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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小说作品中，慈禧太后最爱读的是《红楼梦》，而且达到了十分痴迷的程度，用句时髦的话说，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红楼梦》迷。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一书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京师有陈某者，设书肆于琉璃厂。光绪庚子避难他徙，比归，则家产荡然，懊丧欲死。一日，访友于乡，友言：“乱难之中，不知何人遗书籍两箱于吾室，吾固业此，趣视之，或可货耳。”陈检视其书，乃精楷抄本《红楼梦》全部，每页十三行，三十字。抄之者各注姓名于中缝，则陆润庠等数十人也。乃知为禁中物，亟携之归，而不敢视人。阅半载，由同业某介绍，售于某国公使馆秘书某，陈遂获巨资，不复忧衣食矣。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后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也。
话说得有鼻子有眼，连抄本的行款都记得那么清楚，好像真有其事。可惜事情过于蹊跷，且没有其他旁证，可信度着实要打上很大的折扣。如果真有这么一件事的话，《红楼梦》传播史上又多了一段佳话。不过，从情理上推断，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那个时代的人看到喜欢的作品，在上面批上两笔，再正常不过。在阅读《红楼梦》方面，老佛爷和其他读者一样，兴许读到高兴处就随便批上两笔。至于这么珍贵的抄本怎么流落到民间，庚子逃难倒是一个蛮说得过去的理由。一百多年过去了，抄本仍然没有声息，由于缺乏真凭实据，所以对此事也只能是姑妄听之了。
虽然上述记载不可信，但慈禧太后喜欢阅读《红楼梦》，这一点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有其他材料和记载可以作为证据。
在北京故宫长春宫与体元殿外游廊的墙壁上，有18幅十分精美的壁画，它的引人注目之处在其取材于《红楼梦》，描绘了神游太虚、宝钗扑蝶、晴雯撕扇、湘云醉卧等场景。这些壁画创作于光绪年间，而当时这位老佛爷正居住在这里。显然，壁画的内容是得到她认可的，甚至很可能就是她出的主意。如果她不喜欢《红楼梦》的话，可以想象，没有哪个人敢冒着生命危险，干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要知道当时《红楼梦》在外面已经是禁书，严格遵守法律的话，平民百姓是不能随便读这部小说的。当然，禁令能否得到认真执行则又是另外一回事。
据陈毓罴《〈红楼梦〉与西太后——介绍管念慈的〈锦绣图咏序〉》一文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乔象钟收藏有管念慈的写本《锦绣图咏序》。该文是管念慈受慈禧太后之命而写的，时间在光绪十七年（1891），其中有如下的语句：
岁在重光单阏，皇太后驻跸西苑，宫闱之暇，取世传《红楼梦图》，隐其人名地名，缀以曲牌，而各系以词，定其名曰《锦绣图》。
陈毓罴推测，文中所说的“世传《红楼梦图》”，可能是改琦的画作，可能是王墀的画作，也有可能是一种游戏用物。由于文章没有详细的交代，难以确知。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慈禧太后在闲暇的时候，时常以《红楼梦》娱乐，由此不难看出她对该书的喜爱程度。
另据曾在慈禧身边服务过数年的德龄回忆，慈禧的文学修养还是蛮高的，她在《御香缥缈录》一书中作了这样的介绍：
太后对于诗词，很有相当的欣赏；我虽然并不曾看见伊自己写过什么诗词，但往往听见伊在背诵古诗。
慈禧的文化水平较低，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不过相比之下，她对小说更为喜欢，也更有研究：
其实太后的诗学也只是很浅薄，倒是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和那些比较有名的稗史或传奇等等，伊可说是的确有几分研究，为寻常人所不及。
“为寻常人所不及”，可见慈禧太后对古代小说不仅喜欢，而且还曾下过一番功夫。
1950年，朱家对清末曾在宁寿宫当差的太监耿进喜进行访问调查，写成《太监往谈录》一文，其中涉及慈禧太后的娱乐爱好。据耿进喜介绍，慈禧太后对戏曲相当精通，甚至还亲自动手编写剧本：
老太后可甚么都懂，甚么都会，昆腔、二黄全成。
……
乱弹的《阐道除邪》里剥皮鬼唱的反调，就是老太后编的词，足唱二刻多。
对于慈禧太后的其他娱乐爱好，耿进喜是这样介绍的：
除了一般大事，还有不少礼儿。剩下工夫就传戏了，也有在屋里瞧瞧书的时候，或是斗牌掷色子。再不就靠靠，闭着眼叫太监给念古诗、念闲书。
慈禧太后闲暇时所瞧的书以及太监所念的“闲书”显然包括古代小说在内，《红楼梦》当也在其中。
俗话说，上行下效，慈禧太后如此喜欢《红楼梦》，以之为娱乐，并在住所周围绘制《红楼梦》图画，显然会有不少人受她的影响。在此环境中，在宫廷出现一些《红楼梦》爱好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钱塘九钟主人的《清宫词》中，有这样一篇作品：
石头旧记寓言奇，传言传疑想象之。
绘得大观园一幅，征题先进侍臣诗。
该诗下有小注：
瑾、珍二贵妃令画苑绘《红楼梦》大观园图，交内廷臣工题诗。
