们想认识真理，那么到生活中去吧……去熟悉各式各样的社会情形。”博马舍认为，只有取材于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用真实而自然的手段来打动我们……给观众的脸上带来了同情和快乐”，“并且由于它直接感染我们，所以它在舞台上的力量也来得更大”。

　　为了宣传启蒙思想，启蒙作家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如哲理小说、启蒙戏剧、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游记讽刺体小说、教育小说、抒情小说等。在这些新的文学形式中，最能够体现启蒙思想的是启蒙戏剧和哲理小说。

　　启蒙戏剧又称市民剧、严肃、正剧，它是由法国的狄德罗、博马舍和德国的莱辛创立的。狄德罗的《论戏剧艺术》等著作，为这一新型的剧种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们的戏剧理论的指导下，狄德罗写了《私生子》和《一家之长》，博马舍写了《塞维勒的理化师》和《费加罗的婚姻》，莱辛写了《爱米丽雅·迦洛蒂》等戏剧作品，这些都成为了市民剧的典范。

　　哲理小说是启蒙作家创立的一种新型小说，它以阐明某种哲理为目的。哲理小说通过虚拟性和真实性相结合的故事情节，表达作者的哲学思想、政治观点，具有较强的哲理意味。哲理小说的代表作有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老实人》、狄德罗《拉摩的侄儿》等。

　　由于启蒙主义文学大都正面宣传启蒙作家的学说和主张，文学作品往往成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的图解，因而带有鲜明的哲理性。启蒙主义文学作品常常忽视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描写，人物缺乏鲜明的个性，主人公往往成为作者的代言人，具有“席勒式”的倾向，即“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种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在哲理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伏尔泰和启蒙主义文学“正如十七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十八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

　　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伏尔泰评传》一书中这样评价伏尔泰。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在启蒙运动中享有崇高的声望。无论从活动时间之长，活动领域之广，还是从思想影响之大来说，伏尔泰都堪称当时欧洲思想界的泰斗，正如维克多·雨果所指出的那样：“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伏尔泰的生平

　　伏尔泰　（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1694年11月22日，伏尔泰出生在法国巴黎的一户人家。这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全家共有五个孩子，伏尔泰是其中最小的。也许是由于父母老年得子的缘故，伏尔泰自小体质孱弱，这对他日后敏感、聪颖的性格的形成不无关系。

　　伏尔泰七岁的时候，他母亲不幸离开了人世。十岁的时候，他被父亲送进了圣路易中学。这是一所由耶稣会主办的名牌中学，在当时仍然保留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贵族子弟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出生于资产阶家庭的孩子则遭受歧视。小小年纪的伏尔泰，第一次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在自己幼小的心灵中，渐渐埋下了反对封建特权的种子。

　　在圣路易中学学习期间，伏尔泰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的书籍。一位名叫比埃尔·贝勒的法国哲学家的著作，引起了伏尔泰强烈的兴趣。贝勒是启蒙运动的先驱，因为反对教会，曾经被路易十四放逐。贝勒在他的《历史批判辞典》和其他一系列著作中，对宗教狂热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贝勒的观点，使年轻的伏尔泰受么了极大的震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形成。

　　从圣路易中学毕业以后，迫于父命，伏尔泰进入了一所法科学校。枯燥乏味的拉丁文法典没有引起伏尔泰丝毫的兴趣，他渴望早日结束这种单调、呆板的生活，立志成为一名诗人。伏尔泰的父亲见此情景，不禁大为恼火，于是想通过金钱为儿子买下一个荣誉的官职，用以装点门面，结果遭到伏尔泰的坚决反对，伏尔泰充满自信地告诉父亲：“买来的荣誉我不要，我自己会得到荣誉。”

　　离开法科学校以后，伏尔泰在法国驻荷兰使馆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秘书，回国以后，又担任了法庭的书记。就在这个时候，伏尔泰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主要从事讽刺诗的写作。当时，伏尔泰年轻气盛，才华横溢，混迹于贵族纨绔子弟之间，以自己犀利的谈吐和绝妙的警句引起了周围的人们的瞩目。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五岁的路易十五即位，由他的堂兄菲力浦·奥尔良公爵摄政。摄政王生活腐化，荒淫无度。伏尔泰为此写了两首讽刺诗，对摄政王奥尔良和他的女儿裴利公爵夫人进行了冷嘲热讽。伏尔泰的这一举动，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伏尔泰因此被逐出京城。此后，伏尔泰仍旧我行我素，过了不久，又发表了一首题为《小孩的统治》的讽刺诗，对宫庭的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在诗的结尾，伏尔泰这样写道：“我只不过二十岁，就见识了这些罪恶。”摄政王恼羞成怒，1717年，伏尔泰被投进了巴士底狱。

