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历代十九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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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历代十九名后-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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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临朝称制后,为什么又要主动还政于献文帝呢?这场宫廷斗争的实质,仍然跟两者势力的消长有关。    
    这时候,通过抚养的方式而被冯太后牢牢地控制在手中的孝文帝,成了冯太后夺权的一张王牌,正是这张王牌帮助她于承明元年(476年)实现了再次临朝听政的愿望。以太后之尊去抚养并非自己亲身骨肉的孝文帝,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手段,而这种手段的产生得自于冯太后在宫中所见到的保姆与乳姆干预政治的历史经验,它使冯太后认识到,只要控制了储君,就会有攫取最高统治权力的机会。    
    冯太后的胜利无疑是母后权力的一次伸张。它的产生具有复杂的背景,而尤其与母权制遗风相关,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倒退。因为,从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初,建平城政权起,至冯太后再次临朝听政时,拓跋氏脱离部落联盟而进入封建制度已经历时七十八年了。所以,当冯太后将自己凌驾于皇权之上时,她自己就成了封建专制的最高统治者,而决非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且,在冯太后临朝听政期间,北魏王朝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改革,其改革一直是沿着全面地封建化即汉化的方向发展下去的。    
    


第八部分孝文帝的教育背景

    皇兴元年(467年),献文帝思皇后李氏生拓跋宏。按北魏的制度,“后宫产子将为储,其母皆赐死”。这时孝文帝还未立为太子,3岁时,母亲便被冯太后赐死。所以到冯太后死的时候,孝文帝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    
    昭太后常氏因乳养文成帝,而在正平事变以后的动乱中攫取了北魏后宫的大权;郁久闾氏则因失去了文成帝而遭害,这些给冯太后提供了历史的教训。这些经验与教训使得冯太后认识到掌控未来统治者的重要性。    
    孝文帝从幼年时就受到冯后“躬亲抚养”,根本无从知晓外祖外戚的情况。孝文帝天性至孝,对祖母能够承颜顺志,躬亲伏侍,事无大小,都听祖母冯太后的决断。冯太后曾经因为孝文聪慧,恐日后不利于她,想把他废掉,在一个寒月里让他穿着单衣服关在房里,绝食三天,元丕、穆泰、李冲等重臣固谏才停止这样做。孝文帝“初不有憾”,但对这些大臣心存感激。有人在冯太后面前诬陷中伤孝文帝,太后杖孝文帝数十,孝文帝也默默忍受,不去申明。太后崩后,亦不以此介意。从中可以看出的孝文帝的宽宏大量、天性至孝。    
    孝文帝不满5岁即位,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复临朝称制。冯太后不再打算废黜孝文帝的皇位以后,就开始重视对他的政治教育了。她一开始就让孝文帝认真读书,汲取历代帝王的统治思想与经验,养成雅好读书的良好习惯。孝文帝“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不自言”。他学习进步很快,《五经》之义,读后便讲。史家传记,诸子各家,无不涉猎。冯太后作《劝戒歌》三百余章,教育孝文。在冯太后引导下,孝文逐渐参政听政。他参与执政,实际上应从太和五年(481年)开始,时年15岁。    
    冯太后的文化教育对于孝文帝毕生的事业影响很大。冯太后是受过汉文化教育的人。临朝听政以后,在她周围又聚集了如李冲、游明根、高闾等一批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汉族文人。由于冯太后和汉族士人的教育和影响,孝文帝也热衷于学习汉族传统文化。    
    


第八部分冯氏的政治行为(1)

