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作者对小说的艺术特性有着比较清醒、正确的认识。
季新的《红楼梦新评》也是一篇颇有特色的红学论文，刊于《小说海》1915年第1卷第1—2期。这篇文章从作品的题材着眼，将《红楼梦》视作一部解剖中国旧家庭的样本，提出：
欲以科学的真理为鹄，将中国家庭种种之症结，一一指出，庶不负曹雪芹作此书之苦心。
应该说这种分析还是很有见地的，具有一定的深度，并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季新即汪精卫，此时的他还是一位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思想敏锐、超前，很难把他和日后的大汉奸放在一起。但人生就是这么残酷，这么富有戏剧性，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此外，侠人的《小说丛话》、解彛摹缎∷祷啊贰⒄炮し傻摹豆沤裥∷灯懒帧贰⒑Ｃ摹豆沤裥∷灯懒帧返任恼略谏婕啊逗炻ッ巍肥保膊环手邸Ｕ庑┪恼麓芯墒狡赖愕暮奂＃共皇茄细褚庖迳系难趼畚摹�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
一位值得敬重的人和一部值得敬重的书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能得人赞誉者在数量上并不算少，但口碑如蔡元培之好者却不多见，无论是行事、为人还是立言，他无不得到社会各方人士的交口称赞，具有现代圣人的声望和地位。在党派立场截然分明、对立的现代中国，能获得这种具有共识性的称赞显然是十分不容易的，由此可见蔡元培的高大人格。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红学界，蔡元培基本上是以负面形象登场和被描述的，他屡屡以索隐派代表人物的身份受到红学家们的轮番批评，成为他们批评旧红学的一面靶子，被脸谱化、丑化。大概是为尊者讳的缘故吧，就连蔡元培的传记及研究专著对其红学研究也基本上是避而不谈，即使涉及，也不过是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
相比之下，倒是蔡氏本人对自己的这一研究成就还比较看重，在谈到自己的著述时，常常提及，比如他在1923年秋至1924年间所写的《自书简历》中，就特意提到《石头记索隐》，将其与《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简易哲学纲要》等著作并列。在1921年3月2日的日记中，他不无得意地提到，法国巴黎大学校长埃贝尔在演讲时，“注重于北大废院存系之办法，对于我个人之著作，尤注意于《石头记索隐》”。
细细想来，这里面是大有问题的。以蔡元培天资、学识之高，并不比当时和后世的哪位红学家低，何以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写一部在其他红学家看来属小儿科的著作，何以会犯在红学家看来如此明显的低级错误？既然错误如此低级，为什么在被胡适等人批评、指出之后却并不服气？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动机和过程究竟如何？《石头记索隐》到底是不是蔡元培人生的一个污点？
尽管此前有不少研究者涉及这些问题，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少人往往批评一番草草了事。俗话说：盖棺定论。但盖棺之后的定论能否成为定论，同样需要事实的检验。最起码在笔者看来，红学界有关蔡元培的一些定论是存在问题的，与事实并不完全符合。这里依据相关资料对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那段历史进行考察，为读者重新思考上述问题提供一个较为感性、全面的文献基础。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索隐之外的红学风景（1）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蔡元培的红学研究还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并非《石头记索隐》一书所能概括，并非索隐一词所能涵盖。《石头记索隐》之外，蔡元培还从其他角度对《红楼梦》一书进行过评述，时有精彩见解，可惜这些观点为学术界所忽视。为全面、深入了解蔡元培的红学研究情况起见，这里稍作介绍。
应该说，蔡元培有些观点在当时还是颇有新意的，比如他在1920年6月13日的《在国语讲习所演说词》中曾有一段专门谈论《红楼梦》的文字：
许多语体小说里面，要算《石头记》是第一部。他的成书总在二百年以前。他反对父母强制的婚姻，主张自由结婚；他那表面上反对肉欲，提倡真挚的爱情，又用悲剧的哲学的思想来打破爱情的缠缚；他反对禄蠹，提倡纯粹美感的文学。他反对历代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习惯，说男污女洁，且说女子嫁了男人，沾染男人的习气，就坏了。他反对主奴的分别，贵公子与奴婢平等相待。他反对富贵人家的生活，提倡庄稼人的生活。他反对厚貌深情，赞成天真烂漫。他描写鬼怪，都从迷信的心理上描写，自己却立在迷信的外面。照这几层看来，他的价值已经了不得了。这种表面的长处还都是假象。他实在把前清康熙朝的种种伤心惨目的事实，寄托在香草美人的文字，所以说‘满纸荒唐言，一把酸心泪’。他还把当时许多琐碎的事，都改变面目，穿插在里面。这是何等才情！何等笔力！……他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没有别的书比得上他。
