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谈判，尽快达成协议，好向里根送上一个既成事实，莫斯科对此无疑感到高兴。
克格勃的德国情报来源的可靠性已在送交勃列日涅夫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得
到证实。这份报告是由安德罗波夫和当时任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的克沃尔科夫中将
撰写的。克沃尔科夫的参与表明情报源是由内部安全与反间局（克格勃第二总局），
而不是由国外情报局（克格勃第一总局）发招募和控制的，这也许是访问期间或返
回莫斯科后造谣中伤的结果（克格勃二局讹诈的典型形式）。
尽管对施密特还缺乏某种热情，但苏联和东德领导人都急于防止基督教民主联
盟重新掌权。根据一份克格勃档案，昂纳克1978年秘密地通知施密特政府，东德愿
意采取行动，改善社会民主党明显不利的大选前景，例如放松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
之间的旅行限制。但是，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回应。
莫斯科特别讨厌右翼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导人弗朗茨一约瑟夫。斯特
劳俾，他被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同盟者基督教社会联盟推为1980年大选的总理候选
人。据1979年7 月安德罗波夫与民主德国内务部长兼国家安全部长米尔克在莫俾科
的会谈记录称：“斯特劳斯是1980年联邦议院大选中施密特的一个强劲的对手。这
就是为什么要造谣中伤斯特劳斯和他的支持者们的主要原因。”经安德罗波夫与米
尔克同意的克格勃的各项积极措施中有一个“眼镜蛇一2 ”行动计划，所用的情报
是由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间谍、基督教民主联盟外国事务智囊团主要头目的前任秘
书英格。戈利亚特提供的。情报捏造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领导人与情
报机构中的右翼分子有阴谋联系。一份印数1 ，587 份的宣传小册子宣称，联邦德
国国外情报局的官员曾与反对施密特政府的对手策划阴谋。这些宣传品都散发给联
邦德国的政治家、贸易联合体的领导，和其他不同政见者。据克格勃“眼镜蛇一2 ”
的档案称，小册子中的一些误导情报也出现在西德报刊上，引起施密特下令进行司
法调查。
克格勃在给政治局的报告中经常夸大其积极措施的效果，这次也不例外庐称
“眼镜蛇一2 ”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导层中引起了极大恐慌，
并在确保社会民主党于1980年联邦议院竞选的胜利方面具有“一种积极的影响”。
虽然俾特劳斯竞选的失败，事实上可能并没有受到苏联和东德的积极措施的什么影
响，但无疑会使中心感到宽慰。社会民主党最后于1983年权力失落后，新政府并未
由斯特劳斯领导，而是由较少浮夸的赫尔穆特。科尔任总理。
80年代初期，克格勃积极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对美国在联邦德国部署中程导弹引
起的规模巨大的轰轰烈烈的西德和平运动推波助澜。反对部署中程导弹的人中最坚
决的是萨尔布吕肯的市长奥斯卡。拉方丹，此人后来作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
理失败，1998年在格哈德。施罗德政府中还当过一段有争议的财政部长。这和中心
的计划完全不相符。仅在几年前，中心曾荒唐地制订了不现实的计划，企图招募哈
罗德。威尔逊和赛勒斯。万斯，但拉方丹却不是目标。1981年行动官员L。S。布拉图
斯被派去培养拉方丹，但如预料的那样，以失败告终。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19 83
年竞选失败后八个月决定反对在德国土地上部署美国中程导弹，克格勃似乎仍想在
这方面为自己赢得大部分不该有的荣誉。1984年，一份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文件自鸣
得意地宣布：“以前我们提交给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许多论据现在已被他们采纳了。”
像北约其他国家一样，克格勃8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搜集情报的重点是“瑞安”
行动——妄想发现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西方准备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突
击计划。马库斯。沃尔夫，无疑还有一些在卡尔斯霍斯特和西德情报站的克格勃官
员都认为“瑞安”行动是极端荒唐的。但没人敢向中心的偏执狂思想挑战。沃尔夫
发现他的苏联朋友让“瑞安”行动和北约的先发制人的核突击鬼迷心窍了。他说：
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受命揭露任何一个这类突然袭击的西方计划。为此，我们成立
了一个特别参谋和形势研究中心和一个紧急指挥中。C。中心工作人员必须进行军事
训练及参加战备操练。像大多数情报人员一样，我发现这些战争游戏实在是一种难
