邠丰”，盛京户部为“宗邦会要”，礼部是“典要明禋”，兵部系“陪京枢要”，刑部是“弼教留都”，工部为“饬材山海”。［4］
八年九月初六日，乾隆帝行围于舍里时，又下谕嘉奖和优恤盛京兵丁说：“朕此次至盛京，视其兵丁，身材壮健，弓马娴熟，犹未失满洲旧制，大臣官员等，各相奋勉，训练整齐。自朕来时，伊等欢欣鼓舞，诸务备办，甚属诚敬，尤为可嘉。朕虽加恩赏赉，念伊等生计，恐属不敷”，所请领取生息银二十万两，著交奉天将军俱借与官员兵丁，官员限四年扣完，兵丁于两年以后再定限扣交，“俾伊等生计，日臻充裕”。［5］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他下谕宣布：二十五日设大宴，筵宴盛京将军、大臣、宗室章京、文武官员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官员，自京城随驾前来的王、大臣、官员，蒙古王、额驸、台吉，俱著入宴。盛京官员、佐领与员外郎以上，及年老休致的官员，亦著入宴。闲散宗室、觉罗、主事与防御以下官员，拜唐阿等，俱著加恩、晚膳赐宴。
九月二十三日，乾隆帝谕赐奉天将军额尔图银五千两、副都统哲库讷等二千五百两，以供办差之用。第二日，他又下谕免征庄头仓粮。谕旨说：盛京户部庄头，每年交纳租粮，除预备陵寝祭祀各项供应外，送纳入仓，发给各处匠役口粮。“今朕恭谒祖陵，亲诣盛京，轸念各庄头终岁勤苦，输将无误”，著将乾隆八年应交仓粮一万余石，加恩宽免。各庄欠交七年份的米豆草束，亦一并豁免，“以示朕优恤旗庄之意”。［6］
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乾隆帝以恭褐祖陵礼成，颁诏天下，优恤奉天人员。诏书说：
“溯源报本，弥深追远之情，陈瑞荐馨，式重谒陵之典。我朝定鼎中原，统一方夏，重熙累洽，海宇升平，声教覃敷，民物康阜，百年于兹矣。缅维圣圣相承，肇基东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诞膺景命，式扩鸿图，辽海沈阳实为龙兴之地。朕缵承大统，夙夜孜孜，念祖宗缔构之艰难，思列圣燕贻之绵永，盛京旧地，瞻望桥山，敬考典章，肃申思慕，于乾隆八年秋，恭奉皇太后祇谒永陵、福陵、昭陵。大礼既成，留都是莅，瞻神丘之葱郁，仰祖德之灵长，爱沛德音，用颁湛惠，所有事宜，开列于后。”［7］
恩诏共有九条：一、随从之王，纪录一次，随来之大臣、官员及．奉天文武大臣、官员俱加一级。二、随从兵丁及内务府执事人等，俱赏一月钱粮。三、奉天、山海关文武大臣、官员、兵丁、三陵守陇官兵，俱著加恩赏赉，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四、奉夭居住之宗室、觉罗及国戚子孙，俱著加恩，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五、奉夭府属应征乾隆九年份地丁银两，著予宽免。六、奉天旗民男妇，年七十以上者给与布一匹、米五斗、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匹、米一石，九十以上者加倍。七、试职官员，俱准实授。八、奉夭府、宁古塔、黑龙江等处，除十恶死罪不赦外，凡已结正未结正，死罪俱著减等，军流徒杖等罪，俱著宽释。九、奉天内务府庄头之所有积欠，在乾隆七年以前者，俱著宽免。
