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理解这些神谕，它们给了他一种确定的安全感，因为即使这些神谕预示了灾难和危险，但如果平静视之，将它们分门别类，还是显然会少一些威胁性。在一个被野蛮和文明分据的世界中，巫师因此成了不可或缺的指引，也是此界和彼界的指引。但是，此界和彼界的分割是如此悬于一线，在两部分之间的所有地方都发生着连续的传递，甚至双方获取快乐和幸福的手段都是一样的。自然界季节的变化循环带给人类衣食，也带给他们死亡和灾难，但在这些变化背后，是魂灵大军在纺织着命运的缕缕丝线，这些丝线也许是看不见的，然而却可以感知。和生活在原始森林里的野蛮民族的世界相比，魂灵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它们有时是友善的，如果它们更频繁地与人为敌的话，那只是因为它们的生活似乎追随着另一种律动。因此，死亡本身也绝不是一种障碍。死者不过是以某种方式改变了生活节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欲望也就指向人世间同样的事物，并且也想以像此时此地的同样方式得到满足。在商朝先王的墓中，发现了难以数计的陪葬品⑦。这些陪葬品的高级功能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从指环、贝壳饰品到整辆马车，还有马、狗、成群的奴仆和女人，它们都陪同死者下葬，在彼岸世界继续向他提供快乐。而平日不断向死者供奉的祭品，仅仅是以上观念的延续。虽然这些祭品有细微的区别，但它们还是暗示出死者和要求得到同样关心的其他自然灵魂之间的相似性（甲骨文包含了有关献祭术语的复杂词汇，有些现在已经无法破解）。墓穴中同样发现了专为祭祀目的而用的青铜器皿，它们因工匠的技艺和艺术的质量备受钦赞，器皿上那些含象征意味的装饰，暗示着从彼界回到此界、死者返回人间的路途也非常重要。这条路途和光明、黑暗的象征相连，而光明与黑暗的象征是通过日夜的永恒交替表达出来⑧。这或许表明，和死者王国的交流同样也是靠巫师和媒介来维系，虽然对此没有任何早期记载，我们只是仅仅知道它们存在。
6将如此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接合起来，和以下两个界域的融合之间，有着相似之处。这两个界域和我们现世相对，即过去和将来。虽然巫师表面上将他们的关注点限制在贞卜预测上，实际上他们更主要的是关心现世。他们是要为此时此地提供行动的指示⑨。期望于未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新的或不同的东西。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会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人们期望得到的是已知之事的重复，而其每次的特别形式则依赖于彼界灵魂作出的决定。巫师绝不是预言者。事实上，贞卜和巫术并不互补，相反，它们趋向于彼此排斥。预言家和巫师都是严肃冷静的专家，他们尝试要揭示出世界事件的运转原理，因为它们影响了人类生活，这就像他们要揭示出气候和天体现象的成因一样。在他们的想法中，未来所扮演的角色和在气象学中的相同：它既是他们努力探询的原因，也是探询的对象。但是，就一个概念而言，它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种发现的所得，类似于科学上的快乐，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甲骨文材料的产生，我们的知识来源也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它显示出，甚至是在这么早期的阶段里，对未来的发现也是通过对过去的发现——或者说，至少是对过去的保存——而一代代传下来的。这反过来表明，在这段时期内，由巫师给出的答案，不仅仅被理解成是更有力量的灵魂所给予的独立决策，也是更有眼光、更知晓世界运转原理的权力所传达的声明。这种对时间的早期认识——它对《历史的起源与目的》（雅斯贝尔斯，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Jaspers）中的所述当然并不知晓——在晚期的中国思想中又一次次地浮出地表，它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创世故事是未知的。这种时间的静止观缺少一切倾向，包括对过去的倾向，因为排斥了世界的起源，自然也排斥了有关世界终结的观念⑩。