于承受的浪费时间，但这些命令比其他来自上面的命令更没有讨论的余地。
由于科技情报的收集比政治情报较少受西方误解的歪曲，质量可能会高些。克
留契科夫在1977年7 月给各地的情报站写了一个指示：反对西德的工作随着联邦德
国的经济增长在现时越来越重要，它对于解决重大国际争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无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占首位。它
是北约主要的战略桥头堡，在西德可以观察到大量集结的敌对军事力量；西方盟国
驻西德的武装部队（包括德意志联邦国防军）总计近百万人。这种状况表明联邦德
国不同于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它是该军事集团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联邦德
国国内，原子能、航空、火箭、电子、化学和生物等领域内的军事科学研究正在加
紧进行。
正如克留契科夫的指示所述，虽然西德的排名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它已成为克
格勃X 线行动的主要欧洲目标。1980年，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收到的科技情报中，
6 1。5 ％来自美国情报源（不是全部在美国国内），10。5％来自联邦德国，8 ％来
自法国，7。5 ％来自英国，3 ％来自日本。1980年（可能是一个罕见的年份）半数
以上由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获得的情报来自其盟国的情报机构，其中主要是民主德
国国外情报局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
德国最大的电子公司西门子公司是T 局在联邦德国的主要目标。公司的科学家
和工程师队伍中有克格勃在东德吸收的特工理查德，以及至少两名苏联间谍——赫
尔穆特和卡尔。赫尔穆特并不知道他是克格勃间谍，还以为自己是在为民主德国国
外情报局工作。
像其他西方公司的情况一样，从西门子收集科技情报比在苏联，特别是民用经
济部门更容易。克格勃总部猜疑心特别重，他们担心偷来的西门子计算机被安上窃
听器或做了别的手脚。克格勃一局十五处（注册与档案）计划在一台西门子计算机
的卡片存储器上贮存300 万人的信息。由于中心害怕计算机上有某些苏联专家无法
测出的暗置的设备，所以一直将计算机藏在贮藏室里未开封达五年之久。最后，不
得不用不太先进的东德计算机。
除了得益于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联邦德国广泛的科技情报行动外，克格勃自
己的X 线间谍几乎遍布整个西德的高技术领域。除了在西门子公司的间谍外，米特
罗欣的记录还披露了二十九名具有不同程度重要性的间谍，他们之中有的在一些主
要的大公司里工作，如：贝尔公司，迪纳米特。诺贝尔公司，梅塞施米特和蒂森公
司等。
这些间谍活动的绝大多数案例从未受到起诉。仅有的一例是曼弗雷德。罗奇
（代号埃米尔），他被T 局的一名法国间谍出卖。联邦德国最大的武器工厂梅塞施
米特一波尔科一波隆（MBB ）的计划部主任罗奇出卖了北约的许多秘密，如“旋风”
式战斗轰炸机（由MMB 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制造）；“米兰”反坦克导弹以及“霍
特”
和“罗兰”地对空导弹等。罗奇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高级间谍，他用缩微信
息与指导员联络。他的伪装也是无懈可击的。当他生活在慕尼黑郊区一个异常普通
的几乎是死寂的平静家庭里时，参加了保守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在巴伐利亚地区选
举中任基督教社会联盟候选人。米特罗欣有关埃米尔的简短记录表明，早在1954年
他装作难民离开东德前就已被克格勃收买。因此，罗奇可能是东德帮助安插在联邦
德国的为克格勃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他1984年被捕，1986年被判八年半监禁，但
一年后和一名长期单独监禁的东柏林医生交换。他和妻子一起住在一幢豪华的东德
湖边别墅里，但罗奇仍依恋他的西方生活。没有几个月，两人又回到他们慕尼黑附
近的别墅里，反感的邻居们对他们很冷淡。
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和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办公室里放满了列宁和捷尔任斯
基的半身像，用剑和盾装饰的契卡纪念牌，还有其他小饰品，这些都是在民主德国
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官员们为庆祝反对联邦德国的行动的成功而举行的联欢会上送的。
然而，自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和克格勃之间近40年
的合作——在苏联集团中最为成功的（虽然形式上确切地说是单方面的）情报同盟，
却以东德指责莫斯科背信弃义而告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崩溃后，当前民主德国国
外情报局的官员们以及害怕在西方被告发的间谍们向克格勃请求帮助时，大多数人
