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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
曼殊在《小说丛话》一文中也提出：
《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
其他如觚庵在《觚庵漫笔》中称《红楼梦》为“小说中之最佳本也”，邱炜在《菽园赘谈》中称“言情道俗者，则以《红楼梦》为最”。遣词用句虽然不同，但对《红楼梦》的高度称许则是基本一致的。
受时代风尚的影响，除大量与先前内容、形式基本相同的评点、评论、诗词外，这一时期人们对《红楼梦》的观照角度和表述方式与以往相比，已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评论者们提出了不少新的命题和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受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受严峻政治形势的触动，人们更多地从政治、伦理等角度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解读《红楼梦》，强调《红楼梦》揭露黑暗、批判现实的社会文化功能，着重挖掘其社会历史方面的意义，因而具有较强的功利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对小说自身的审美特性就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忽略了。这也是当时解读文学作品普遍采用的一个视角，是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
从当时人们对《红楼梦》这部作品分类归属的确认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天生（王钟麒）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一文中称《红楼梦》为“社会小说”、“种族小说”和“哀情小说”，侠人则在《小说丛话》一文中称《红楼梦》为“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社会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叫法虽然有别，但着眼点和看法则大体相同。天生在《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一文中甚至进而提出“必富于哲理思想、种族思想者，始能读此书”。
基于这种时代色彩极浓的阅读视角，自然能从作品中读出与先前批点家截然不同的种种新意来，如陈蜕庵在《列〈石头记〉于子部说》一文就认为：
（《红楼梦》）虽为小说，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
话虽说得有些夸张，但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再如海鸣在《古今小说评林》一文中亦认为“一部《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非痛陈夫妇制度之不良”。显然，先前的评点家们是不会提出这一观点的，也不可能有这种认识。这种社会历史角度的解读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不乏回应者，成为解读《红楼梦》的一个较为常见的视角，比如，毛泽东基本上就是这样来看待《红楼梦》的。对其利弊不可一概而论，需作具体分析。
其次，人们喜欢采用横向比较的方式来谈论《红楼梦》。西方文化的传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红楼梦》的新视角，那就是中西文学的比较。这一时期的评论者们多喜欢自觉不自觉地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进行观照，尽管许多比较只是留于表面，还缺乏深度，但毕竟是个可贵的开始和尝试。先前的评点家们在评论《红楼梦》时，也采用过比较的方法，但只是局限于纵向的比较，将《红楼梦》与前代文学作品，如《西厢记》、《邯郸梦》、才子佳人小说等进行比较。
横向角度的引入使人们对《红楼梦》有了新的认识。在西方小说及文学观点不断传入国内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语境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立足本土文学来观照异域作品。比如当时有个叫松岑的在《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一文中就将影响甚大的翻译小说《茶花女遗事》比作“外国《红楼梦》”。林纾翻译外国小说时，在《孝女耐儿传序》等文中，也时常以中国小说来作比照，古代小说在这里是作为批评者的文化背景而存在的。反过来，人们也会借助异域文学来反观本土作品，比如有人将《红楼梦》与《民约论》、《浮士德》进行比较。不管这种比较是否妥当，评论者们从此多了一种观照的视角，这是毫无疑问的。东西方文学互为镜像，各自的特点得到彰显。
再次，基本思路、表述方式和刊布流传渠道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只言片语逐渐向现代论文形式过渡，文章的篇幅加长，谈论方式也从以前的印象式评述转向系统严密的推理论证，论说的色彩增加，逻辑日渐严密。表述形式变化的背后是学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层变迁，这一变化后来得到学术制度的保障，成为主流，而以评点为代表的传统小说批评则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其后虽时有出现，但已难居主流，不成气候。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一篇具有此类性质的红学论文，也是第一篇具有现代学术色彩的文学研究论文，具有开创意义。同时，这一时期的评红文章大多发表在各类报刊上，较之先前的手工刊印速度要快得多，与读者交流更为方便直接，容易营造一种评论的声势或氛围。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也是索隐派红学正式发展成型的时期，从以前片言只语的简单猜测向较为系统完整的表述发展，并出现了几部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索隐派红学著作，对后来的红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索隐式研究代表着人们解读《红楼梦》的另一条思路，同时也是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一条思路。从此，索隐派成为红学研究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历经打击而不衰，表现出十分顽强的生命力。从索隐派的产生演进可以反观中国人独特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石破天惊的《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学术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代表着传统红学到现代红学的转变。这篇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与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的内在精神是相通的，同时又显露出作者独特的学术个性。
该文于1904年6月至8月间在《教育世界》杂志连载。当时王国维正沉迷于叔本华哲学，他在《红楼梦》中找到了共鸣，于是便进行了以西方哲学理论观照中国小说的可贵尝试。此时是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期，即由哲学探讨转入文学研究的时期。以《红楼梦评论》为契机，他转入对词曲的研究，《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著作相继面世。其卓然不俗的开拓性研究为中国文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为后学者树立了典范。
可惜随着家国形势的变化，王国维后来的思想观念和学术兴趣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文学再转入史学，其文学研究就此戛然而止，否则，以其深厚的学养和过人的见识，在文学研究上本可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的。人生本来就是带着缺憾的，生命短暂，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你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成就，也就意味着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放弃。