钱塘九钟主人即吴士鉴（1868—1933），字斋，浙江杭州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官至翰林侍读。瑾妃、珍妃都是光绪的妃子。从吴士鉴的上述描述来看，这两位贵妃都是很喜爱《红楼梦》的，先是让大臣绘制大观园图，随后让大臣题诗，说起来还是挺风雅的。
据《我的前半生》等书籍的记载，清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也很喜欢《红楼梦》，时常和身边的人谈论这部小说，还曾写过吟咏《红楼梦》的诗作。由此可见，在宫廷里已形成了一种喜爱、谈论《红楼梦》的气氛。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自比贾母为哪般
另据邓之诚《古董琐记全编》一书记载：
闻孝钦颇好读说部，略能背诵，尤熟于《红楼》，时引贾太君自比。
这条记载虽短，但颇值得注意，因为它说慈禧太后“时引贾太君自比”。可见这位老佛爷读《红楼梦》时确实读出了滋味，竟然产生了角色体验。
在《红楼梦》的传播过程中，读者容易产生角色体验的有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贾宝玉，一个是林黛玉，自然有如此体验的多是年轻人。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一书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惙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诸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杀我宝玉！”遂死。杭州人传以为笑。
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太投入了，进到作品里却出不来，她可能把自己当作林黛玉了。同样，想当贾宝玉也为数不少。不过，以贾母自居倒不多见。没别的原因，是个年轻人都可以做点贾宝玉、林黛玉的梦，想要自比贾母不容易，首先得有一份像样的家业，其次得长寿，能活到贾母这样的年纪，最后，还得熟悉《红楼梦》，有点艺术细胞。这些条件慈禧太后显然都具备。
慈禧太后以贾母自居也不是没有缘由的，两人之间还真有不少相似处，比如年龄大，辈分长，劳苦功高，在家族或宫廷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同为老年人，兴趣自然也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都喜欢看戏，喜欢热闹，让一群年轻人围着自己转等等。甚至就连称呼都相同，都被人称作老祖宗。
相比之下，慈禧太后尽管管理的是整个国家，但她实际上还赶不上人家贾母。人家贾母操劳了一辈子，甘愿退居二线，放手让年轻人管理家族事务，自己落得清闲，热热闹闹地享几天福，对孩子们也是疼爱有加，努力营造一种亲情融融的家庭氛围。慈禧太后则不然，她的权力欲极强，牢牢抓住权力不放，不仅弄得国家破败，民不聊生，而且也扼杀了亲情，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如果她能像贾母那样退居二线，给年轻人空间，让光绪皇帝轰轰烈烈搞一场变法，当时的中国那该是一幅多么令人振奋的场景。可惜慈禧太后虽然以贾母自居，但她只学到了贾母的皮毛，对贾母的优点则一点都没有学到，断送了大清王朝，遭到后人唾骂。
当慈禧太后以贾母自居时，当时的大清王朝同贾府有着较为相似的处境，用冷子兴的话来形容，就是“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表面上看起来，大清王朝庞大的政府机构还在运转，军队的人数也是成千上万，但老佛爷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些玩意儿吓唬一下不知内情的老百姓还可以，对付洋人，对付革命党人，则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当年剽悍骁勇的八旗子弟已经蜕变成毫无斗志的寄生虫，李鸿章去世后，连个正儿八经和洋鬼子签定条约的人才都没有了，朝中无人的窘困状况正和贾府相似。
不知慈禧太后自比贾母的时候是否想到了这一层，以其智商和理解力，对作品中的危机意识应该是可以感受到的。此时，她已无心像乾隆皇帝那样，搞点索隐，而是走进作品，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寻求感情的共鸣。不过，她的这一体验和爱好对其政治作为好像没有什么影响，照样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把自己生日看得比国事都重要。其行为完全可以用最后的疯狂一语来形容。
说起来这位老佛爷还比较幸运，虽然她直接把一个曾经颇有生气的王朝带进了死胡同，但最终没赶上为大清王朝送葬的仪式。否则，她会对“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句话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现代红学第一人王国维和他的《红楼梦评论》