同一日，他又下谕说：盛京所属各城旗员和州县官员，因钱粮未完、缉盗不力、公事失察等过而罚俸、住俸、停升、降级留任者，念其在巡幸时勤勉效力，俱予宽免，给还俸禄，悉行开复。
第二天，九月二十六日，总理行营事务庄亲王允禄等遵照恩诏集议后上奏：奉天、山海关及守护三陵官员，自奉天将军以下，有文武官员一千一百余员，分别赏赐马鞍、撒袋、腰刀、缎子等物。兵役共二万八千余名，分别赏给银布，详见进呈的清单。乾隆帝看过清单后降旨：奉天将军额尔图加赏蟒缎、千里眼、小刀、火药葫芦、烘药葫芦、火镰各一及大荷包一对。副都统哲库讷等加赏大缎各一匹。随围协领六员，加赏大缎各一匹。佐领、骑都尉二十八员，加赏官缎各一匹。防御、云骑尉二十一员，加赏彭缎各一匹。骁骑校三十九员，各加赏银四两。随围兵一千名、虎枪手五百名、随往山海关兵三百名、牵驼兵一百四十名、随营当差兵五百名、火班兵一百二十名、修理桥道兵二千三百名、台兵一百名，预备柴炭兵一千名、随营“番子”二十名，俱加赏一月钱粮。护枪防御、蓝翎侍卫，每员加赏彭缎一匹、大荷包一对。兵四百名，加赏一月钱粮。其余，皆照王大臣等所议。
庄亲王允禄等又遵依恩诏议奏：盛京之宗室内，有章京六员、休致章京二员、六品廕生一员、八品宗学副管二员、闲散宗室八十二名、觉罗长八名、闲散觉罗九十六名、紫带子觉罗四名，外戚子孙内，有防御二员，只有顶带无俸之人一百零一员、兵丁一百零八名，以上人员均分别拟赏马鞍、缎子和银两。皇太后恭谒陵寝，执事命妇、总管之妻以下至香灯上人之妻，共三十余人，遵旨分别赏给银、缎。此次阅看盛京官兵，“练备整齐”，请将协领十二员赏给金牌各二面，佐领、骑都尉四十员，各赏金牌一面；云骑尉、防御十八员，各赐银牌三面；骁骑校五十五员，各赏银牌二面；记名领催十名、兵五千名，各赏银牌一面。共需金牌六十四面、银牌五千一百七十四面。乾隆帝均批示照办。
乾隆帝还特下专谕，褒奖盛京八旗兵丁勤练骑射，不忘旧俗，令其奋勉。他说：“盛京乃我朝肇基之地，人心朴实，风俗淳厚。朕此次恭谒祖陵，巡幸至此，见其兵丁，汉仗俱好，行围演武，均属熟练整齐，至其淳朴旧俗，百余年来，未尝少失，朕甚嘉悦。国本攸关，最为紧要”。将军、副都统、五部大臣，应当“惠爱旗人，视同子弟，于淳朴旧习，尤当留意，务使经久不渝”。“著将此旨通行晓谕，务宜共相奋勉，以称朕意”。［8］
乾隆十九年五至十一月，乾隆帝至热河，取道吉林，巡历辽沈，第二次到盛京恭谒祖陵，亦以“车驾所至，兵民各安本业，风俗淳朴，辇路欢迎”，而下达专谕，蠲免奉天所属州县乾隆十九年地丁钱粮，加恩赏赐奉天、吉林、直隶等处官员兵丁。四十三年、四十八年第三、第四次谒陵，亦大体上依乾隆八年之例，免去奉天所属州县钱粮，赏赐有关官员兵丁。这对巩固龙兴之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缅怀祖勋 大统永存
乾隆帝恭谒祖陵时作的另一重要工作，是训诫宗室“恪守旧章”，不失“满洲旧俗”。每次前往盛京，他都要率领皇子、皇孙、叔伯弟兄等宗室一同前往，让他们目睹旧迹，知悉祖宗创业之艰难，以振奋精神，勤于职守，共保大清王朝，当然，他自己也从中受到教育，更增勤政安国之念。他在乾隆八年八月阅读留京总理事务履亲王允祹等的请安折后，降旨回复说：“自入盛京，历观旧迹，溯我朝之肇兴，忆祖宗之开创。……每敬思之下，钦畏之念弥增”。［9］他于《御制盛京赋》之序中着重讲道：“盖以祖宗之心为心，则必思开创之维艰，知守成之不易，兢兢业业，畏天爱人。”［10］
