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参加木兰秋狝的满洲八旗官员兵丁、漠南扎萨克蒙古随围者的人数和赏银等规定，是参照康熙时的旧例，略加修改而制定的，此后每年的秋狝，大体上皆照此办理。
围猎时的主要阵式及狩猎之法，乾隆朝大致是这样的。主要行围之地是木兰，沿途亦常围猎。木兰在直隶承德府北四百里，系原来辽代上京临潢府、兴州藩地，明至清初为摸南蒙古翁牛特部之牧地。康熙中，蒙古王公将此地进献，以为狩猎场所。其地毗连千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此，是最好的讲武习猎地方，康熙帝常于此举行秋狝，乾隆时袭祖制基本上年年行围。
行围时，蒙古喀喇沁等部，岁出一千三百五十人为虞卒，名叫“围墙”，以供合围之役。围中设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别标明以便识别，两翼末，清语叫“乌图里”，各立蓝纛为标志，皆听中军节制。管围大臣，皆以满洲、蒙古八旗的王公大臣担任，副以扎萨克蒙古王公台吉，两乌图里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
行围之制有二：一为行围，一为合围。只以数百人分翼进入山林，围而不合，叫行围。合围则人数众多。五更之前，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和满洲八旗官兵，以及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视围场山川大小远近，纡道绕出围场之后，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齐至看城，便为合围。合围以后，从乌图里处，虞卒脱帽以鞭擎举，高声传呼玛尔噶口号。玛尔噶乃蒙语“帽”之意，玛尔噶声依次传递至中军，连传三次。中军便知围已合成，遂拥纛徐徐行进，左右指挥，以待皇上入围，此时已是辰末巳初时刻。合围数十里，渐促渐近，出林至冈阜，离皇上驻跸之行营约二三里。这时，已于高敞处设黄幕，幄中设毡帐，名叫“看城”。待至看城时，虞卒皆马并耳人并肩。
围内之广场不过三里多，自围墙外至放围处，重设一层人员，乃虎枪营士卒及各部落射生手，他们负责专射自围内逃出之兽，围内例不准射。
日出之前，皇上自御营乘马，先至看城稍为休息，待两翼乌图里蓝纛到后，便从看城出来，由扈从大臣、侍卫及亲随射生手、虎枪手等拥护，自中道抵达中军，在中军前半里左右，周览围内形势，瞭如指掌，于是发敕指挥，并亲自射击。如遇围内有虎，则暂不射杀，待皇上看完勇士杀虎之后，再遵敕猎杀群兽。每当收场之后，行至看城，皇上即驻马观看诸王公及射生手等驰逐余兽。如果这日看城场内兽集太多，则奉旨特开一面，让其逃走，仍禁围外之人不准追杀。猎毕之后，皇上回到大营，名叫“散围”。各部落皆按队归营，此时刚刚申时（午后三至五点），一日行围之事，遂告完毕。
如系捕鹿之日，其制与平常行田又略有不同。皇上于五更放围之前出营，侍卫及各类各差人员，分为三队，约出营十余里听到圣旨后，第三队停下，又过四五里，第二队停下，再过二三里将至哨鹿处，第一队停下，此时侍从与扈卫之臣，仅十余骑。不久，便听到清角声扬，远林哟哟，低昂呼应，突闻枪声一响，便知皇上已射中一鹿了，随围人员皆听旨调遣，三队人马依次到达皇上面前。
三、秋狝之效
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奉皇太后起銮，开始了第一次木兰秋狝之行。出发之前一个多月内，他连下数谕，具体安排秋狝之事。六月初四降旨：此次行围，著履亲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在京总理诸事。七月十八日，他谕告大学士等：“朕因讲武，行围口外”，其办理一切政务，与在宫中无异。在京部旗诸臣，理应更加勤勉，精勤奉职，倘或稍有懈怠，不但迟误公事，“且重负朕宵旰图治之本怀。可传谕文武诸臣共知之”。［4］
七月二十七日，即出发后的第二天，他下达减所过州县额赋之谕说：“朕初次行围，所有经过州县，前经屡降谕旨，不令丝毫扰累，但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朕心轸念，著将该地方本年应征额赋，酌量蠲免，统计十之分三，以昭朕体恤闾阎之至意。”［5］以后秋狝，大体上皆依此制。
