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是由根义而来：（12）可能跟“心”这个根义有关，大量由“忄”作偏旁的字跟情感有关，而（13）和（14）是从一个更少见的“打哈欠（欠）”这个根义而来，在此语境下非常值得留意。这组词的最后，在（16）和（17）这两个字里，我们找到关于物质幸福这个概念的一个常见的基本元素“畐”。虽然它在书写文字里从不单独出现，但毫无疑问它的意思相当清楚。它表示一壶酒。（16）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物质幸福，只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表示“神灵”的“礻”是加上去的，而（17），其根义是“屋顶”。以上所列的17个字，不管是部分还是整个字，都是从象形文字来的。其中，代表了一套乐器的（11）无疑是最有趣的字。无论是字形上还是语音上，它都突出展现了“幸福…快乐”和“音乐”之间的重要联系。甚至到今天，11虽然这个字还有一个不同的语音（le），但通常用来指示音乐。不过，这种不同的读音“yue”，追溯到古音“yao”，反过来跟两个更进一步的读音——“nglǒg”和“glak”所代表的两个古老字形有密切关系。这两个字形里都有“快乐”的意思。书面文字因此保留了两个字之间最真实的关联，而这种真实关联在口语中因为语音的演变而渐渐消失了。同样，中国哲学家经常引征一些相当可疑的形近词，这和我们通常的语源学相似，快乐和音乐之间的联系让他们许多人在历史早期就思索着语言的本质。特别是儒家荀子（前298…前238年）对此所做的区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这大抵是建立在早期思想的基础上，所以必须要在此简单地提一提。荀子将音乐视做文化的要素，它让人民超越自身的不同而联系在一起。和“乐”相对的那极是“礼”，礼的功能被认为是根据人民的不同阶层将他们分离开来。与它相比，乐的重要性一点也不弱。但是，更重要的，也许也是真正重要的，是“礼”的那些规定条款，是指向根据哀悼死者的不同形式而进行的指导，特别是关于他们应穿的丧服种类及哀悼时间的长度。这些规则作了如此细致的区分，以至于严格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在此得到了异常清楚的表达。这也因此显示出，从最初，“礼”唤起的是关于“不幸”（misfortune）、“哀悼”（mourning）的联想和中国思想中的阶层意识，即由社会分类创造出来的“区分”（distinction）意识。相反，“乐”唤起的则是诸如“幸福”（happiness）、“快乐”（joy）和“如实”（nakedness）等情绪，以及无关阶层与性的男人之间的和睦。荀子想要肯定“礼”在儒家体系里最重要的地位。虽然他的观点未得到一致采纳，但仍然显示出后来儒教相当重视的“五经”之预兆。根据传统记载原来所有的第六种经，应该已经亡佚了。那就是《乐经》。相反，有关《礼经》的著述却变得非常庞大，以至于要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重新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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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困境
当然，在公元前的第二个千年，儒教还远远没有形成。对于创造那些让儒家特定世界观能够生成的条件来说，许多影响深远的变化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也许是商朝的没落。从西部入侵中国的周朝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周朝在中国中原的眼里，仍然是个半开化的民族，他们的制度是一种严格的父系族长式制度，只敬畏上天和众星。因此，他们和商朝不同，商朝仍然保存着母系家长制的因素。周朝的统治者被冠以“王”的头衔，享受的地位比商王所能享有的要高的多，特别是因为他明显以个人身份履行着所有仪式中最重要的祭天仪式。当商王失去他们的领导地位，下降到普通领主时，巫师的命运更为悲惨。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拥有类似于二级统治的权力，他们的预言能够影响政治。但巫师确实失去了他们完整的生存方式——至少他们认为这种生存方式是理想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的位置是君王的议员或言语最具有力量的人。但新的统治者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严酷地将巫师从这个位置上排除出去。同时，他们又足够的聪明，在统治机构里继续使用他们，让他们成为类似于一种奴隶性质的官员，因为巫师所拥有的书面文字及天文学方面的知识显然是不可替代的。这也是为什么古老的中国字“吏”（奴隶）在意义上有一个奇怪的变化，变成了“臣”的意思。在经典作品《诗经》里，有一些诗表达了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因只被当成书吏或小吏而备感悲伤的心绪。
