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事。
在当太子妃期间，贾南风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经历了一场被废的危机。据《晋史》记载，贾南风“性酷虐”，曾经因为忌妒而“手杀数人”。武帝知道后“大怒，已修金墉城，将废之”。金墉城位于洛阳城西北角，在晋代是专门为后妃们准备的监禁场所，凡有罪反省或者被废黜的，都统统关在那里，后来称为永昌宫。
晋武帝欲废太子妃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与贾南风来往密切的妃嫔之一赵粲出面为她说话，说她年轻尚轻，而且妒忌是女人的天性，等年长一些自然就好的。杨艳的妹妹，杨艳死后被立为皇后的杨芷也提醒武帝贾充的开国元勋的身份。武帝的宠宦、杨后的叔父杨珧也在旁附和，荀勖等人也合力营救，到处说情，“妃由是得不废”，贾氏这才逃过一难。武帝欲废贾妃是因其恶行过于彰显，不予以申饬，于情于理不合。但如果过于损伤贾氏集团的力量，则可能会引起杨氏权势畸重而难以驾驭。所以，在对贾南风训诫之后，此事不了了之。
贾氏报复心极强，对于她所怨恨的人，只要时机成熟，都是要报复的。惠帝一即位，贾妃就鼓动他向和峤发问：“你过去说我料理不了国家大事，现在的情况怎样？”和峤非常畏惧，一个劲地赔罪，称：“我过去说的话未起作用，这真是国家的福气。”此前，贾后怨恨已久的杨氏家族及卫等，均被贾后设谋杀害，不久，和峤也于元康二年（２９２年）病死，是否因担心杀身之祸而致，不得而知。
贾南风不仅以怨报怨，而且以怨报德。经历了被废风波后，皇后杨芷出于好心几次严厉地警告她，要她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贾南风倒是认定杨芷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因此非但对皇后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反倒越来越怨恨皇后。这也难怪她日后会对杨芷痛下毒手了。诛杀杨氏势力之后，她将杨太后幽禁于金墉城，贾后并不就此罢休，她又让人上疏，要求处死杨太后之母庞氏。惠帝主张留庞氏一条生路，让她与杨芷一起度日。贾后上下活动，让一些朝臣不断上疏，迫使惠帝接受其说。杨芷闻讯大惊，她剪发叩头，向贾后上表，自称小妾，请求贾后饶庞氏一死。贾后不予理睬，处死庞氏。随后，她令人强行带走了杨芷身边十几个侍女，禁止供给杨芷饮食，处于精神崩溃中的杨氏又被活活饿死。在她死后，十分迷信的贾后，怕杨芷到阴间去向先帝告她的状，在埋葬她时，将她的面部向下，并在背上放了一些据说能防止人说话的咒符和药物。
第七部分该给的一点肯定
贾后在惠帝元康元年（２９１年）至永康元年（３００年）三月专执朝政长达十年。史家载，元康时期“数年之中，朝野宁静”，“数年之间，虽暗主在上而朝野安静”，这就证明元康政绩是确实存在的。对此，我们也必须加以肯定。
贾后专权期间，虽重用亲党，但其中除贾谧“权过人主”、“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外，并无其他乱政行为。她所任用的人中大有才望高美之人，如外戚中的贾模，庶族名士张华，世家大族裴楷、王戎等等。尤其是对张华的重用，可以看出贾南风也有其过人之处。张华曾是贾充的反对者，屡受贾充、荀勖等人的排挤。贾南风为皇后，虽然凶恶狠毒，但也知道敬重张华。她使用张华的计谋，诛除了对手，然后对他委以重任。史载，张华“惧后族之盛”，曾经作《女史箴》宣扬妇德，以讥讽贾南风，贾南风也不以为意。据史书记载，永康元年（３００年）太子司马被囚禁在许昌。三月，尉氏（今河南尉氏）天降血水，妖星在南方天空上出现，太白星在白昼出现，中台星离位。张华的小儿子张韪劝张华让位，张华说：“天道幽远难测，不如静待时局变化。”结果还是没有逃过一劫。
不过，正是由于握有实权的贾后深谋远虑和善于用人纳谏，才使得以张华等人为核心的权力集团能够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保证了在数次宫廷动乱之后，在一个资质不惠、“不堪政事”的皇帝的统治之下，能纠正武帝晚年和杨骏、汝南王亮专权时留下的弊端，并维持了长达十年的安定局面。虽然有昏庸的君主在位，但是朝廷与民间仍然平安无事。
贾后在政治上倚重的主要是三部分人：一是外戚中有才学声望的忠直之士，如贾模、裴；二是出身寒微、孤立无辅的庶族名士，如张华；三是世家大族中素有德望之士，多为先帝时重臣，如裴楷、王戎。这样一来，朝中形成了代表外戚、庶族、士族三重力量的权力机构。由于掌握实权的贾后处置得当，从而形成了三种力量联合执政的相安局面。