得到的却是来自克格勃困惑的沉默。1990年10月22日沃尔夫写信给戈尔巴乔夫：我
们是你们的朋友。我们胸前佩带着一大堆你们颁发的勋章。你们说我们为你们的安
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在我们需要的时刻，我想你们不会不帮助我们吧。
可是，戈尔巴乔夫正是这么干的。沃尔夫曾向他呼吁过在同意德国重新统一前，
必须对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及其国外情报机构来一次大赦。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了。
沃尔夫痛苦地说，“这就是苏联人，他们最终还是出卖了四十多年来为加强苏
联在欧洲的影响而工作的东德朋友。”
克格勃绝密档案
冷战期间的法国和意大利——间谍渗透和积极措施
在冷战的很长时期内，或许是大部分时期内，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比它在西欧
的其他任何一个情报站都雇有更多的间谍人员，通常至少有50人。它在第四共和国
（1946－1958）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向法国情报界，尤其是法国国外情报局的
渗透。在克格勃档案中有该情报站1953年的一份特别“重要间谍”的不完整名单，
其中有打入法国国外情报局的四名官员（代号为诺先科、希罗科夫、科拉布廖夫和
杜布拉温），另外在下述机构内各有一名间谍：法国国内安全局——戈里亚切夫；
法国总情报局——济兹；法国外交部——伊兹韦科夫；法国国防部——拉夫罗夫；
法国海军部——皮若；新西兰驻法国大使馆——隆；法新社——日加洛夫。1954年，
克格勃巴黎情报站送往克格勃总部的报告中有30％是根据它在法国情报界的间谍所
提供的情报写出的。
苏联在冷战期间向法国渗透的基础在二战结束时就已奠定。由于共产党在法国
抵抗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以及1974年以前有共产党员出任法国政府部长，刚解放的
那几年是招募间谍的黄金时代。尽管英美情报部门很可能不知道大部分在法国的苏
联间谍的身份，但他们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战后法国安全方面的缺陷，因此在与法
国国外情报局和法国安全局交换秘密情报时持谨慎态度。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1948
年进行的一次评估在一种颇为荒谬的种族优越感的激发下，把苏联的成功渗透归咎
于“法国人性格中的先天缺陷”以及“共产主义在法国的广泛吸引力”。联合情报
委员会断定，苏联情报机构能够利用：（甲）法国人天生的一种饶舌痹性格，使他
们几乎难以抗拒传递“绝密”、“热线”新闻，甚至是情报的诱惑。
（乙）缺少“安全意识”，它导致粗心大意和保护机密文件的预防措施不足。
（丙）在法国，道德标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再加上极低的工资水平，必然导
致“出卖”情报的企图……
联合情报委员会认为英国的安全机构在先天上就优越于法国的安全机构，但由
于三年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菲尔比被从华盛顿召回以及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
受到怀疑，英国人的极度自负态度也多少有些收敛。
1951年英国“五杰”事件之后，在5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法国成了克格勃收集
西方对苏联集团政策的最富有成效的情报来源。1954年，克格勃叛逃者弗拉基米尔
和叶夫多基妞。彼得罗夫报告说，中心“发现在法国情报活动特别容易……法国机
关到处乱扔着法文文档原件的影印件”。在。1954年初的柏林会议（194 年后苏、
美、英、法外长之间的首次会议）和1955年6 月日内瓦四大国峰会（l 年前三巨头
波茨坦会议之后政府首脑的首次会晤）之前，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就搞到了有关西方
谈判立场的重要情报。由于1945年发展的法国外交部一位译电员茹尔提供了外交密
码，中心似乎还掌握了法国大量的密码情报。1957年，茹尔被授予红星勋章。在古
巴导弹危机期间，克格勃能够向克里姆林宫一字不少地提供法国外交部与其驻莫斯
科和华盛顿使馆之间外交通信的副本，这很可能主要是茹尔的功劳。
冷战初期，克格勃巴黎情报站似乎还是为影响西方舆论和舆论界人士而制定的
积极措施的最成功的推动者。1947至1955年间，情报站资助出版了一系列伪造的回
忆录和其他宣传著作，其中有：曾与德国人在东线作战的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的
《我选择了绞刑》；“伊万。克雷洛夫”的《我在苏军最高司令部的职业生涯》；
发表在《十字路口》周刊上的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伪造书信，铁托在信中承认自己
是托派分子。赝品的主要作者是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他是在巴黎定居的一位
苏联前外交官。别谢多夫斯基的有些作品，包括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