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的游戏了。
其实，如果主体假设有改变，那么，整个阅读效果就相应会改变。例如，可以假设王后为主体，那么，她自己也兼作收信者，帮手为警长和杜宾，敌手则有大臣及国王，发信者仍是匿名的。由此看，小说的意义就是叙述王后如何被失窃信件所支配，又如何努力并成功地解除这种支配。这样，不是侦探杜宾，而是王后成了英雄。
还可以假定王后为主体，那么就会出现如下形势：国王是表面上的权势者，他知道王后收到一封信，但对信的来历、内容和可能的后果一无所知，更对王后与大臣之间的激烈较量视而不见。由此看，小说的意义又有不同了：叙述国王如何愚蠢地对宫庭斗争一无所知，听任别人摆布。
显然，这个模型是既定的，但也颇具灵活性，能丰富小说的阅读趣味。
我们如果用它去阅读中国作品《红灯记》，又会怎样呢？设李铁梅为主体，就会有如下关系。李铁梅面临的行动任务是，在李玉和等的帮助下，战胜敌手鸠山等，把磨刀人传送的密电码送交游击队。这样，这部作品的意义就清楚了：叙述如何机智勇敢地把密电码送以游击队，从而证明革命斗争传统代代相传、革命自有后来人。当然，也可以对此模型稍作变动，作出其他理解。
这个模型可以使小说的复杂的人物关系显出清晰的脉络，但另一方面，它又无法使我们能从小说中品出真正新奇的味道，它更多地只是能帮助证实我们对小说的原有印象罢了。
格雷马斯还有一个著名模型：符号矩阵。这个模型被一些论者誉为当今人文科学领域唯一站得住脚的模型。这个说法夸张地道出了符号矩阵的效力。
符号矩阵吸收了列维—斯特劳斯那种二项对立模型，但更加关心那些不一致而又并非对立的行动素，例如“中立”项，同时，还考虑了变动的或未知的要素。这里，X与反X形成尖锐对立的关系，但X与非X之间却并不正面对立，X与非反X之间就更加微妙。也就是说，这个模型充分考虑了人物关系及其行动的矛盾、同一、中立、调和、转化等种种复杂因素，从而似乎尤其适用于分析叙事性文学作品如小说中的人物关系。这里不妨介绍美国批评家杰姆逊运用符号矩阵对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吉姆爷》的出色分析。
小说《吉姆爷》是康拉德的“海上故事”之一，大约出版于 1900年。故事的大致情节如下。主人公吉姆是传教士的儿子，从小在缺乏生气的环境中长大。但他很有雄心，立志成为一个英雄。当他在“训练舰”上接受船员训练的时候，和一些小孩一道看到港口发生一起事故。有些同学很快跳下快艇去救遇难者，吉姆晚了一步。当他正要跳进水里时，船主拍着他的肩膀说：“太晚了，小伙子！你失去了你的机会”。这个细节很重要。吉姆想当英雄，就去做水手，在一艘名叫“帕特那”的商船上做事。第一次航行是把一批朝圣者送往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圣地。船在半途漏水了。面临的问题是：呼救？驶往最近港口？跳上救生船？但救生船又不够。水手们和船长都置乘客于不顾自己逃命，但吉姆不愿意。这时他又遭遇与过去相同的处境：站船舷上，跳还是不跳？上次在“训练舰”上他没有跳下去而失去机会，令他懊悔不已；现在无意识命令说不要再次失去机会，于是他跳进海里。他又一次成为胆小鬼。吉姆因此受审，但后来终于为救他人而献身了，实现了当英雄的夙愿。这部小说的意义何在呢？杰姆逊从人物分类入手，先找出人物各自的地位，然后再看他们在符号矩阵中的位置。他发现，船上人员可以分为四类。首先是冒险家，其次是八百朝圣者。小说这样写那些属于“极少数”的海盗船冒险家：
极少数的人们，很难遇见的，过着神秘的生活，保存着不失本色的
魄力，脾气有些象海盗，眼睛出神的象做梦的人们。他们好象是在一团
迷雾似的计划、希望、危险、企图当中过日子，跟文明世界隔绝了，躲
到海角天涯去，他们这种怪诞生活里唯一有成功可能的事情大概只是他
们的死罢。大多数是象他这样的人？碰上什么意外的不幸，偶然滞留在
那里，后来就老在本地船上当船员了。他们现在怕到本国船上去服务，因为条件既然苛刻，对责任的要求就更严格，而且还有海洋波涛这个危
险。他们跟东方海天永久的恬静已经弄的很和谐了。他们喜欢短距离的
航行，舱面上舒服的坐椅，一大群本地的水手，同只有他们是白种人这
个特色。他们一想到刻苦工作就怕得发抖，宁可过一种朝不保夕的舒服
生活，总是将被解职，总是将得到差事，在中国人、阿刺伯人、杂种人
底下服务—甚至于肯替魔鬼做事，只要他能够使他们过得很舒服。他们