贾后历经几次政治风云的磨砺，面对一个暗弱无能的惠帝，深知宗室、世族势力过大会给惠帝和自己带来极大的威胁，故而特别注意从庶族官员中选拔重臣。张华因出身庶族，“少孤贫”，虽“器识弘旷”而先后不被武帝、杨骏所用。史载，武帝时，张华因参与制定平吴大计，“名重一时，众所推服”，但是武帝却顾忌张华声望太高，不敢重用，后来将其免官，杨骏即位也不与朝政。在诛灭楚王玮事件中，张华有首谋之功。贾后不因张华在武帝时曾力主废太子衷，改立齐王攸而忌恨之；相反，从大局考虑，“倚以朝纲，访以政事”。许多士人仰慕张华的才学声望纷沓而至，投其门下，张华亦“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为元康政权笼络了一批庶族出身的人才。张华先后为武帝、杨骏忌用，而贾后却能不计前嫌，委出台辅之任，这正表现出贾后在用人上的气度和远见。
但是贾后平素淫荡暴虐，执掌大权后变得日益严重，与太医令程据等人私通。贾模屡次向贾后谈论避祸就福的道理，贾后反而以为贾模诋毁自己，便疏远贾模，贾模忧虑愤怨而死。虽然裴是贾后的亲属，但是一向有很高的声望，人们惟恐他不掌握朝中大权。裴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后，又有诏让他专门主持门下省事务。裴上书坚决推辞。有人对裴说：“你进言方便，应该把要说的全部告诉皇后。你说了，她不听，你就该远远离开她。倘若这两方面没有做到，即使你十次上表，也难以免祸。”裴也没有听从。
第八部分北魏文成帝之后——冯氏（1）
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简称冯太后），在北魏中期的政治舞台上，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女杰，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女政治家。
公元五世纪，鲜卑族拓跋氏的汉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改革，因为是在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进行的，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这次改革称为“孝文帝改革”，并由此引发出“孝文帝倡导，主持变革”的结论。然而细翻《魏书》、《通鉴》等史籍，我们不难发现，这次改革主要是由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主持进行的。她的卓越政绩一直写在孝文帝的身上，其历史作用几乎被孝文帝所取代，但其实，冯后才是改革真正的操盘手。
文成帝死后，她捕杀图谋反叛的丞相乙浑，临朝听政。后又迫使献文帝禅位给儿子孝文帝，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再次临朝称制，前后执政约二十五年。孝文帝前期改革多由她亲自主持。她先后实施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等项改革措施，为孝文帝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死后谥号为文明太皇太后。
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三级转换
冯氏原籍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她的祖父冯弘是十六国时北燕的最后一代国君，北燕被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亡，冯弘跑到高丽，后被高丽国王落井下石杀掉。她的父亲冯朗，是冯弘的第二个儿子，封广平公，在太武帝进攻北燕时降魏，被封为秦州和雍州刺史、西城郡公。母亲为乐浪王氏。太平真君三年（４４２年），冯氏出生于长安。当她出生时，人们谣传说，她诞生的那间屋子里曾有神光闪烁，这预示着家里会有不凡之人诞生。
冯氏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其叔伯父皆为朝中高官。但后来，父亲冯朗因牵连案件被杀，所以小时候就被送入宫中，由太武帝左昭仪，也就是她的姑母亲自抚育。按北魏的法令，凡罪人家属、子女被籍没入宫，一是充当宫中婢女，一是到作坊作工，地位十分低下。
兴安元年（４５２年），拓跋即位，即文成皇帝。冯氏凭藉相貌和才华被选为贵人，太安二年（４５６年）被立为皇后。北魏和平六年（４６５年），也就是她被立为皇后的第九年，文成帝病死。当时规定：“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烧焚器物期间，朝廷百官和宫中嫔妃哭泣不已。冯皇后年轻丧夫，异常悲恸，悲叫着跳入火堆，欲追随文成帝而去，左右的人急忙救治，好长时间才苏醒过来。由此可见，无论她是真心还是假意，这千古一跳，已昭显出冯后无比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
文成帝死后，太子拓跋弘即位，是为显祖献文帝，２４岁的冯皇后被尊为皇太后。