在如此情形下，要周朝让人民——更重要的是——让并不能被完全替代的上层社会阶层（从商入周，贵族阶层没有变化）相信领导层的变化是公正的，并不太容易。流传至今的大量文献清楚地显示，周朝大肆进行政治宣传，并且突然引进了一个先前从未提及的完全新的概念：德（道德）。所有这些文本后来确实传到了儒家的手上。根据历史记载，甚至是孔子本人进行了编纂。虽然如此，我们在此关注的那部分材料还是真实的。在一些宣称是由周朝第一个或第二个君王发布的言辞中，道德理论得到了发展，他们称自己不是依靠自身的权力将商王从他们的宝座上赶下去，而是由“上天”的意愿完成了这个行为。商朝的最后一些皇帝被认定沉溺于奢靡之中，声名狼藉，在此观点下，上天收回了对他们的任命（命）（这里提到的“沉溺奢靡”可能是某些母系氏族的狂欢祭仪，其起源周朝并不理解）。为了给这种观念一个巩固的基础，他们又及时地向历史前方推展。于是，突然被发现在商之前还有先人，商朝他们自己也是以类似的手段篡夺了更早的夏朝的位置。商朝第一个统治者——商王汤的演讲，同样充满了对夏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谴责，而篡位行为在后来的时间里被认为是恰当的了。这种聪明地建构起来的论点，其力量让人无从逃遁，它给了商朝应得的权力，甚至也让他们用自己的武器击败了自己。周朝在其统治的第一个千年里能获得成功，也许应归功于这种政治宣传的极大说服力。
13巫师的衰微必然导致了一种变化，或更确切地说，对巫术实践强调的转移。使用龟骨的碎片来占卜这种手段被完全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复杂的规则用干燥的蓍草茎来占卜。这种占卜形式，虽然被当作是“周朝的圣谕”，但很可能在商朝已经存在。基于蓍草茎这种物质的性质，很显然它们如今已腐烂得无迹可寻。但问题的根本是，这种占卜方式变成了排除其他所有方式的惟一一种。事实上，用龟骨或用蓍草茎占卜，看起来并无什么不同。因为像用龟骨一样，用蓍草茎占卜也只能回答“是/否”或“有利/无利”这样的问题。只不过，蓍草茎占卜是清点了所有蓍草茎后，以剩下的那根或直或弯来象征利弊。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蓍草茎占卜的答案是计算过的，早就以将草茎撒在地上或经过选择的方式给出了答案，而不是完全服从于自然的偶然性或龟骨表面变化的温度，像早期龟骨占卜那样。更重要的事实是，蓍草茎占卜服从于确认的手段。反过来，龟骨占卜可以随意操纵，就像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证明了的，在那些情形里中，答案也被记录下来。
14另一方面，在回应于一堆碎片的肯定/否定、有利/无利的回答中，占卜的简化消减了发现任何细微差别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引发了想增长可能性回答之数量的欲望，以及个人想像力第一次被限制到极点后要扩大整个体系范围的欲望。在所有的预言中都可以看到相似的发展。体系化之后继之而起的是自发的预言，它甚至保证没有预言天赋的人都能够获得此种技艺，因此，也很荒唐地将预言家变成了科学家。在用蓍草茎占卜的情况中，获得答案之前显然先有了一个决定要维持肯定与否定答案之间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是通过不只留下一根蓍草，而是留下三根，最后是六根而完成的。如果它们的位置分布能得到解释的话，这就意味着分别有8…64种答案。很显然，这些答案就不再是“是”或“否”，而详细说明了每个特定的情况。《易经》的源始，就可以追溯到这个办法。在它的64卦中，断了的横线（即一分为二，它们总是偶数）和不断的横线六个一组（比如说），并用简洁的短句描绘成宇宙或人际的状况。但是这些情形并不被认为是绝对静止的，而是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中，因此也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获得意义，在卦象中，一根或数根线条总是要转到它的相反面去，从而也就形成了一幅新的卦象。通过八卦，巨量的变化可能性精心建构了一个网（更精确地说是64×64种，即4096种不同的情况），其彼此相对的、偶然的、暂时的结果，都被包纳在每单次的蓍草茎占卜中。在此情况下，那些原来仅仅是象征着两者选一的“是/否”答案的单一线条突然以完全改变的形式出现就很自然了。它们变成了遍布一切的相反力量的象征，它们建构了张力，建构了生命进程中的所有运动。不管它们的形式多么富于变化——明暗、男女、起落——它们拥有一个由互相补足的相反力量组成的同一本质。