整天不说别的，光谈运气好坏；说某人带一只走中国海的船—一桩好差
事；这个人在日本某处轮船上谋到优缺，那个人在缅甸海军里混得很不
错。总而言之，从他们一切谈话里，他们一切行动、神情、态度里，你
都可以瞧见那个弱点，那个腐化的地方，那个打算好安安逸逸过此一生
的决心……
这是一些喜欢行动但不大考虑行动的价值的人。他们的座右铭是“安安逸逸过此一生”，至于什么人生的意义之类，则全然不顾。
第二种人为朝圣者，他们的特点则迥然不同：
受着信仰同天堂的希望的驱使，他们从三个舷门涌上船来，他们的
双脚不断的践踏移动着，没有一句闲话，没有半声怨言，也没有向后面
瞧一下。他们离开舱面四周的栏杆，向前后流散，由张开大口的舱口往
下淌去，直到船里面最偏僻的所在，象水流进水池一样，象水填满罅隙
小孔一样，象水默默的平平上升一样。八百个男女带了信仰同希望，情
感同记忆，从天南地北，从东方的极端，聚会在这儿；他们走过森林中
的道路，顺着河下来，坐马来人的小船沿着浅滩，乘独木舟渡过许多小
岛，身经灾难，眼见奇物；给古怪恐惧盘绕着的心儿始终只靠一个希望
支持着。他们来自旷野的茅舍，人烟稠密的大院，喾海的乡村。他们一
听到一个观念的呼唤，立刻离开他们的森林，他们的开拓地，他们管理
者的保护，他们的富庶或贫穷，他们年青时的环境同他们祖先的坟墓。
他们来时满身是风尘、汗滴、污垢，破布—强壮的人们在前头带领家族，瘦削的老人一步步向前追赶，没有还乡的希望了；男孩子大胆的眼睛好
奇的到处探望，羞答答的女孩子头发披散下来；胆小的女人盖关面巾，用肮脏头巾的松散一头裹住睡着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这些小孩也可
以说是这个苛刻信仰之下的不自觉的参拜圣地者。
他们不象冒险家们那样只顾行动不问价值，而是相反一心追求自已虔信的宗教信仰，并甘愿为此而献身，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缺少行动，处处陷于被动。
这两种人之间便存在某种尖锐对立：行动←→价值。行动是西方意义上的行动，即做事，取得成功；价值指的是西方人的行动中缺乏的意义。按照符号矩阵的要求，有行动和价值两项，还应有非行动和非价值两项，由此可以为另外两种人，即坐椅上的人和吉姆爷，安排位置。这就得出如下矩阵：在这里，代表非价值与非行动的结合的，是那些坐在甲板坐椅上的人；代表非行动和价值的综合的则是那些虔诚而狂热的朝圣者；行动和非价值的组合就是虚无主义的冒险家；最后，谁是价值和行动的融合呢？这正是整部作品提出的中心42问题：什么样的行动方式才有价值。而吉姆爷给出了这一答案。于是就有这样的图式。杰姆逊由此认为，《吉姆爷》试图以吉姆爷最终舍己救人的有价值行动，解决超验的价值与物质行动这一困境。进一步说，这里的符号矩阵展示了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诊断。正象冒险家们所体现的那样，货币的社会是一个充满行动的社会，但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这正是两方对自身的看法，是西方关于自己的“神话”。这个“神话”最终带来的是一个神话般的“英雄”，而“需要英雄的国度是可悲的。”
参
从杰姆逊的如上分析可见，格雷马斯符号矩阵有一定应用价值。它有助
于清晰地梳理人物关系，并揭示他们之间复杂的矛盾情势。不过，杰姆逊的
方法已不是纯粹的结构语言学，而融入了意识形态阐释。
顺便讲，符号矩阵也可以用来阐释中国现代小说，如 《祝福》。在我们
构想的这个矩阵里，反抗者祥林嫂与压迫者鲁四老爷形成尖锐冲突；非反抗
者柳妈本来与祥林嫂同属被压迫者阵营，但却愚昧地参与对祥林嫂的迫害；
非压迫者“我”作为从压迫阵营中分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同情祥林嫂
的悲惨遭遇，想帮助她，然而又缺乏拯救的力量。这里的关键是祥林嫂与帮
手“我”的关系。“我”对祥林嫂的无效的、失败的救助表明，在辛亥革命
后的中国，旧的力量的桎梏依然如故，而新的力量未能顺利生长。因此，上
述符号矩阵展现的是中国“五四”时期的意识形态，是对辛亥革命的局限以
及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无能的批判。
格雷马斯的六种行动素和符号矩阵虽然有其应用价值，但也不是万能
