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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在反驳御史丛洞谏阻秋狝之渝中，曾讲到行围不会贻误政事。此话确系非假。总观乾隆帝秋称之时，皆同在京之日一样处理军国要务，就是在驰捕兽禽之日，也照样批处奏章。“其行围所有奏章，皆俟上还营后，披览发出，毫无遗滞。”［16］
现在再以乾隆三十六年的秋狝为例，略予叙述。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乾隆帝奉皇太后离京，“秋弥木兰”，十月初八日返至京师西郊畅春园。在这八十天的秋狝中，除了处理一些重要事件外，他着重抓了两个大间题，一是土尔扈特归顺，二是用兵大小金川。离京之前，乾隆帝已根据驻乌什的都统衔参赞大臣舒赫德之奏，当机立断，决定接纳离开俄国万里迢迢归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落数万人员。秋狝期中，他对土尔扈特部人员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其一，千方百计赈济土尔扈特。就在出发那一天，七月十九日，他因舒赫德奏请赶紧运送牲畜救济穷困的来归人员，下谕说：舒赫德“所奏甚是”。“土尔扈特自俄罗斯率领妻子颠连前来，窘迫已极，若不加意抚恤，令伊等或至饿毙，朕心实有不忍”。现在巴里坤有孳生羊只，哈密、吐鲁番、闢展皆系出羊之地，可以加紧办送。但土尔扈特男女将近十万，“必须专派贤能大臣亲往妥办”。著派陕西巡抚文绶即带干员前赴哈密等处，用银二十万两，尽数购买孳生贩卖之牲畜，送至土尔扈特人员游牧住居地方。［17］此后，他又多次下谕，指授文绶等人办理赈济之事。文绶等人根据帝旨，不到一个月，就筹集了马牛羊二十六七万匹（只、头）、官茶二万余封、米麦四万余石、羊裘五万余袭、布六万余匹、棉花五万九千余斤，以及大量毡庐、棉袄、棉褂等物，使七万余名土尔扈特人员摆脱了“或衣服破烂，或靴鞋皆无”的饥寒交迫困境，开始了安定乐业自由牧耕的新生活。
其二，编旗封爵，辖隶中央。乾隆帝在安排土尔扈特赈济物品的同时，即积极筹备让其首领入觐之事，并特命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亲王陪其来到热河。九月初八日，乾隆帝于行围之伊绵峪大营，召见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等人，赐赏顶带冠服等物，并亲撰《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御制土尔扈特纪略》两篇文章，详述土尔扈特历史，嘉奖渥巴锡汗归顺，列举赈济物品，宣布要按皇祖安置、优恤喀尔喀三部人员之例，优待土尔扈特人。
第二日，九月初九日，乾隆帝赐渥巴锡汗等人鞍马，“并令随围从观”，以后多次设宴款待他们。九月十四日，他又下谕封授土尔扈特汗、台吉爵位。他说：渥巴锡等台吉，“因与俄罗斯风气不同，且不时兴兵争夺，不得安生，仰企朕推广黄教安抚四夷之化，率数万人跋涉远途，不辞劳苦，归诚效顺，殊属可嘉，自应指地安插，使伊等衣食有俾，并予以滋生牲只，以资久远之计。除业经饬交伊犁大臣等办理外，兹特加恩，赐以封爵”。封渥巴锡为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新土尔扈特部弼里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勒图郡王，恭格、默们图为贝勒，旺丹、沙喇扣肯、奇布腾、雅兰丕尔、额墨根乌巴什为贝子，拜济湖为辅国公，诺海、伯尔哈什哈为一等台吉，阿勒克巴等三十人为一、．二、三、四等台吉。“尔等仰叨朕恩，其加意管束所属，咸务生理，延及子孙，永荷安全之福矣”。［18］后又按漠南、漠北扎萨克蒙古之制，编立盟旗，分授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为盟长、副盟长、扎萨克，完成了漠西蒙古四部悉隶于清的厉史任务。
在这次秋狝中，乾隆帝处理的第二件军国大事是用兵金川。他在秋狝中，多次下谕指授用兵方略，斥责四川总督德福及大学士、管四川总督事务之阿尔泰庸懦无能，并因其难以改过，而罢革德福四川总督和军机大臣之职，授文绶为四川总督，命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带云南军营全部满兵入川，接替阿尔泰用兵金川之任。由此可见，木兰秋狝，的确未曾影响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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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36，页10、11。
