衮布，又给帝与太后“恭进筵宴”。
蒙古王、公、台吉、官员、兵丁如此恭敬效劳，使乾隆帝非常高兴，多次下谕嘉奖和赏赐。就在昭乌达盟、卓索图盟之盟长、王公等恭进筵宴的第二天，八年八月初三日，他下谕说：“朕此次经过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桥道，备办一切用项，俱属整齐妥协，实为敬谨。此不惟王、扎萨克等各感我皇祖、皇考眷养隆恩，竭诚奋勉，乃至伊属下蒙古，亦皆欢欣鼓舞，不辞劳瘁，朕甚嘉之”，应予赏赐，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等议奏。王大臣等遵旨上奏：卓索图盟之五旗，共同在其游牧地界查罕和罗一站，供用柴、炭、乳牛、车辆，又设卡、掘井，“俱妥协预备”，并传集众蒙古运到物件，卖给官兵，“奋勉可嘉”。拟请将办理此等差务之协办台吉、塔布囊各赏缎二匹，台吉官员五十二员各赏缎一匹，兵七百三十名各赏毛青布四匹。乾隆帝批示：协办台吉、塔布囊各赏缎三匹，台吉官员各赏缎二匹，兵丁各赏布六匹。［16］
过了四夭，八年八月初七日，他又下谕说：昭乌达盟之博罗额尔吉与布尔哈图地方的两处粮仓，守仓的蒙古人“甚属穷苦，殊为可悯”，著加恩每人赏银五两。看守二仓的两名章京、两名骁骑校，各赏官缎一匹。［17］同日，他又因沿途经过地方米粮缺少米价昂贵，谕将上述二仓存米，酌量赏给随驾之王、大臣、官员、兵丁，作为口粮。尚书、公讷亲等遵旨回奏：博罗额尔吉贮米三千余石，将此米赐与兵丁、拜唐阿等一人一大斗，校尉等各五升，官员各一斛，大臣各一石，王、贝勒各十石，共给米一千五百九十石，尚余米一千四百余石。乾隆帝下谕，命将此一千余石米赏与昭乌达盟蒙古，令其运至行营粜卖，“伊等既可获利，而众人亦可免重价籴买之累”。［18］八月二十六日，他又降旨：此次口外之蒙古台站章京、兵丁等，驰递公文，牧放牲畜，昼夜当差，殊为可悯。著加恩赏给坐台章京各彭缎三匹，兵丁各毛青布八匹。随营备办乌拉人等，分段当差，亦著赏给章京各彭缎二匹，兵丁各毛青布四匹。
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留京总理事务王大臣具折请安，乾隆帝降旨，总述沿途情形说：“朕躬甚安。王大臣等佳否？朕奉皇太后欢悦而行，已至科尔沁地方矣。蒙古等皆诚心效力，实属可喜。”“至蒙古地方，皆所经由，伊等诚敬备至，殊快睹焉。”［19］
乾隆十九年第二次经热河、吉林到盛京谒陵时，蒙古王、公、台吉仍按例恭迎。此时，正值准噶尔部内乱，杜尔伯特部三车凌来归，乾隆帝便于五月在热河避暑山庄，召见三车凌，赐宴封爵赏银，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为贝勒，其余来归台吉色布腾等分别封授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赐亲王车凌银五千两、郡王车凌乌巴什银四千两、车凌孟克贝勒银三千两。七月十一日，他又在前往盛京的途中，下谕要赐奠科尔沁王。他说：已故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罗卜藏衮布、敖汉贝勒罗卜藏，“皆系旧臣，曾经效力多年。今朕亲诣盛京，恭竭祖陵，经过伊等游牧，追想前劳，愈增悼惜。贝勒罗卜藏之墓在御路附近，腾亲临奠之。”达尔汉亲王罗卜藏衮布之墓离御路较远，著果亲王往奠茶酒。［20］他于十三日临奠罗卜藏贝勒之墓时，还亲临其子固山贝子垂济扎勒之家。
乾隆四十三年他第三次东谒盛京祖陵时，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等人在中前所大营附近接驾，敖汉、奈曼、巴林、阿噜科尔沁、翁牛特、喀尔喀、土默特、扎噜特等部王、公、台吉，在五里河村大营接驾，科尔沁亲王旺扎勒多尔济等，在兴隆屯大营接驾。乾隆帝皆分别在行殿召见他们，赐茶，赏赐缎匹。
乾隆四十八年，乾隆帝第四次至盛京谒陵，途中，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等在叶博受村广慧寺行宫迎驾，于行宫东门外设大毡庐，“侍上宴毕，阅诈马诸技”。科尔沁亲王恭格喇布坦、巴林郡王巴图等在五里屯大营迎驾，于行宫西门设大毡庐，“侍上宴毕，阅诈马诸技”。乾隆帝皆分别予以赏赐。［21］他又下谕奖晋效劳王公台吉说：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巴林郡王巴图、敖汉公桑济扎勒，“在御前行走多年，此次随朕前来盛京，均各实心奋勉，朕甚眷爱”，喇特纳锡第、巴图均加恩赏给亲王职衔，桑济扎勒晋封固山贝子。［22］
乾隆帝的四次盛京谒陵，虽然用了不少银米，但对优恤蒙古，巩固盛京，教育训诫宗室，仍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应当说这一活动还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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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92，页1。