因此，深入人心的中国二元世界观，就是从对“阴”、“阳”这两种基本力量及变化的结果之解释中生发出来的。从《易经》中可以找到阴阳变化的图形以及对它们的评注和附注，这些后来补充的注释从公元五世纪开始越来越多。像年轮一样，它们围绕着起初苗条的枝干一圈圈地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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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概念中，过去和未来扮演的角色，和在我们对语言的讨论中所关注的它们扮演的角色并无不同。它们是在现世中崩溃，因为每一个成为现实的情况中都包含了潜伏着的所有其他情形。这样一种观点，即时间被视作是二维的，也许包含着循环的观念。但是，即便没有这些循环，时间的进程也能轻易测量。形象点来说，中国人认为时间是在圆盘唱片上运转，而不是绕着一个单一的圆圈。现时永远不会限制在线条这样一个狭窄的区域，更不用说是一个点了。这个体系在其他地方有它的局限，因为可能发生的情况之数量是必要地有限的。它所遵循的是所有的运动都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以一种平均的速度进行着。它从“从不跳跃”（make no jumps）的自然里得到暗示。一切都是变化的这个前提，又赋予“变化”一种奇怪的静态特质，这种令人可疑的同质性，排除了所谓的发展。象征着“易”（变化）这个概念的象形文字——《易经》以它命名——显然也指示了这一点。在最早的甲骨文上，它的字形大致代表了“影”（阴影线）和“月”的并置。尽管和象征着“月”的符号稍有不同，但以下事实的确支持了这个观点：在甲骨文上，只有在“日”或“月”前面，“阴影线”才作为一个独立的符号有规律地出现。满月到新月的变化也就是“易”这个概念的最初来源。正是这种本质，如此变化就不仅仅是周期性的，而更是外观上的，因为它的存在应归之于一个本身永恒不变的东西的照耀变化。
15不管预言占卜的特质发生了什么变化，其中包含的由商朝时期巫师所完成的暗示已经很难判定。这样的事实支持了如下假设：即在甲骨文和《易经》的表述里可以找到一定的类似点。确实，在《易经》的警句后面，确然有一些历史事件被有意识地剥夺了历史特色，成了抽象概念，然后，它们被用来表明循环发展的趋势。这和巫师富有体系的工作及他们的“档案”和谐相配。因此，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这个没有变化的智识阶层，对和掌握写作有关的所有活动至少有着非直接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影响其实更为深远。《易经》的确有静态的特质，然而从一开始它就往中国思想中注入了某种对未来的希望，虽然这个未来是一个循环重现的未来。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里，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承载着他们自身文化中已经逝去了的事物的记忆，因为西方文明的强势与力量让他们深感困惑，而西方文明的强势与力量来自于对进步和发展的信念。极富独创性的学者胡适（1891…1962年）发展了以下刺激人心的理论：不仅是犹太人，商朝的人也被救世主的信念所鼓舞。他进一步指出，商朝的古人，在政治舞台上深感失望后，同样将这些对救世主的希望转化入宗教领域。胡适思考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原儒”，这些儒的历史事实上比孔子还要古远得多。“儒”这个词的含义尚存疑问，它原来的意思是“弱”（后来也指矮），这很明显和“孺”（孩童）及“需”（等待）的意思相关。由“孩童”开始，概念开始分叉（同样在书面文字里，这些字都有个共同的元素“雨”）。孩童的特点自然是有弱小的成分，那仅仅是因为时间的缘故，他所需要的就是等待，等待着“弱”的消失。但胡适不仅仅强调了“儒”里有“弱”这个含义——在以上联系中这个含义并未受到质疑，而且因为这个含义它还明显区分了作为书写员的文人和配备武器的武士——他还强调“儒”意味着“等待”。胡适试图证明，“儒”仍然穿着商朝的外衣，他们遵守着商朝的礼仪，特别是服丧的仪式，儒士在宋国和东部地区，以及商朝的领地齐国和鲁国（孔子出生之地），都处于领导者的位置。根据胡适所述，他们并没有随波逐流于商朝的没落，而是期待着商朝礼法的恢复，从而也再得自己的统治地位。看来，胡适相信，很多指示着这个结果的预言隐藏在经典著作中，比方说《春秋》，同样它也隐藏在《易经》里，特别是第五卦，其卦象是“需”（“等待”），里面刻画的正是这种情形。在对“需”卦里六根线的解释中，等待之相描绘如下：
1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2 需于沙，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