7这种尚未充分发展的时间观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语言的影响，是一个相当有趣但不易解答的问题。因为在那个时期，时间可能正处于对它的“孤立”（isolation）表达得最明确的阶段（也许仍然保留着字尾变化的痕迹），因此也缺乏将陈述指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几乎所有手段（就像我们一直如此，却从未意识到那样）。这种现象是一千年的史前史延续进程的结果，毫无疑问它也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思维的方式。时间的演变，是通过一些只是偶然使用的助词来表现，比如说表示过去的“已”（从“止”的含义而来），表示将来的“将”（从“带来”的含义而来），或者非常有趣的作为一个概念的否定词“未”，它通过一系列元音变化和其他否定词联系在一起，但这些词都难以构成一类来弥补以下事实：汉语表达的时间性不能在汉字上变化。助词惯常是用来指示空间的，如今这些表示时间的助词也在语句中占据了和表示空间的助词所占据的同样位置。所以，“我做”和“我将做”之间的区别，和“我在此处做”与“我在彼处做”之间的区别是相同的，前者的区别并不比后者的更重要。所以，想要理解“希望”（hope）在中国传统中的意味，就必须意识到由助词发挥出来的奇妙作用。它需要二次变化——此变化虽然进展迅速，但如今仍在进行，直到语言能够通过形成表示时间的后缀来解放自己，而这种变化发展肯定会更进一步修正思维的模式。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一节 此界和彼界的统一 （3）
以上已显示出的中国语言之“孤立化（isolating，即无时态变化——译注）”特色，同样也对中国书面文字的特殊性质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文字非常特别，不是因为它最初是表意的（所有体系的书面文字都是这么来的），而是因为它一直保持着表意的状态，虽然还残留一些清楚明白的表音系统。但是，这种虽然难学然而诱人的装饰性的书写，它本身就是缺乏时间差别的结果，由于所有在时间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语音变化在字形上不能体现出来，这反过来又成为中国语言和文化发展的障碍，因为语音变化无疑会频频指示出概念的意义变化。就像数学中的数字语言，只有靠许多个素的新组合才能表达新语言，而不是靠任何一个意义确定和自明的数字语言本身的变化来表示。所以，在此意义上，中国语言保留了一种沉默的交流系统。汉字一经创造出来，非常明显它能吸收一个概念所可能遇到的任何语音或语义的变化，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一些人来说书面文字变成了不变的符号，成了几近神圣的概念，而另一些人则将书面文字视作恰是以下图景的最好体现：僵化教条用一只冰冷的手让一个生动的文化窒息了。从1956年开始，中国一步步地进行着汉字改革。虽然确实不能抛弃文字表意的原理，以免国土空间上的整一性受到威胁；8但是书面文字的改变又是如此根本，甚至连外行都不可能不注意到，这可能并非偶然。许多简化字大致是从草体变异而来，其结果是，跟古老完整的汉字之庄重固定相比，其笔画书写变得惊人之快速，几乎是草草写就。中国古汉字相当有均衡感，这让人想起日文的笔触，虽然它源自中文，但在很早以前就给予更为动态的形象表达，这和安静的中国是如此不同，汉字自身一直静止不变。
有关幸福的根本概念
考察一个复杂字符的基本意义时，会发现书面文字虽然吸收了语音元素，但是其表意特征却允许了一种两个层面上的语源学：语音的和字形的。事实确实如此：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这段时期，统一六国文字给了汉字以确定的形式，这之后两千年都没有变化。然而，因为两个原因，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大量毫不相干的同音异义字导致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这些字词最初的发音是一样的。同样，许多从它们古老的书写形式上来看非常相似的图形字符则非常容易互相搞混。所以，为了确定在商朝什么被认为是“幸福”（happiness），更保险的做法肯定是考察先前提到的陪葬品，因为它们是受到祝福的物品，所以被带上漫漫旅途，如果没有它们，彼岸生活似乎就缺少滋味。不用说，略扫一下自有甲骨文以后的历史早期中和“幸福”有关的字词和符号是很有意思的，探询一下此类词库里有多少和“幸福”意思接近，会发现丰富的同类表达。和陪葬品不同，这些字词和符号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什么构成了物质幸福，它们还展示出早期中国对幸福概念的心理认识。虽然事实上它们某种程度地反映了上层统治阶级或巫师心中的片面想法。
单纯从语言来看，似乎浮现出三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有关幸福的三个主要方面之一：宗教、社会和物质。它们分别构建出一个“字词家族”（word families），其每个成员都在漫漫世纪中沿着分散的途径在语音和语义方面发生着演变。但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最后形成郁郁大树及其枝干的那些最初的种子。