［2］《清高宗实录》卷192，页3、4。
［3］《清高宗实录》卷194，页3、4、5。
［4］《清高宗实录》卷199，页7。
［5］《清高宗实录》卷200，页6、7。
［6］《清高宗实录》卷201，页12、13。
［7］《清高宗实录》卷201，页15、16。
［8］《清高宗实录》卷201，页19。
［9］《清高宗实录》卷199，页8。
［10］《清高宗实录》卷202，页4、5。
［11］《清高宗实录》卷200，页11、12、13。
［12］《清高宗实录》卷1066，页2…7。
［13］《清高宗实录》卷197，页7、8。
［14］《清高宗实录》卷197，页7、8、9。
［15］《清高宗实录》卷197，页17，18。
［16］《清高宗实录》卷198，页5、6。
［17］《清高宗实录》卷198，页9。
［18］《清高宗实录》卷198，页7、16。
［19］《清高宗实录》卷199，页8。
［20］《清高宗实录》卷468，页12。
［21］《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7、9。
［22］《清高宗实录》卷1188，页12。
六下江南
第三节 六下江南
一、南巡之因
乾隆帝弘历在君临天下五十年之际，对南巡江浙的重要性讲了这样一句话：“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1］所谓“西师”，是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年）平准定回之役，这场历时五年的战争，彻底清除了准噶尔部南侵喀尔喀威胁大西北及京师的祸根，统一了准、回各部，拓疆二万余里，为保持西北、北方及青海、西藏的安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役当然是皇上朝夕考虑的头等大事，但是“南巡”为什么能和“西师”相提并论？这得先从乾隆帝的一道谕旨谈起。
乾隆帝弘历于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五日下了一道关于南巡的重要谕旨，讲述巡幸江浙的原因、目的及应该注意的间题，摘录如下：
“江南督抚等，以该省绅耆士庶望幸心殷，合词奏请南巡，肤以钜典攸关，特命廷臣集议，今经大学士、九卿等援据经史，且仰稽圣祖仁皇帝六巡江浙谟烈光昭，允宜俯从所请。朕轸念民依，省方问俗，郊圻近省，不惮躬勤銮辂，江左地广人稠，素所惦念，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第程途稍远，十余年来未遑举行。屡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大后游赏，江南名胜甲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既询谋合同，应依议允从所请。但朕将以明年秋幸五台，经大原，厉嵩、洛、赵、魏，回銮已涉冬令，南巡之举，当在辛未年（乾隆十六年）春，正我圣母六旬万寿之年也，将见巷舞衢歌，欢腾献祝，称朕以天下养之至爱，上以广承欢之庆，下以慰望幸之忱，益深嘉悦。届期择吉以闻，向导人员朕酌量先期简派，前往清跸，所至简约仪卫，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供亿。至行营宿顿，不过偶一经历，即暂停亦不逾旬日，前岁山左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弗取，曾经降旨申饬，明岁晋、豫等省，以及江南，俱不可仿效。至名山古迹，南省尤多，亦祇扫除洁净，足备临观而已，无事崇饰，倘有颓圯，随宜补葺，悉令动用官项，但当据实，不得任有司浮冒。其民间张灯结彩，圣祖尝以为戒，载在方册，宜共恪遵，其慎勿以华侈相尚，所司通行晓谕。其一切应行典礼，著照所议行。”［2］
过了十一天，乾隆十四年十月十七日，他又降一谕：“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署浙江巡抚永贵奏请临幸浙省阅视海塘一折，前因江南督抚等奏请南巡，特命大学士、九卿会议，询谋佥同，业经降旨谕允，江、浙隣封接壤，均系圣祖屡经临幸之地，且海塘亦重务也，今既据该省士民感恩望幸，群情踊跃，合词代奏，宜允所请。”［3］
以上乾隆帝讲的南巡之原因，是奉母后游览名胜，省方问俗，考察“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了解闾阎疾苦，这些都是事实。但若联系当时局势和六次南巡的具体情形，以及乾隆帝的个性来看，他之所以要巡幸江浙，而且从乾隆十六年才开始，以后又五下江南，便可知晓，奉母览胜，仅是出巡的一个目的，而且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附属目的，其根本的原因和愿望，则主要是政治性的，即他是为了创立和巩固“全盛之势”而出巡的。这与江浙的客观环境和历史及其在清政府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江苏、浙江在清朝诸帝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江浙是鱼米之乡和“财赋之区”。