　　伏尔泰在巴士底狱囚禁了十一个月。在狱中，伏尔泰潜心创作，完成了第一个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史诗《享利亚特》。

　　1918年，伏尔泰出狱，重新获得自由。同十一月，《俄狄浦斯王》被搬上舞台，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次公映，结果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俄狄浦斯王》上演成功，奠定了伏尔泰作为剧作家的声望。

　　1722年，伏尔泰同女友德·吕贝勒蒙夫人一道前往欧洲各国游历。德·吕贝勒蒙夫人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他们之间的交往，对伏尔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回到巴黎后，伏尔泰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作《赞成和反对》，在诗中，伏尔泰对教会的欺诈、上帝的无能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和辛辣的嘲讽，他这样写道：“他胡里胡涂地施恩，他胡里胡涂地逞凶；

　　他费尽全力创造人，他又马上给他们送终。”

　　十年以后，伏尔泰秘密发表了这首诗，警察局随即以“不敬的上帝”的罪名将他的拘捕。伏尔泰灵机一动，佯称这首诗出自一位已故的朋友之手。警察局找不到证据，不得不释放伏尔泰。

　　第二年，伏尔泰的史诗《享利亚特》在卢昂秘密出版后，接着传入巴黎。这首原名为　《神圣同盟》的史诗很快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它同悲剧《俄狄浦斯王》一道，为伏尔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的桂冠。

　　伏尔泰的名声迅速传播开来，被人们誉为拉辛的当之无的继承人。为了笼络伏尔泰，摄政王在官邸热情地接待了他，还为他提供优厚的俸禄。尽管这样，伏尔泰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宫庭的宠幸终究是靠不住的，要想获得真正的独立，首先应当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地球上，哲学家要逃避恶狗的追捕，就要有两三个地洞”。

　　此后，伏尔泰一边进行创作，一边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经营商业。伏尔泰曾经这样说：“我看见过多少贫穷的和受人鄙视的作家，因此我早就决定不让自己加入他们之列。”伏尔泰在商业上同样获得了成功，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为自己积攒了一大笔财富。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荣誉和财富并没有使伏尔泰的社会地位得到保障。1725年，伏尔泰同贵族德·洛昂发生口角，贵族指使仆人将伏尔泰毒打一顿。伏尔泰提出同贵族决斗，对方却暗中向当局控告。法国当局不容伏尔泰申辩，就将他关进了巴士底狱。在囚禁了七个月之后，伏尔泰被迫离开法国。这一遭遇，使伏尔泰对封建专制制度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伏尔泰前往英国。在伦敦，入们热烈欢迎伏尔泰的到来。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权。伏尔泰在英国居住了三年，他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研究了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和牛顿的物理学新成就，这些都大大地开阔了伏尔泰的视野，促使他形成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伏尔泰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洛克的学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跑了很多很不幸的弯路，疲惫不堪，寻找了许多真理，所找到的却是许多空想，深觉惭愧，我又回到洛克这里来了，就象一个浪子回到他的父亲那里一样。”

　　伏尔泰把自己旅居英国的见闻和感受，写成了　《哲学通信》一书。《哲学通信》原名《英国通信》，全书由二十五封书信组成。在书中，伏尔泰非常详尽地介绍了英国的宗教信仰、政体机构和商业成就，介绍了英国的哲学、科学和文学，同时还大力宣扬信仰自由和唯物主义思想。

　　1729年，伏尔泰回到巴黎，先后创作了悲剧《布鲁图斯》、《查伊尔》和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1734年，《哲学通信》在法国秘密出版，法国当局得知这一情况，大为震怒，立即以“违反宗教、妨害淳良风俗、不敬权威”的罪名查禁该书，法国高等法院下达命令，决定逮捕出版商，焚烧存书，通缉作者。

　　伏尔泰不得不再次逃离巴黎，起初躲在荷兰，后来又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城西雷，寄居在他的女友、博学的德·夏德莱夫人家中。伏尔泰在夏德莱夫人的庄园里生活了十五年，专心致志于著书立说，创作了悲剧《恺撒之死》、《穆罕默德》、《放荡的儿儿》、《梅洛普》、长诗《奥尔良的少女》、哲理小说《查第格》，此外，还完成历史著作《路易十四的时代》以及哲学和科学专著《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的写作。

　　1746年，伏尔泰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749年，夏德莱夫人因病去世，伏尔泰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如此真挚的朋友而久久地沉浸在悲痛之中。

　　第二年，伏尔泰接受普鲁士王腓烈特二世的邀请，来到了柏林。伏尔泰此行的目的，是协助腓烈特二世，实行开明君主制度。腓烈特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