当时献文帝只有11岁，少不更事，朝政被车骑大将军乙浑把持。乙浑欲独专政事，斩戮异己，他矫诏杀害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等于禁中，又把自投罗网前来奔丧的平原王陆丽杀掉，自称丞相，位居诸王之上，事无大小，都由他一个人作主。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将小皇帝与百官隔绝，自己居中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令朝臣敢怒不敢言。天安元年（４６６年）正月，乙浑谋逆的事件败露，太后密定大策，诏命元丕率领元贺、牛益得等人逮捕了乙浑，并处以死刑。诛杀乙浑后，冯太后自己临朝听政一年多，稳定了北魏朝政。在主少国疑，奸臣擅权之时，冯太后初步显示出超人的政治胆识与才干。
献文帝为文成帝长子，并非冯太后所生。献文生母为李姓，当他立为皇太子时，其母立为贵人。按道武帝祖规，生母必赐死，以防外戚专权。据此制，献文自幼失去生母，由常太后抚养。而冯太后自己没生太子，反而平安逃过死劫，又坦然安坐太后之位。
因为献文帝的生母李贵人，因与冯太后争宠而为冯太后的支持者昭太后常氏所杀，所以献文帝长大后成了冯太后的政敌，并有钳制冯太后的举动。
献文帝拓跋弘刚毅有断，天资聪颖，又喜好研习黄老之学以及佛经，他１1岁即位，几年后皇子拓跋宏出生，冯太后以祖母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临朝一年，冯太后又将朝政还给了献文帝，虽然名义上归政给他，使他能够自行其事，决断朝事，但实际上她仍时时过问朝政大事。
第八部分北魏文成帝之后——冯氏（2）
渐渐地，权力之争使这对名义上的母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隔膜顿生。在朝廷，献文帝与冯太后之间也有一定矛盾。凡冯太后厌恶不信任重用的大臣，献文帝提拔任用；凡冯太后信任重用的大臣，献文帝反而不提拔任用。
冯太后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寂寞难耐，而且鲜卑拓跋氏男女习俗又较为自由，于是悄悄宠幸上了风流倜傥的臣下李奕。李奕父祖几代皆北魏高官，兄弟亲戚在朝者十余人。其长兄李敷，文成帝很宠信他，朝政大事无不与之相议。李奕容貌甚美，且有才华，年纪轻轻就当上散骑常侍、宿卫监、都官尚书、安平侯。时间久了，冯太后和李奕的事情被张扬出去，献文帝觉得非常难堪。恰好李奕的长兄、魏国南部尚书李敷在相州刺史任上时收受贿赂，被人所告发。献文帝趁机穷究此事，以法连坐，诛杀了李奕、李敷兄弟两家。
冯太后年轻的情夫被杀，内心毒怨可想而知，与献文帝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但她仍然不动声色。皇兴五年（４７１年）八月，献文帝突然宣布让皇位与叔叔京兆王拓跋子推。大臣们纷纷反对，说禅位给皇叔之举是紊乱宗祀的事情，要禅位也要让皇太子继位。
思虑良久，献文帝把帝位禅给不满５岁的幼子拓跋宏，自己年仅１８岁，就当上太上皇。小皇帝在禅位大典上哭得泪人儿一样，献文帝奇怪地问这孩子为什么这么伤心？拓跋宏回答：“代亲之感，内切于心。”献文帝大为嗟叹。这位小皇帝就是日后的孝文帝。
从表面上看，献文帝似乎淡漠人世，实际上却并非“雅薄时务”。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禅位以后的举动看出。献文帝让位后，移居崇光宫，但他并没有高枕于宫中。直到他“暴崩”前的近五年中，军国大事他仍要过问。他勤于政事，赏罚分明，慎择官员，进廉退贪。
尤其在事关人命的大案判决方面慎之又慎，一改魏王朝刑虐过度的旧例，救了不少人命。在延兴五年（４７５年）十月，“太上皇帝大阅于（平城）北郊”。屡屡阅兵、出征和巡行各地，这都构成对冯太后的一种威胁。
但是在退位后没多久，他就突然暴卒了。关于献文帝的死因，有若干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另一种说法也差不多，说“实有鸠毒之祸焉”，意思是说冯太后内行不正，以李奕之死怨恨献文，密行鸠毒。由此可知，献文帝之死，与冯太后有莫大的关联。他们之间的斗争最后以献文帝之死而告结束，但决定二者高下的转折点却是献文帝的禅位事件，其要害当然就是北魏最高统治权力的归属问题。
献文帝死后，冯太后于承明元年（４７６年）六月戊寅被尊为太皇太后，再次临朝听政。
对这次宫廷斗争，有的史书归之于献文帝的“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和冯太后的揽权好势。其实，献文帝既然有遗世之心，又为何要传位给孝文帝后，仍要继续控制朝政？冯太后既然揽权好势，第一次临朝称制后，为什么又要主动还政于献文帝呢？这场宫廷斗争的实质，仍然跟两者势力的消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