    冯太后临朝听政时,孝文帝表现得非常谨慎恭顺,事无巨细,一一禀与太后。冯太后的特征是多智略、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及登尊位,省决万机;而且多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所以威福兼作,震动朝廷内外。    
    为了稳固临朝称制的地位和权力,冯太后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与策略。    
    其一,开始果断地实行宽宥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一面宣布大赦,一面剪除异己,把宽赦与诛杀相结合,宽宥为主,诛杀为辅。对一些怀念献文帝的节义之士,予以“表异”。将献文心腹大将、大司马万安国赐死。随后论功行赏,以征西大将军、安乐五长乐为太尉,尚书左仆射、宜都王目辰为司徒。这些人尊她为太皇太后,复临朝称制。经过一番紧张而激烈的斗争以后,冯太后又控制了北魏的最高统治权。其二,组成临朝称制可利用和依靠的骨干势力——宦官集团。这一层人,虽然地位低微,但能量很大,整天围着皇帝、后妃团团转。为求得帝后欢心,极善察颜观色,小心服侍,而且逐渐懂得许多军国大事内情,上传下达,作用日趋重要,猎得帝后们的信任与青睐,于是形成“中官用事”的格局。冯太后从中选拔了一批能干的“微阉”,作为心腹,控制朝政。杞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人原都是出身微贱的阉宦,不到一年,都被冯氏提拔到了王公的官位上。另外,王睿经常出入太后卧内,几年的工夫,官至宰辅,还得到数以亿万计的财帛赏赐及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李冲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于帷幄,密加赏赐,不可胜数。    
    这些举措,有力地保证了在其执政期间几次重大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第一,颁布均田制和三长制。李安世于太和元年(477年)提出均田之议,建议根据政府掌握的土地数量,按劳动力实行均田。他的建议切中时弊,得到了冯太后的赞赏。冯太后毅然接受李安世的建议,下诏实行。诏书虽然是以孝文帝的名义发布的,但其时孝文帝只有10岁,实际上是临朝秉政的冯太后的杰作。太和九年,北魏正式实行了均田制。此时孝文帝虽然已经到了19岁,但对政事并不参决。因此,冯太后是推行均田制的真正决策者。到了孝文帝执政时,严格执行了冯太后的既定方针,进一步推广这一土地制度。    
    均田制的实行,使更多的劳动人手被束缚在官田荒地上,农业得到开发,政府的赋税增加。冀州刺史元晕在州检括丁户,让民户自报丁口,不得隐瞒。以前曾隐瞒丁口不向官府缴纳捐税者,必须补缴,一次就得到五万匹绢。仅冀州一州就如此,至于全国,为数就更多了。租调增多,官府库藏暴满。据《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到了肃宗、灵太后胡氏执政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灵太后胡氏让百官在库藏背绢,根据体力,任意自取,所背绢全归自己。于是百官一个个使出浑身的力气背,章武王元融与陈留侯李崇因背得太多,摔倒在地,把脚崴了。太后见他二人太贪婪,于是没收了他们的绢,让他们空手而回。元融、李崇因此受到众人的耻笑。库藏是这般富足,这当然和均田制的实施、农业生产发展有关。    
    第二,班俸禄,惩贪污。过去实行的断禄之制,没有常俸,全靠皇帝赏赐和贪污受贿生活,各级官吏任意搜刮百姓以饱私囊,成为普遍现象。有的地方守宰上任时,只是“单马执鞭”,到了任满离职的时候却是“从车百辆”,贪污是很惊人的。冯太后诏令群臣商议,并听从了高闾的主张,于太和八年(489年)开始实行班俸禄,实行百官俸给制,并规定颁行俸禄之后,赃满一匹皆死。这对于澄清吏治,制止官吏的贪污和敲诈勒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外戚出身的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地位显赫,但他为官贪暴,班禄施行后,因为贪赃而被枷往平城。冯太后召集文武百官,当面追赃定罪,因为其为皇帝亲戚,恩准其在家中自裁。此后,郡守县令,因贪赃枉法而被处死的达四十多人。从此,官吏更加小心谨慎,不敢不廉洁奉公。    
    班俸制、整顿吏治、均田制及三长制等改革措施的推行,对于抑制豪强的土地兼并,减轻民众的租调负担,恢复因长期战乱而遭受破坏的农业生产,都是有利的。但是,出于不同的利害关系,对于新法必然会有不同的观点,在其实施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阻力。面对乖戾的议论和未卜的前景,冯太后却十分沉着、果断,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用无庸置疑的反诘语气,将反面意见驳回,表现出不让须眉的气势。    
    第三,推行汉化政策。冯太后是汉人,她的祖父冯弘和伯父冯跋都是北燕的国王。冯太后生长在长安,从小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父亲被诛后,她入宫受到姑母的教育,继续接受汉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汉族文化在她的头脑中有很深的烙印。因此,在她临朝期间,积极倡导汉化,推行民族改革。太和七年(483年),在她的主持下,下诏禁止拓跋氏同姓为婚。


第八部分冯氏的政治行为(2)