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蔡元培并非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钻牛角尖，他对《红楼梦》一书的思想、艺术价值有着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
像这样的论述还有不少：
在1899年6月12日的日记中，蔡元培将《红楼梦》与《茶花女》进行比较：
点勘《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深人无浅语，幽矫刻挚，中国小说者，惟《红楼梦》有此境耳。
1916年12月27日在《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中，他提到：
《石头记》一书，世人多视为言情小说，其实为政治小说。书中述男人交际，皆取放任主义。
1917年4月8日在《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中，他说道：
《石头记》若如《红楼后梦》等，必使宝、黛成婚，则此书可以不作；原本之所以动人者，正以宝、黛之结果一死一亡，与吾人之所谓幸福全然相反也。
上述观点在红学研究已有多年丰厚积累的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精彩的，并不是谁都能提出这样的见解。从社会文化视角评述作品，强调作品所体现的批判现实精神，由此给予《红楼梦》很高的评价，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时代风气，自有其价值和意义在，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此外，蔡元培还将《红楼梦》与外国文学作品《茶花女》进行比较，表现出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可以说是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尝试，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实际上将《红楼梦》的内涵分成了两个层面：一个是思想艺术层面，即他所说的“表面的长处”；一个则是内在的层面，即他所说的“把前清康熙朝的种种伤心惨目的事实，寄托在香草美人的文字”。这样的区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他的着力点在后一个层面，后人对其《红楼梦》研究的印象也在后一个层面。
既承认《红楼梦》自身的思想艺术价值，同时又强调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内容，熔艺术分析、索隐于一炉，具有从传统旧学到现代学术的过渡色彩，这就是蔡元培红学研究的特色所在。
即使没有《石头记索隐》一书，仅靠上述一些有关《红楼梦》的言论，蔡元培在红学史上也是应该写上一笔的。
也是以治经史的功夫研究《红楼梦》
总的来看，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石头记索隐》一书虽然不算太长，只有四万多字，但它可以说是一部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的心血结晶，鲁迅在《小说史大略》一书中称其“征引繁富，用力甚勤”，其后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称其“旁征博引，用力甚勤”。可见鲁迅虽然不同意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观点，但对其严肃、认真的研究态度还是给予肯定的。
为写作《石头记索隐》一书，蔡元培前前后后总共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虽然其一生著述甚多，但花费如此多时间的，似乎仅此一部。
据现有资料来看，蔡元培最早研究《红楼梦》当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这一年9月6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阅《郎潜纪闻》十四卷、《燕下乡胜录》十六卷竟，鄞陈康祺（钧堂）著，皆取国朝人诗文集笔记之属，刺取记国闻者。
其中《燕下乡胜录》当为《燕下乡脞录》，即《郎潜纪闻》二笔，在该书的卷五记载了徐柳泉的一段话：
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