［2］《清高宗实录》卷138，页6、7。
［3］《清高宗实录》卷142，页16。
［4］《清高宗实录》卷147，页4。
［5］《清高宗实录》卷147，页21。
［6］赵翼：《檐曝杂记》卷1，《圣射》。
［7］赵翼：《檐曝杂记》卷1，《木兰杀虎》。
［8］《清高宗实录》卷200，页1。
［9］《清高宗实录》卷1100，页6、7。
［10］赵翼：《檐曝杂记》卷1，《皇子善射》。
［11］赵翼；《檐曝杂记》卷1，《跳驼撩脚杂戏》。
［12］《清高宗实录》卷149，页11。
［13］《清高宗实录》卷147，页23。
［14］《清高宗实录》卷151，页16、17。
［15］《清高宗实录》卷149，页3、4。
［16］昭梿：《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17］《清高宗实录》卷330，页8、9。
［18］《清高宗实录》卷892，页51、52。
四谒盛京祖陵
第二节 四谒盛京祖陵
一、谒陵诸制
乾隆帝弘历在位期间，曾四次到盛京恭谒祖陵。前两次皆奉皇太后前去。第一次是乾隆八年，他于七月初八日奉母后离京，自畅春园出发，十五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停驻三日，十九日离山庄，九月二十四日入盛京，十月二十五日返回北京皇宫，历时三个半月。第二次是乾隆十九年，他奉太后于五月初六日离京，十二日至避暑山庄，七月初五日从山庄出发，八月初七日到吉林城，九月十一日进盛京，十一月十一日返回京师。这次时间最长，前后共四个半月。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三年，因太后于上一年去世，乾隆帝率八旗官兵于七月二十日起行，未经热河，八月二十四至盛京，九月二十六日回宫。此次因未到热河，时间最短，来去仅两个半月。最后一次是乾隆四十八年，年过古稀的乾隆皇帝于五月二十四日从京城动身，二十九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离山庄，九月十七日到盛京，十月十七日回到宫内，历时将近四个月。
乾隆八年的第一次恭谒盛京祖陵，基本上参照康熙年间之例，确定了谒陵的主要制度及活动的大致内容。八年五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说：“朕奉皇太后前往奉天，恭谒祖陵”，择于七月初八日启行。“一切应行事宜，著各该衙门先期备办”。［1］
第二天，五月初二日，总理行营事务的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上出巡时扈从官员兵丁安营制度。允禄等奏称：凡遇銮舆行幸，扈从大臣官员兵丁，安营各有一定处所，宗室王公之营，应在管声音堆拨之外就近之地，大臣们应按照领侍卫内大臣所指之地住宿，未入班的满汉官员及侍卫、拜唐阿等，各随其班次，章京、护军各随本旗之纛。镶黄、正红、镶白三旗在御营之后，正黄、镶红、镶蓝三旗在御营之西，正白、正蓝二旗在御营之东。近年以来，渐不遵照旧例办理。现酌定章程，分为左右翼，宗室王公、大臣、满汉官员，以及侍卫、拜唐阿、章京、护军、八旗等，仍遵以往之例安置。栓马支杆，平时设于正门左銮仪卫巡更处，皇上起行时，则设于管声音堆拨内，皇太后起行时，应设于正门左穿堂帐房次层帐房之间。再各部院总管衙门所属官员、内务府护军及太监等，亦令分别安置。其他人员，恐无约束，应特派章京四员及护军校、护军，分别指示。蒙古各部人员，仍交理藩院，令其于大营十数里外安设蒙古包。前后牧马人，随时起行，不准在夜深时刻出入哨内。乾隆帝批示：“好。依议”。［2］
盛京礼部侍郎那尔泰等官接到皇上欲去谒陵的谕令后上奏：“銮驾关系甚重”，盛京仅大清门内楼上可以安放，但是此处系官弁出入之路，“殊失慎重”，请揀用大清牌楼外义学官房十三间存贮。乾隆帝批示：将銮驾放在大清门内楼上，待到盛京时再降谕旨。
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就行营所用蒙古包等物的装运及随从人员出发之事，下谕说：此次前往盛京，未到热河之前，俱在行宫驻跸，所有行营需用的蒙古包、帐房、布城等项，及应该预备的物品，俱著于七月初三初四等日，先行起程，运至应该等候地方，预备等候。侍卫、章京、护军，酌量留用一些人外，其余人员著分别次序，预先起程，过青石梁等候。这样分别先后，依次起程，则住宿处所俱有空闲，行走之时，亦不致因人马太多拥挤不堪而损伤田苗。至于安排哪些人员先行，怎样分别次序，以及酌派大臣二三员带领他们出发等事，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立即定议具奏。王大臣遵旨随即上奏：各处随往盛京人员，应预先遣往的，有侍卫一百五十余名，亲军、护军六百余名，以及各项官兵、拜唐阿，共二千余名，车七百九十余辆。应分三拨，于七月初二至初四等日，派出大臣，按拨带往，分驻博罗河屯、喀喇河屯、热河等处，并于侍卫、章京、护军内酌留二百余名，于青石梁、黄土坎、苇子峪等狭隘地方，如遇行李壅滞难行，即协力护送。至于扈从人员，除安设堆拨等项差使以外，其余无差之人，若俱在行宫周围住歇，恐人多地窄，踏坏田禾，应允许他们随便借寓。另外，牧厂派出马六千余匹，护送先往之人，如待驾到后更换，未免耽延，请先派出放马的章京，赴博罗河屯，会同领拨大臣监视更换，其余马匹及已更换之马，仍交与马厂副都统牧放，以备御营官兵到时换用。乾隆帝降旨：“所议甚妥，依议”。［3］