的。他所构拟的这种叙述语法重在揭示人物行动中的“交换”情形，而其它
方面则多有忽略。相比之下，托多洛夫的《十日谈》语法、布雷蒙的叙述逻
参
辑和热奈特的叙述话语等研究，则是必要的相互补充 。不过，限于篇幅，只
得略去。正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巴尔特才可能对文学语言从事较为全面
而系统的语言学思索，并引导到包罗万象的符号学大厦的建立。
文学与语言同质
巴尔特对文学的语言学—符号学研究，是与他对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的认
识密不可分的。
在他看来，文学代表着语言的“至福境界”或“乌托邦”。他充满信心
地说：
文学的写作仍然是对语言至福境界的一种热切的想象，它紧忙地朝
向一种梦想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清晰性借助于某种理想的预期作用，象参 见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 年版，第127—132、140—141 页。参 见张寅德编：《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征了一个新的亚当世界的完美，在这个世界里语言不再是疏离错乱的
了。写作的扩增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如果这种文学仅是为了如下的
巴
目标才创新其语言的话，这就是：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只有在文
学中，并通过文学，语言才能结束“疏离错乱”的苦难时代，而达到理
想的清新与纯粹境界。同理，也只有从语言角度，文学对人类的特殊的“乌托邦”意义才能被发现。
巴尔特对文学与语言的这种关系的认识，是他从结构语言学立场获得
的：
结构主义本身是从语言范例中发展起来的，却在文学这个语言的作
品中找到一个亲密无间的对象：两者是同质的。巴
对这位结构主义者来说，文学与语言的本质是彼此互训的：语言的本质
在文学中，而文学的本质在语言中。
这种文学与语言同质的观点固然具有启发意义，但也会带来疑难；文学
与普通语言是完全等同的吗？
文学与两级符号系统
巴尔特从结构语言学角度，把文学视为符号（语言）系统，从而对文学
符号的特殊性作了重要区分。
一个符号（sign）由能指（声音）和所指（概念）组成。能指与所指的
关系怎样呢？巴尔特指出，它们的关系不是“相等”而是“对等”，即两者
形成相互联合或对应的关系。这里有“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种情
形。在语言符号里，能指与所指属于“结构性关系”；而在非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属“联想式整体”。例如，西方人喜欢用一束玫瑰花表示爱情。
一束玫瑰花是能指，爱情是所指。两者的关系通过“联想”而使这束玫瑰花
成为符号。作为热情的符号的玫瑰花是“充实”的，它已不同于作为能指的
那束玫瑰，因为后者仅仅作为一种“园艺实体”起作用，是“空洞”的。同
理，中国人用柳枝表达惜别之情。这柳枝 （能指）与惜别之情 （所指）并无
必然的相等关系，它们只是通过人们的“联想”惯例才发生联系的。
文学又是怎样一种符号呢？巴尔特对“神话”的“两级符号系统”的分
析，揭示了文学符号的特性。按他的分析，文学并非一般符号 （如表示爱情
的玫瑰花），而是建立在先前就已存在的“符号链”之上，从而是作为“第
二级符号系统”发生作用的。由能指和所指及其关系构成的语言是基本的“第
一级符号系统”。这“第一级符号系统”作为整体又可以并入更高一级符号
系统中，成为它的能指，这就有“第二级符号系统”，文学神话、叙事正是
如此。不妨借用巴尔特的图表：被分析的一个著名例子是《巴黎竞赛画报》
封面：一个身着法国军装的黑人青年在向三色旗致敬。它的画面意义本身可
以看作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第一级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