    拓跋氏入主中原以前,男女婚姻关系比较紊乱。父子、兄弟共妻,兄弟姐妹为婚,婚姻关系比较开放、自由,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因此,王室宗亲多有荒唐事。入主中原以后,鲜卑遗风也没有多大改观。为了改造拓跋氏鲜卑旧习,移风易俗,冯太后首先从禁止同姓婚姻着手,推行汉化政策。当然,同姓为婚在鲜卑拓跋部族中已根深蒂固,冯太后虽有一纸诏书,但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孝文帝执政后,实行较为彻底的民族改革,禁同姓婚事兴办,禁止使用鲜卑语言、服装等,提倡与汉族大姓联姻,讲汉语,着汉服等,汉化改革成效卓著。    
    第四,兴学校,复礼乐。西晋末年以后,政局混乱,战火迭起,北方学校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冯太后执政后,认识到教育能起到“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的重大作用,就在天安元年(466年),诏令全国各地设立乡学。在北魏历史上,这是最早在地方上设立乡学的。其后又于太和十年(486年)改中书学为国子学。488年又采纳李彪建议,尊汉制,设立太子太傅,以教育太子。这些诏令颁布后,促进了中原传统文化教育的恢复,大大加快了鲜卑拓跋部汉化的过程。    
    第五,对北魏初年的刑律,进行了较大的改动,清除了部分极其野蛮残酷的条文。在死刑方面,北魏初,死刑分(车裂)、腰斩、斩首、绞四种。冯太后制定新刑律时,除去车裂和腰斩,改为枭首、斩首、绞三种。北魏初年还有门诛、三族、五族的酷刑。门诛要将犯罪者本人和他的妻儿子女都杀掉;三族杀犯罪者本人和他的妻子儿女,另外还加上父母兄弟;五族所杀的范围更广。冯太后时所改革的律令,把中国已经废除、到五代十国时代又重新应用的车裂、腰斩、夷五族等落后残酷的刑律,有的废除,有的降等,使北魏法律在客观上更能适应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第六,宽待工商,释工奴。中国自秦汉开始,历朝官府都对手工业者严加控制,将他们规定于类似奴隶的卑贱身份,手工业者一般要世代承袭,不得迁徙或脱籍。将掳获的手工业者,分配居住在固定的地区,在政府严密管制下,还严禁其子弟读书受业,并对庶民和工匠之间的通婚也予以严禁。冯太后执政后,出于加强农业的需要,就一反传统做法,对手工业者再三采取宽松措施。先是在延兴二年(472年)允许工商杂伎兼营农业,后又于太和六年(477年)下诏,允许工匠在服役机构内升任官职,还准许其中立战功的人,或者因技艺高超而被宫廷宠幸的人升任清官高流,这就打破了北魏建国以来的禁令。工匠的地位有了显著改善,逐渐与编户齐民同列。冯太后的这些措施,进一步铲除了北魏社会所残存的奴隶制因素,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冯太后执政时的改革有三个特点:    
    一是改革范围广,包括了思想文化、经济、政治、习俗等各个方面,其汉化改革的程度远胜于北魏以来各朝所为。    
    二是许多政策和措施制度化,有些甚至比中原旧制还完备,如三长制。    
    三是对中国历史上早已形成的某些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果断的大变革,尤其是宽工商,释工奴,制定太和新律,实行均田制。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第八部分冯氏风格

    冯太后虽为妇人,但天性聪颖,刚入宫时就粗学书计,临朝时英明立断,省决万机,国家大事全部她一个人说了算。而且由于有了第一次临朝称制的经验,她显得更成熟、更老练。天性孝谨的孝文帝什么事都不敢违背祖母意愿,事无巨细都一一禀告祖母。    
    因为孝文帝年轻,冯太后自己作《劝戒歌》三百多篇。《劝戒歌》是一种告诫性的诗歌,内容是规范封建君臣关系的说教,这对于将要接替冯太后统治天下的孝文帝当然至关重要。她又作《皇诰》十八篇,以教授孝文帝如何修养德操,还要孝文帝身边的内侍十天向她汇报一次孝文帝的表现,否则就要受到责罚。她不但注意培养孝文帝汉化改革思想,而且重视锻炼他的治国才能和胆识。孝文帝进入少年之后,冯太后便把他带在身边,直接参与汉化改革的廷议和决策,言传身教,让他领悟其中的方略。在生活作风上,也以身作则,对他施加影响。有一次,宰人进粥,粥中有虫。孝文帝见了大怒,要严惩宰人,太后却“笑而释之”,这对孝文帝宽容、简朴作风的形成是起了作用的。太和十年以后,冯太后让孝文帝直接处理国家大事。孝文帝向臣下问止灾、止盗之方,访安民之士,仿汉朝礼仪,修明堂、建太庙、正祀典,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不过,孝文帝遇到难决的事,冯太后仍不失时机地给以启导。冯太后对孝文帝的这种培养,人们很不理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甚至怀疑孝文帝是冯太后的私生之子。其实非也。冯太后高瞻远瞩,从培养汉化改革接班人着想,这正是她超凡脱俗的地方。    
    她善于选拔和使用人才,尤其是重用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从宦官中提拔上来的杞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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