乾隆十八年全国在籍田地为七百零八万顷，征赋银二千九百六十一万余两，粮八百四十万余石，而江苏一省民田有六十八万余顷，征赋银三百三十七万余两、粮二百一十五万余石，浙江民田四十五万余顷，赋银二百八十一万余两、粮一百一十三万余石，即是说江苏、浙江二省的田地、赋银、赋粮数，分别占全国田地、赋银、赋粮的百分之十六、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三十八。再以田赋之外的第二大收入盐课而言，乾隆二十九年全国盐课共银三百八十余万两，而江浙为二百五十八万余两，占盐课总数百分之六十八。在每年运京供帝王后妃文武官员兵丁食用的四百万石漕粮中，江浙占了二百五十七万石，为漕粮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仅此几个简单的数字，便足以表明江浙二省在全国经济领域的特殊重要性。
江苏、浙江二省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他省。仅以关系政界、文化界最为重要的科举而言，江浙二省状元最多。顺治朝举行了八次殿试，取了八名状元，其中有江浙的吕宫、邹忠倚、史大成、孙承恩、徐文元、马世俊六人。康熙二十一科，除山东邓钟岳考上一名状元外，其余二十个状元皆系江浙人。雍正朝的五个状元中，江浙人居其四。乾隆年间出了二十七个状元，江浙人居二十一名。以上顺康雍乾四朝皇上钦定的六十一名状元中，江浙出了五十一位状元，占状元总数百分之八十三。榜眼、探花以及二、三甲进士之情与此类似。这也直接影响到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职的人选，江浙之人任职之多，在政界影响之大，是其他各省难以相比的。
江苏、浙江又是清朝前期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一直延续不断，文字狱也以江浙为多。这些事实表明，江浙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朝廷必须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巩固其统治，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帝要效法皇祖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二、巡幸的准备工作
乾隆皇帝弘历于乾隆十四年十月下达巡幸江浙之谕后，便督促臣僚进行安排，使其实现。他多次下谕，责令群臣不要浪费民力扰乱民间。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他谕军机大臣：朕巡幸江浙，“问俗观风”，清跸所至，除道供应，有司不必过费周章，已经屡降谕旨。“至川原林麓，民间冢墓所在，安厝已久，不过附近道旁，于辇路经由无碍，不得令其移徙”。［4］同年三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之折到京。其折说：查勘御道营盘处所，南省道路，山水交错，不似北地平旷可以随宜布置。且杭、嘉二府道旁皆桑，平原难得。臣与向导大臣恭阅御舟所经河道，纤路最宽者，不过一丈以上，或尚不及一丈。“臣等不敢过求开阔有损田园”，凡营盘处所，必详勘无妨民业之处，签桩修治。至于杭城西湖各名胜所经陆路，亦止期修治平坦，无事开拓宽广。乾隆帝阅后批示：“知道了。总以务朴省事及息浮议为要。”［5］
不久，他又看到向导大臣的奏折。向导大臣努三、兆惠奏称：由杭州渡江至绍兴禹陵、南镇一路，“河道窄狭，仅容一船，经过石桥四十余座，须拆毁过半，早地安设营盘，地气甚属潮湿”。努三、兆惠的责任是保证御道畅通、安全，让皇上、太后平安、舒适地游览、考察，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一般是不能以此惊动圣上烦劳天子的，这将被视作无能、失职或欺扰至尊，而被惩处，为什么这两位大臣要冒遭罚的危险奏呈难题？因为，他们所奏的含义是很清楚的，至少有两点十分明确：一为道路难行，谏阻巡幸浙江；二为如要前往，需大兴土木滋扰民间。这对于乾隆帝来说，确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因其不便行走而停止吧，出巡的愿望就会落空，雄伟的目标无法达到，允其拆桥占用民地大建营盘吧，又要骚扰民间，违背已发之旨，此题确难解答。但乾隆皇帝可不是遇事惊慌胸无主见之庸君，而且此时刚及不惑之年，身体健壮，胸怀大志，对个人享受看得并不太重，因此，经过思考后，他找到了轻易攻关的妙方。他于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谕军机大臣：朕初次南巡，禹陵近在百余里之内，不躬亲展奠，无以申崇仰先圣之素志。向导及地方官拘泥而不知权宜办理之道，鳃鳃以水道不容巨舰、旱地难立营盘为虑，若如此，所议拆桥数十座，即使于回銮之后，一一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