显然，这段话引起了蔡元培探讨《红楼梦》的兴趣。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余之为此索隐也，实为《郎潜二笔》中徐柳泉之说所引起。”（《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将这段话与《石头记索隐》对比可知，其对蔡元培的启发既有观点层面的，也有方法层面的，特别是后者，为历来的研究者所忽略。
至于这一年蔡元培是否已经开始动笔，还难以确知。不过，其后他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这可以从其1896年6月17日、9月4日的日记中看出来。在9月4日的日记中，他对清代的《红楼梦》评点进行了评述：“近日无聊，阅太平闲人所评《红楼梦》一过。……闲人评红楼，可谓一时无两，王雪香、姚梅伯诸人所缀，皆呓语矣。”
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时候，蔡元培已经写出了一部分初稿。在1898年7月2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前曾刺康熙朝士轶事，疏证《石头记》，十得四、五，近又有所闻，杂志左方，用资印证。”在此后的十多年间，该书的写作时断时续，即蔡氏本人在其《传略》一文中所说的：“深信徐时栋君所谓《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随时考检，颇有所得。”
1913年至1916年间，蔡元培游学欧洲，时间较为宽余，于是又开始该书的写作。在1914年10月2日致蒋维乔的书信中，他介绍道：“现在着手于《红楼梦疏证》。”可见他最初所定的书名是《红楼梦疏证》。
第二年，书稿还没有全部完成，他决定将其先在杂志上刊出，书名也从《红楼梦疏证》变成了《石头记索隐》。在1915年4月27日致蒋维乔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
《石头记索隐》本未成之作，故不免有戛然而止之状。加一结束语，则阅者不至疑杂志所载为未完，甚善。特于别纸写一条，以备登入。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索隐之外的红学风景（2）
1916年，《石头记索隐》刊发于《小说月报》第七卷第一至六号。
在《小说月报》刊载的同时，蔡元培还同商务印书馆协商出版单行本之事。起初，他想自办发行，自印自售。老朋友张元济则建议他采取租赁版权的办法，他在1916年11月22日致蔡元培的书信中写道：
敝见著作权仍为尊有，照租赁著作权章程（附呈一份），版税照定价十分之一，似比自印自售较为简净，未知尊意以为何如？
这一建议为蔡氏所采纳。当时，蔡元培还想再润饰修订一番，但由于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的出版，张元济出于商业考虑，劝说他加快出版速度。在1916年11月22日致蔡元培的书信中，他写道：
现在上海同业发行《红楼梦索隐》一种，若大著此时不即出版，恐将来销路必为所占，且驾既回国，料亦未必再有余闲加以润饰，似不如即时出版为便。
为了同《红楼梦索隐》竞争，张元济还决定将孟森的《董小宛考》一文附在书后。
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石头记索隐》的单行本。该书出版后，很受读者的欢迎，并给予很高评价，如王小隐在《读红楼梦剩语》一文中写道：
民国五年蔡孑民先生作了部《石头记索隐》说《红楼梦》是历史小说，暗射清初政治上的事情——都能够说出凭据来，识见要算加人一等的了——从此《红楼梦》的读法，就开了个新纪元，都要拿他来考证掌故。
该书后来多次重印，到1919年7月时，已印行四千部，还要加印一千五百部。在1919年7月17日的日记中，蔡元培这样写道：“得商务印书馆函，索《石头记索隐》印花一千五百纸（前已印过四千部）。”到1922年时，已出版到第六版。屡屡再版，拿到的版税自然也比较可观，据蔡元培1923年10月10日的日记，此时“《石头记索隐》版权费已积有二百余元”。而这已在他与胡适的论战之后，可见这场论战对该书的销路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其间蔡元培仍不断补充材料，进行修订，这在其1918年至1919年间的日记中屡有记载，但这些内容后来没有公开刊布，他本人也感到遗憾，在《传略》一文中表示了惋惜之情：“此后尚有继续考出者，于再版、三版时，均未及增入也。”不过由此也可见其撰著的认真态度。
至于蔡氏写作该书的动机和缘起，据他本人在1898年9月12日的日记中介绍：
余喜观小说，以其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意内言外，寄托遥深，读诗逆志，寻味无穷。
研究者一般认为其中有政治用意在。不过对这一问题较难确认，因为蔡氏本人并没有明确这样说，虽然他在《石头记索隐》一文中认为《红楼梦》“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但这并不等于他本人也一定持这种思想来研究《红楼梦》。再说其写作过程前前后后持续了二十多年，而且相当多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