谈到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人们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开创新红学的胡适等人身上。作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接受后学者的敬重和景仰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在他之前，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同样应该得到人们更多的鲜花和掌声。是他，揭开了现代红学的第一页。没有他的首创之功，很难想象后来新红学的巨大成功。他虽然只写了一篇红学文章，但这篇文章的分量足以使其在20世纪红学史上获得不朽的地位。将此人称作现代红学第一人，无疑是非常恰切的。
他就是王国维。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从传统红学到现代红学
王国维涉足《红楼梦》研究，确实有其个人偶然的因素。在20世纪涌现的众多专业或非专业的红学家中，没有哪个人天生就注定研究红学的，之所以走上红学研究之路，则各有各的个人因素和机缘，一部红学史也因此增添了许多传奇和浪漫色彩。
王国维研究红学的机缘在叔本华这位洋人哲学家，如果不是他对叔本华的生存哲学感兴趣，有着深刻的领悟，也许他就不会在《红楼梦》中找到共鸣，进而写出那篇石破天惊的《红楼梦评论》来。自然，也不是谁看了叔本华的哲学著作都能写出这篇宏文的，这需要足够的天资、深厚的学术功力和敏锐的感悟力。关于这一点，研究者已经有着比较充分的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时世造英雄。一个人再伟大，再先锋，也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他走得再远，也只能走到时代所能允许的极限，而不可能再多走一步，否则就是科幻小说中的超人了。不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很难解释，从《红楼梦》面世到撰写《红楼梦评论》，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学术功力如王国维者不乏其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写出这样的文章，单单把机会留给了王国维？
显然，要深入了解这位现代红学第一人，深入理解《红楼梦评论》，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给予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当时的红学研究状况。
这里要稍微宕开一笔，对学界关注较少的近代红学发展演进的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
众所周知，从维新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红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时期，即红学研究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乃至中国学术的重要转型期。西学东渐与困境反思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基本文化语境。受西方人文思潮的影响，以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小说界革命为标志，以前被视为淫词邪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被视作改造国民、再造民魂的文化利器，从文学家族的边缘一下进入中心。这样，就打破了原有的诗文独大的传统文学格局，形成新的文学秩序。这一文学格局和秩序具有不可逆转性，影响可谓深远，直到今天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小说评论，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现代化进程。
红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较为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孕育成熟的，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彻底转变。在此期间，新的研究范式还未正式建立，旧的研究范式仍有较大市场，因此这一阶段的红学研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过渡性和杂糅形态，其中既有深深的传统烙印，又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开明与保守，各种红学观点就这样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
虽然这一时期作为文学样式的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但时人对先前的小说作品并不满意，往往将其作为迷信愚昧、封建专制的样本和靶子来进行批判，能够得到肯定的只有很少几部小说，《红楼梦》正是其中的一部，仍然受到广泛的赞誉。比如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一文中称：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