《红楼梦评论》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即：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和余论。其中的“美术”相当于当下通常所说的“文学艺术”。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借用叔本华的哲学观念并结合老庄哲学来解读《红楼梦》，其理论前提是这样的：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
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
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
人生充满欲望，欲望无法满足，因此注定要陷入痛苦。这样一来，只有美术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这是解脱苦痛的一剂良方。美术又有优美、壮美和眩惑之分。在王国维看来，真正能符合这种超然利害物我的标准者只有《红楼梦》这部优秀的小说。
基于这一前提，他提出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一、《红楼梦》的主旨在“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正所谓苦恼都是自找的，解铃还须系铃人。
二、“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其中惜春、紫鹃的解脱是“存于观他人之苦痛”，而贾宝玉的解脱则是“存于觉自己之苦痛”，是“自然的”、“人类的”、“美术的”、“悲感的”、“壮美的”、“文学的”、“诗歌的”、“小说的”。因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娟，而为贾宝玉者也”。
三、《红楼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这种悲剧是属于那种“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的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作品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而且其解脱与“他律的”《桃花扇》不同，《红楼梦》的解脱为“自律的”。《红楼梦》的价值正在于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
四、《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也符合“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
五、“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与“作者自写生平”的观点皆是错误的，因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也正是为此，作者给《红楼梦》以很高的评价，称其为“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绝大著作”。
总的来看，文章五个部分之间有着较为明确的逻辑关系，层次分明，说理透彻，即先确立基本理论和批评标准，然后再谈其和《红楼梦》的契合关系，并从美学、伦理学的角度给予说明，最后对研究状况进行评述，点出将来的研究方向。从表述方式上看，这是一篇十分规范的学术论文，相对于传统的点评式的片段印象式表达，无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不可否认，这篇文章的观点或论述方式也有不少可议之处。其中最大的不足在以叔本华的理论来套《红楼梦》，束缚住了自己，尽管作者对叔本华的观点也作了一些选择和变通，但较之后出的《人间词话》还是显得有些生硬，毕竟东西方文化的背景与发展轨迹不同，文学创作的情况各异，叔本华的理论并不完全符合《红楼梦》的实际，只能说是部分契合，以欲望的受阻和自我解脱来解释《红楼梦》主要人物的动机和心态颇有牵强附会处。
这种以外国理论来硬套中国小说的做法在当时具有实验探索的意义，但在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对该文的长处、不足以及形成原由，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曾有十分精彩详尽的分析和评述，可参看，此不赘述。
以学术史的眼光来观照，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当时无疑具有开拓和典范意义。它将西方的哲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索，论述系统严密，善用比较，视野开阔，比起先前那些直观、印象式的批评，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表述方式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王国维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与当时政治、伦理式的功利性解读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此，他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道：
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
作者似乎还有纠正时弊的用意在。这固然在当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大体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也是作者独特学术个性的展示。
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开创的这种红学研究之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正面、积极的回应，其意义和价值要经过一个时间段后才会在总结和追述中逐渐显露出来，毕竟新的学术范式的建立需要渐进的一个过程，确实如他本人所批评的，当时人们的着眼点在政治教育，而不在学术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直到五四时期，随着文学研究这门现代学科的建立，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该文的开创意义。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日后由胡适等人开创的新红学研究建立在比较科学、规范的基础上，但由于研究者对考证的过分看重和强调，王国维创立的研究范式并未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甚至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忽视了。直到现在，红学研究中仍存在这一问题。经过一个世纪的红学风雨后，再回首反观这段历史，对王国维这位先驱者的开拓精神当会有更深的体会和理解。对《红楼梦》这样一部作者、版本问题极其复杂的作品来讲，对有关文献资料的梳理和考证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考证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作品，注重作品本身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性才是第一位的。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大师之外的红学风景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红学文章也值得关注。比如成之在《小说丛话》一文涉及《红楼梦》的部分，借鉴王国维的悲剧说，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观点：
所谓金陵十二钗者，乃作者取以代表世界上十二种人物者也；十二金钗所受之苦痛，则此十二种人物在世界上所受之苦痛也。
应该说，这一见解尽管缺少充分的依据，但不失为一种别出心裁的解读，能给人一些启发。同时，作者还对当时的索隐派提出批评：
必欲考《红楼梦》所隐者为何事，其书中之人物为何人，宁非笨伯乎，岂惟《红楼梦》，一切小说皆如此矣。
可见作者对小说的艺术特性有着比较清醒、正确的认识。
季新的《红楼梦新评》也是一篇颇有特色的红学论文，刊于《小说海》1915年第1卷第1—2期。这篇文章从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