因此，他在乾隆八年第一次拜谒盛京时，特别制定了隆重的谒陵仪注，以后即照此实行。其制如下：皇帝御素服，至正门外降舆，礼部堂官导引，由正门之左门进。如谒永陵，则入启运门之左门，经启运殿东旁行，以地狭窄，将拜褥设于阶下，行三跪九叩礼。若谒福陵、昭陵，则入隆恩门之左门，经隆恩殿东旁行，诣祭坛处，行三跪九叩礼，兴，诣东旁立，俟设奠几毕，进入谒陵。系永陵，则四跪，祭酒十二爵，是福陵、昭陵，各祭酒三爵，每一祭酒，行一叩礼。礼毕，仍诣东旁立，西向举哀。王以下、三品以上官员，于殿之两旁，按翼向上排立，均随行礼举哀毕，礼部堂官导引皇上由原进之门出，乘舆还行宫。皇太后、皇后谒陵，亦有专门的仪注。
乾隆帝还仿照皇祖玄烨之制，亲临开国元勋克勤郡王岳讬、武勋王扬古利、宏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等人之墓赐奠。
除了通过这些活动以教育宗室王公子弟以外，乾隆帝还常就盛京谒陵时王公的表现，而对他们加以训诫和勉责。乾隆八年十月初一日，他在盛京，御大政殿，赐随从王公大臣宴于凤凰楼前，并下谕训斥不守旧例的王公说：“尔等得与朕在清宁宫祭祀，皆祖宗所赐之福，亦系满洲之旧例也。今观满洲旧例，渐至废弛，且如怡亲王弘晓不佩小刀，是何道理？朕敬阅实录内载皇祖太宗谕曰：今宗室之子弟，食肉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满洲旧俗，后之子孙，何所底止？是太宗当时教训诸子，早念及后之子孙遗弃旧俗矣。……至围场之暇，朕尝射鹄，连中多矢，而与王等较射时，往往不中者，非故让也，因见尔等之射不慊于中故耳！此次除庄亲王外，其余王等皆不能手格一兽，由不自奋勉习学所致，乃反以为从朕远行，致罹罪戾。……尔等皆系太祖、太宗一派子孙，乃至如此，朕心深为愧惕。嗣后尔等宜以朕今日教导之言，常如祖宗在天之灵亲临告诫，革除陋习，恪守旧章，以仰荷祖宗眷佑于奕禩，可不勉乎！可不慎乎！将此通谕在京王公宗室等知之。”［11］
乾隆四十三年第三次恭谒盛京祖陵时，年近古稀的乾隆皇帝弘历，于九月初一日在盛京下达了一道长谕，详述谒陵之重要性，训示子孙必谒祖陵，否则即为忤逆之子孙，若有臣僚谏阻谒陵，即诛戮毋赦。他在概述先祖创业之艰后说：
“且自出关后，途中所经，城郭则宁远、锦州、广宁等处，山川则松山、杏山、大凌河、萨尔浒、尚间崖、浑河等处，悉我太祖、太宗艰辛百战之地，历历在目。溯自兴京肇迹，辽沈迁都，业基于勤，而谋成于断，皆世世子孙所当深念者。……夫以朕之景仰前型，勤恳若是，必三至乃得晓然于心，凡我子子孙孙绍登大统者，可不体朕志以为志，眷怀辽沈旧疆，再三周历，蘄于祖宗遗绪，身亲而目睹者！至于朕叩谒永陵、福陵、昭陵，每至必泪随声涌，瞻恋不忍去，此非可以强致也。……我后世子孙，诚能遵朕此旨，处尊位而常缅前劳，览当年原巘而兴思，拜旧里松揪而感怆，自必懔然于天眷之何以久膺，憬然于先泽之何以善继，知守成之难，兢兢业业，永保勿坠，则我大清累熙重洽之盛，洵可绵延于亿万斯年失。非然者，或轻视故都，而惮于远涉，或偶诣祖陵，视同延揽古迹，而漠不动心，是则忘本而泯良，设有其人，即为国家之不幸，实不愿我后嗣之若此也。子若孙可不恪奉朕训，而知儆惧乎！……或我子孙，尚知遵朕此旨，欲莅陪京，而其时无识之臣工，妄以为人主当端处法宫，综理庶政，不宜轻出关外，此即我朝之乱臣贼子，当律以悖命之罪，诛之毋赦！……十数年后，朕躬若尚如今日之康疆，仍当再修上陵之礼。然尚须有待，嗣后每阅三年，即派皇子二三人恭谒祖陵，每次于秋冬间启行，……俾之历览旧京风土，自皆惕然动念，感天佑而仰祖功，无负朕谆切垂训之意钦承毋忽。将此通谕中外。”［12］