乾隆帝于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离京，九月二十日返京，来去共五十五天。这次行围的日程和驻宿地点如下：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弘历奉皇太后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出发，当日驻蔺沟，二十七日驻怀柔县，二十八日密云县，二十九日要亭，三十日在古北口阅兵后驻两间房，八月初一初二两日行围，驻常山峪，初三至初五日在喀喇河屯，初六日驻小营，初七日驻波罗河屯，蒙古王公恭迎圣驾，初八张三营，初九日十八里台。初十、十一、十二三日行围，十四日至二十二日连续行围九天，二十四至二十六日行围三天，二十八至三十日行围三天。在这段期间，先后驻拜布哈昂阿、乌拉岱哈达前、准乌拉岱、都木达乌拉岱、布尔哈苏台、巴彦沟、鄂尔楚哈达、扎克月鄂佛罗等地，九月初三日至初七日在承德避暑山庄住了五天，初八日返回，二十日回到北京。前后共行围二十日。
乾隆六年以后，除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等一些年份以外，直到去世之日止，他一共到承德避暑山庄去了五十余次。一般是七月去九月回，也有一些时候是五月、六月或八月去。乾隆三十五年前，去必行围，就是在他已过花甲之年时候，他还要率领满洲八旗官兵猎捕兽禽。后来由于年过古稀，行围之举才日渐减少，改为主要驻于避暑山庄。他去世的前半年，即嘉庆三年夏秋，虽已八十七岁，他仍然离开京师，去到山庄。
在这几十次木兰秋狝和住承德避暑山庄的时间里，乾隆帝的确是紧紧抓住以猎讲武和怀柔蒙古这两件大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他不仅指挥、鞭策满洲官兵奋勇驰逐，擒捕猛兽，而且亲自骑马奔驰，拉弓放箭。曾作过军机章京的大史家赵翼对乾隆帝之讲武十分称颂，赞其“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轭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6］
乾隆帝不但经常深入林中，射捕奔鹿，而且特别喜欢督众捉虎。史称其：“较猎木兰，如闻有虎，以必得为期。”［7］乾隆二十二年秋，有一日，停围设宴演剧，款待蒙古各部王公。这时，乾隆帝忽然看见两个蒙古王爷正在耳语，间其何故？蒙古二王奏称：“适有奴子来报，奴等营中白昼有虎来搏马，是以相语。”乾隆帝立即谕令停乐，骑马出外，侍卫见状仓卒跟随，虎枪人闻知，飞骑奔追，才得赶上，侦察得虎窝仅有两只小虎。帝命一侍卫往取，侍卫刚一举手，小虎发威，此侍卫稍稍退缩，乾隆帝马上下令，革其翎顶。这时，恰有一小蒙古突然冲出，攫一虎挟入左腋，又攫一虎挟入右腋。乾隆帝大喜，即以所褫侍卫之翎顶赐与小蒙古。此时，小虎之父已远逃，惟有母虎因恋小虎，尚未奔逸，仍在前山回顾。虎枪人尽力追逐，攀山越岭，腾跳绝涧，直到酉时，才将母虎打死抬回。此虎自头至尻，长八九尺，蹄粗至三四围，乃虎中之最大者。虎枪人有三人被伤，一人受伤最重，帝赐以孔雀翎一枝、银二百两，另二人各赐银一百两。乾隆八年九月初一日，他还于乌什杭阿行围时，“亲射殪虎”。［8］这年的巡幸行围中，共射死老虎十余头。
乾隆帝不仅以身作则，勉励、督促满洲官兵，而且还对诸皇子严加管教，训练他们讲武习劳，“每岁木兰行围，多值严寒风雪，阿哥等俱随从行围。”［9］皇子、皇孙中有不少善射之人。有一次，在邻近木兰的张三营行宫，他命随行的皇子皇孙射箭，观其优劣。“皇子、皇孙依次射。皇次孙绵恩方八岁，亦以小弓箭一发中的，再发再中”。乾隆帝非常高兴，谕令再中一矢，就赏黄马褂。绵恩再射，又中一矢，遂得赐衣。［10］
除了行围捕兽以外，乾隆帝还经常举行较射、跳驼等活动，以演习武艺。离京以后，未到木兰以前，途中每到行宫，他“辄坐宫门外较射。射毕，有跳驼、布库诸戏，皆以习武事也”。“跳驼者，牵驼高八尺以上者立于庭，捷足者在驼旁，忽跃起，越驼背而过，到地仍直立不仆，亦绝技也”。布库，乃徒手相搏，胜败以仆地为定［11］。
在历次木兰行围中，乾隆帝经常对参加行围的满洲王公大臣兵丁，就其技艺和从猎的表现，予以训戒或嘉奖。乾隆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即第一次秋狝时，他下谕说：此次巡幸木兰，所有随围的兵丁，“首推东三省暨察哈尔之巴尔呼等，汉仗好，马上熟练，手技便捷，行围整齐。至他省及京兵，汉仗弓马膂力骨格，尚属去得，当差亦甚勤奋，但于行围耐劳等处，较之稍逊，皆因平素好贪安逸之所致，士气日见委靡矣。我满洲兵丁，从来到处超群，同是丈夫，岂可行走落后。……夫兵丁精强，习学马上技艺，俱在平素操练，即如各省弁兵，每年操演围猎，京城兵丁，亦教习步围，兵丁等既有官拴马匹，如果专心，各加勤习，何致不成？著交各该管大臣官员等，务须悉心训练兵丁以马步骑射围猎之法，兵丁等亦应各加奋勉，留心习学马上技艺，耐受劳苦，及养马调降之调膘”。［12］