同一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就随行马匹牧放巡哨之事下谕说：以往圣祖前往盛京时，众人所乘之马，曾照出兵例，派兵巡哨马厂。此次随行官兵，久未外出，未能谙练，“行营马匹，最关紧要”，倘不能寻觅水草牧放，必致疲乏。若按官兵驼马，派兵巡哨，则随往之马甚多，而此次官兵又不甚赢余，或令各自牧放，酌量派遣深悉水草官兵引导约束，倘有遗失，令哨兵寻觅。其应于何处巡哨，何处不必巡哨，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分别详悉议奏。
王大臣遵谕议奏：御营前后，设有卡座，地面宽阔，水草丰美，卡内尽可牧放马匹，惟左右两翼无卡，应于曾经参加围猎、出征之人内，派出护军校、兵丁共八十名，侍卫、章京四员，每翼派四十名巡哨，以侍卫、章京各二员统辖，如果遗失马匹，即令守卡人寻觅。至于从盛京回銮时，系由大路经过，便不必巡哨。乾隆帝批示：依议。著传示所有随营官兵。
出发之前一天，七月初七日，大理寺卿定柱奏：皇上恭谒祖陵，为期甚长，请于八旗都统、副都统内派出数员，自起驾之日起，至回銮之日止，协同步军统领等官，每晚在皇城内外及大城各处，分地稽查。再谕令都察院、步军统领，转饬五城巡察御史，暨三营将弁，亦不时勤加稽查，务期周密。乾隆帝同意其奏，降旨说：左翼著派松阿里、广禄、王进泰、允禧、韩光基、德敏，右翼著派胡林、弘炯、卓巴、李元亮、阿克敦、西忒库，逐日每翼著一人轮班稽查。
作了这些安排后，乾隆帝便于七月初八日奉太后启銮，并下谕蠲免经过州县钱粮，留下履亲王允祹、平郡王福彭、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在京总理一切事务，开始了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前往盛京恭谒祖陵之行。
二、巩固龙兴之地
乾隆帝弘历四次恭谒盛京祖陵，除了巡视沿途地区情形外，主要作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为巩固龙兴之地。盛京是清帝的发祥地。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辽、吉、黑三省之东、北，与正在积极扩大疆域的俄国接界，是大清国防止北方、东方外来侵略的前沿阵地。就国内各族之间的关系而论，乾隆八年第一次盛京谒陵时，曾大败清军于和通泊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势力仍然相当强大，随时都可能南下，袭掠已为清帝外藩扎萨克的漠北喀尔喀四部，并进掠漠南科尔沁等部，构成对直隶、京师的严重威胁。清政府要防御准军的入掠，或对准部进行攻击，奉天是十分重要的军事要地，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军分三路，东路就是奉天将军萨布素率领的东三省劲旅。
奉天、吉林、黑龙江满洲八旗官兵和索伦等部落的人员，还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此时，北京和关内各省驻防满洲八旗人员，已因升平日久，沾染柔靡恶习，而日趋享乐苟安，士气低落，弓马生疏，临阵溃逃之事，层出不穷。因此，遇逢重大战争，清政府已不能完全指望京旗和中原驻防旗兵，而更多地动用东三省满兵和索伦、达呼尔等部落人员，由后者编入八旗的“新满洲”，出现了不少勇猛善战的骁将。象著名的猛将海兰察，便是世居黑龙江的索伦部的成员。他从乾隆二十年以马甲从征准噶尔起，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任至都统、参赞大臣、御前侍卫、领侍卫内大臣，封一等超勇公，三次图形于紫光阁。
正是由于东三省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康熙帝曾三至盛京恭谒祖陵。自命为皇祖之贤孙的乾隆皇帝弘历，当然也知道此举之重要性、必要性，故在乾隆六年初举秋称之后的第二年，就第一次到盛京谒陵，抓紧进行安顿龙兴之地的各种工作。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他正在鹿群最多的巴彦行围之时，便亲题盛京各衙门的匾额，奉天将军衙门之匾额为“屏翰邠丰”，盛京户部为“宗邦会要”，礼部是“典要明禋”，兵部系“陪京枢要”，刑部是“弼教留都”，工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