四、怀柔蒙古
隆乾帝四谒盛京祖陵的重要目的，是作好漠南、漠北扎萨克蒙古的工作。谒陵途中，要经过蒙古地区，或离蒙区不远，有关部落蒙古王、公、台吉要在辖区内或专程恭候圣驾，不少王、公、台吉要求随围效力，乾隆帝则对他们从厚赏赐格外优遇。
乾隆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因未被指派随围的蒙古王、公、台吉恳请随围，而谕命给予厚奖。他说：“朕此次诣盛京恭谒祖陵，众蒙古王、公、台吉等踊跃欢欣，跪迎道左，恭请朕安，并恳请扈从效力。朕念伊等游牧相距甚远，若令全行随驾，不惟劳累，且于伊等应办之事，亦恐有误，是以降旨，令其随往木兰，四围毕，即各回游牧，著于行围后，赐宴遣还。其围场兵丁等，著一并赏赐。至随围行走之蒙古王、公、台吉、官员、兵丁，及遣回游牧之王、贝勒等，应如何赏赉，并嗣后陆续随往围场人等，如何赏赉之处，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内务府大臣等，会同理藩院议奏。”［13］
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等遵旨议奏：派出管理围场的贝勒、贝子、公等，赏与衣带等物，管围的台吉、塔布囊、官员等，赐与缎匹，围场兵丁各赏银三两，管驮车人各赏银一两、布一匹。请安随围行走的王、公、扎萨克、台吉、塔布囊、厄鲁特散秩大臣、侍卫等，分别赏与腰刀、缎匹等物。到达昭乌达、哲里木盟所时，随至边界的兵丁三百名，各赏银三两，昭乌达盟的巴雅海地方，预备围场之兵一千名，各赏银一两，哲里木盟的戥子村及和尔本诺尔二处预备围场之兵一千名，各赏银一两五钱。乾隆帝批示：敏珠尔喇布坦著照公例赏给。其接至古北口之打鹿鸟枪手四十名，各赏银五两。“余依议”。［14］
过了八天，乾隆八年七月三十日，总理行营事务庄亲王允禄等奏：先经行在理藩院奏：昭乌达盟长吹不丕勒、桑里达等，以初次巡幸其部落，“思欲少效微忱”，恭进筵宴外，仍请贡牛羊驼马。奉旨嘉奖，令送至筵宴地方呈阅，免其收受。此诚体恤殊恩，“然伊等心实不安，仍恳请收受”。“伊等既再三恳请”，应将驼交武备院，遇有用处领用，将马令其送至兵丁换马处应用。乾隆帝批示：“所进马驼，补换之后，仍将所换者给与蒙古人等。”［15］
又过了两天，八月初二日，太后、皇上驻跸碧苏台时，由漠南扎鲁特、内喀尔喀左翼、奈曼、敖汉、翁牛特、阿鲁科尔沁、巴林、克什克腾八部合为一盟的昭乌达盟之盟长和各部王公台吉由漠南喀喇沁、土默特二部合为一盟的卓索图盟之盟长、王公，为帝与太后“恭进筵宴”。八月十五日日驻跸乌达图，由漠南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四部合为一盟的哲里木盟之盟长科尔沁亲王罗布藏衮布，又给帝与太后“恭进筵宴”。
蒙古王、公、台吉、官员、兵丁如此恭敬效劳，使乾隆帝非常高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