他曾于七月三十日在古北口阅兵，见兵士武技良好，特降旨称赞说：古北口为畿辅藩籬，提督所属弁兵，“素称劲旅”。“朕今因出口行围，亲临检阅，见队伍整齐，技艺娴熟，洵由统领大员董率有方，将弁兵丁勤于练习所致，朕甚嘉之”。提督已赏马二匹，著再加恩赏上用缎二匹。副将赏官用缎二匹，参将、游击以下守备以上，每员赏给金牌一面，千总、把总每员赏给银牌二面，兵丁每名赏银牌一面，“以示鼓励”。武备尤以弓矢为要务，向来绿旗弁兵，“亦知留心队伍，而骑射未为长技”，“该提督当不时训练，并将朕旨传谕各弁兵等知之。”［13］
他因初举秋狝竟有一些满洲王公大臣托词不去，颇为恼怒，于回京之后，下达专谕，“训饬随围托故之诸王大臣”。他先引太宗皇太极之旨，太宗曾严厉训斥王公大臣及其子弟“耽恋室家，偷安习玩”，不愿出征行围，将使国势日衰。录完此谕后，他接着强调指出：“此等流弊，有关于满洲风气，是以蒙太宗皇帝谆切训谕。朕此次行围，诸王大臣中，竟有耽恋室家，托故不愿随往者。……夫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乃满洲等应行勇往之事。若惟事偷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嗣后倘有不知悛改仍蹈前辙者，朕断不轻为宽宥。可遍行传谕诸王大臣及官兵人等知之”。［14］
乾隆帝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对加强满洲官兵的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克服八旗人员偷安积习，起到了比较显著的作用。
在怀柔蒙古方面，他收到了更大的成效。就在乾隆六年初举秋狝之时，漠南蒙古科尔沁等部王公，或亲至行营恭迎圣驾，或派专使前来请安，未被指派随围的王公呈请随围，已被派遣随围的王公踊跃参加。乾隆帝十分高兴，于八月二十日对蒙古扎萨克诸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下达专谕，予以嘉奖说：
“尔蒙古等自太祖、太宗时归仁向化，每逢军旅田猎等事，均与满兵一体效力，是以我皇祖、皇考眷爱尔等，无异满洲，教养兼施，百有余年。朕此次巡幸口外，入哨行围，操练满洲、蒙古兵丁，所有未经派围前来请安之王、台吉等，俱奏请随围，意甚诚切。其随围之蒙古兵丁，行列整齐，号令严明，均知奋勉。秋狝之典，多年未举，今初行围，尚能与皇祖巡幸时无异，皆尔扎萨克等平素管教有方之所致也。尔扎萨克等，果能如此操练所属，俾致精强，何敌不克，朕甚嘉焉。至尔蒙古等，均系游牧生理，惟赖滋息牲畜，尔等理宜轻减赋役，令得休息，滋养牲畜，俾各勤生业，严禁盗贼，谕以伦常，以期永远仰承国恩。”［15］
他随即厚加赏赐。管理围场的科尔沁、敖汉、翁牛特、喀喇沁的贝勒三人、贝子一人、公三人、多罗额驸一人、固山额驸一人、台吉塔布囊七十二人、侍卫官员二百二十五人，皆照康熙六十一年之例赏赐。随围的骁骑，捕户人等一千八百一十一人，除照例每人赏银六两外，再各加赏三两。牵驼马人、赶车人共二百九十六人，除照例赏与银布外，各加赏银一两五钱。贝勒、公等的护卫官员，亦照前例，各加赏毛青布一匹、银三两。科尔沁土谢图亲王等十五人，各加赏纬帽一顶、装缎衣一袭。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等三人，各加赏刀一把、弓矢全撒带一副、上用龙缎一匹。额驸策凌虽未随围，亦照随围亲王之例赏给一份。
乾隆帝继承皇祖玄烨藉秋弥怀柔蒙古之法，收效很大。《檐曝杂记》卷一《蒙古诈马戏》，对此作了很好地概括和表述。其文说：“上每岁秋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皇上幸热河，近边诸蒙古王公例来迎渴。秋八月万寿节，行宫演大戏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赐蟒缎等物。行围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人，每遇行围之时，即趋役供事。蒙古王公侍帝左右，“听指挥惟谨”。行围十余次后，蒙古王公必选择一日进宴，“上亲临之”。这一天，设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待随驾的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奏乐多弦索，极可听，又陈布库、诈马诸戏”。布库不如皇上御前之人，而诈马乃其长技。诈马之法为：驱未曾羁勒过的生驹千百群，令善于骑马之人手持长竿，竿头有绳作圈络，突然冲入驹队中，驹方惊慌，持竿之人已将绳系在驹之头上，跳到驹背之上，驹不愿受鞭策，猛烈跳跃，欲把骑者摔下，骑驹之人以两足紧紧夹住驹背，始终不下马，一会儿，此驹便帖服于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