在宗教的领域里，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以下一组词：
9（1） 祯（tiěng）：“有益的”
（2） 臧（tsⅲ鹡g）：“带来幸福”
（3） 祥（dziɑng）：“将获幸福”，“幸福”
（4） 祚（dz’ⅲ鹓）：“祝福”，“幸福”，“荣耀”
在社会生活的领域里，也就是说，是人们给予彼此欢乐和幸福、但也从未完全脱离自然和超自然的地方，我们得到以下一些构词：
（5） 康（kng）：“富足之年”，“繁荣”，“和平”
（6） 庆（k’iǎng）：“祈福”，“幸福”
（7） 幸（gěng）：“幸福”，“带来幸福”
（8） 祺（g’iɑg）：“快乐”，“祈福”
（9） 喜（Xiɑg）：“快乐”，“得到愉悦”，“快乐的惊叹”，“享受好时光”
（10） 好（Xg）：“乐于……”，“去热爱”
（11） 乐（nglǒg）：“快乐”
另外一组字可能要加在这后面，虽然它们因为最后的齿音缘故独立地演变了。它们由以下一些字组成：
（12） 憪（g’ǎn）：“开心和满足”
（13） 欢（Xwⅲ鹡）：“得到愉悦”
（14） 欣（xian）：“快乐”，“幸福”
（15） 吉（kiět）：“幸福”，“将获幸福”
关于物质方面生活得好的词库中，此类词不是很多，而且很明显也和前两类不同：
（16） 福（piǔk）：“幸福”，“富足”，“多子”
（17） 富（piǔg）：“财富”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一节 此界和彼界的统一 （4）
这三类词用在某些地方，也许彼此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特别是第二类，其分界线在于，如果是超自然的层面，其意义是“祈福”（blessing），而在人类社会中，我们找到的意义是“快乐”（pleasure）。它们的意思彼此搀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一次庆祝场合原初都是宗教事件，至少对巫师来说是如此。但是不用说，两者的划分肯定被当作一种现实。因为，当我们将表意幸福之不同形式的字符当作字形实体而不是语音实体时，这种划分以同样的方式重现了。如果我们完全只是将这些字追溯到它们古老的象形文字，那么相关字符的数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这确是事实。但是，更常见的是，只有一半含有语义元素（另一半是表音的）的这些字，同样也能用于解释字义。因为在汉字中，我们所处理的表意元素是被用来指示分类的，即所谓本义，其他更大的一部分是相对来说更晚的时期加上去的。那些语义偏旁有些早在商朝就已经使用，我们由此可以肯定它们所使用的概念，反映了远古时期早已存在的分类。
10在以上列出的这些字词里，其中有些词，它的超自然元素是通过表示“神”（God）或“灵”（spirit）之分类的符号（礻）体现出来的。在此偏旁外又加上了表音的部分，对字义并没有什么根本作用。比如说（1），（3），（4），（8），（16）这些词。（4）这个词，从属于表示宗教幸福的那组概念，“乍”作为表音部分，没有从属的附加义，因此也就没什么其他意义。但（15）这个字也许应该被归到属于宗教概念的那类词里去。它在甲骨文中反复出现。但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被用来假借许多不同的、快速演变的象形文字，其最真实最原初的本义就很难判定。然而，在其最古老的形式中，我们有相当充足的理由相信“吉”字下半部分的那个“口”代表“嘴”。而“吉”字上半部分的意思就不太清楚，不知道是代表了房子（向神灵祈祷的场所）呢还是别的物体。
如果只考虑“口”这部分，它当然很容易归到第二组去。因为歌曲和音乐的确构成了中国社会关于幸福这个概念的最基本的特征。在一些象形文字的字形中，我们就碰到了和音乐有关的部分，最重要的是（9）和（11）。和其他材料相比后可以无可争议地显示出，“喜”的古老字形代表了“釜状铜鼓”和“口”。有时通过加上偏旁“口”或“女”，可以补充说明这种联系，它显示出古老中国所拥有的“快乐地庆祝”这个非常美好的意象。“乐”是个复杂乐器的图形，也许是一套不同尺寸的铜铃，如果从陪葬品来判断，在商朝这是很普遍的乐器。（10）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代表了“女人”和“孩子”的快乐组合。汉字（5）、（6）、（7）又一次显示出它们属于语源仅是表音的那一类，因此对解释象形文字来说，用处不大。最多（5）字中的“雨”可能是有意义的。不过，这组里的其他三个字显然是由根义而来：（12）可能跟“心”这个根义有关，大量由“忄”作偏旁的字跟情感有关，而（13）和（14）是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