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任何新动向。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允许邦纳去国外待三个月。”切布里科
夫似乎对克格勃在过去十年中不遗余力地为邦纳所炮制的宣传形象信以为真：“我
们不要忘了萨哈罗夫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受邦纳的影响……她对他有着百分之百
的影响力。”戈尔巴乔夫打趣地说道：“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给你带来的东西”。
切布里科夫接着又说，邦纳离开后，萨哈罗夫或许还可以与我们达成某种形式
的妥协。虽然没有向政治局汇报，但是切布里科夫无疑已从克格勃的监视报告里了
解到萨哈罗夫对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表示欢迎，他评论道：“这是我们国家的
幸运。
我们有了一个有才能的领导人！“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顾问班子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秘密地
要求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两位官员——安德烈。格拉乔夫和尼古拉。希什林——准
备一个可以说服政治局取消流放萨哈罗夫的理由。据格拉乔夫说，戈尔巴乔夫和亚
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都已经认识到，只要萨哈罗夫被继续流放，民主改革和东西方
关系正常化都无法进行下去。但是从雅科夫列夫强调此事要避免引起克格勃注意时
的“诡秘语气，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很棘手”。格拉乔夫和希什林不得不精心策划了
一个秘密行动，甚至在索取萨哈罗夫作品的复印件时也未能让切布里科夫意识到他
们的自的。1986年12月l 日，戈尔巴乔夫终，认定时机已经成熟，便将萨哈罗夫问
题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了，并赢得了政治局的同意——结束对萨哈罗夫的流放。
12月15日，在一名克格勃军官的陪同下，两名电工来到萨哈罗夫在高尔基市的住所，
安装了一部电话。第二天早上10点，萨哈罗夫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电话。“您和邦
纳可以一起回莫斯科了，”戈尔巴乔夫对他说，“在莫斯科为你准备了一套住房…
…
回来干你的爱国主义工作吧！“
戈尔巴乔夫说这番话时，尽管他可能会想到萨哈罗夫在科学院的工作，但他的
着重点显然在于向一个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在于改变苏联这个“万马齐哈的国家”。
这个用语是一个半世纪前访问沙皇俄国的一个法国人马奎斯。德屈斯蒂纳对这
个国家的描述。德屈斯蒂纳有一段著名的预言：国家只能沉默一段时间——迟早会
出现人们开口辨论的日子……一旦这些沉默的人们的言论自由得到恢复，那么他们
所爆发出的争论的声音会让世界震惊，怀疑这是否又回到了巴列塔时期（见圣经创
世纪第十一章中的神话故事——译者注）的大混乱。
“辩论的日子”终于在俄罗斯出现了，1989年5 月25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开幕了，到会的代表是自1917年以来首次选举产生的。戈尔巴乔夫后来承
认，在所有竞选出来的代表中，萨哈罗夫“无疑是最突出的人物”。但在那时，戈
尔巴乔夫对萨哈罗夫却是怀着一种既恼火又崇敬的心情。萨哈罗夫要求大会废除一
党专政，限制克格勃的权力并确立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如果我们以
前能多听一听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后来说，
“我们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戈尔巴乔夫却并不准备结束共产党的一党统治。
萨哈罗夫抱怨说，戈尔巴乔夫无法断定自己到底“是官僚体制的领袖，还是‘
改革’的领袖”。当发行量很大的周刊《论据与事实》报道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萨
哈罗夫是现今苏联国内遥遥领先于他人的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后，戈尔巴乔夫简直气
急败坏，甚至威胁要将那个编辑解职。萨哈罗夫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在1989年
12月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再度紧张。萨哈罗夫试图将成千上万封呼吁结束
国家一党专政的电报展示给戈尔巴乔夫，但戈尔巴乔夫对此不予理睬。几天之后，
萨哈罗夫因心脏病突发而骤然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成员站
在这位曾被安德罗波夫视为“头号人民公敌”的人的敞开的棺枢前默哀了几分钟。
不可否认的是，萨哈罗夫的瘁死要部分地归咎于以前对他与邦纳的迫害而对他
造成的折磨，以及在高尔基市流放期间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他很可能就是被这个
极权制度害死的，”民主派记者维塔利。克罗蒂奇这样说道：“令我欣慰的是，在
萨哈罗夫去世前，他给了这个制度致命的一击。”1990年，一封20年前由萨哈罗夫
和另两位持不同政见者写给苏联领导人的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长信（以前只能
在地下刊物上见到）被从苏共中央的档案中发掘出来并首次公开发表。自从戈尔巴
乔夫当上了总书记后，曾出现于70年代的“颠覆性”呼吁几乎每件都被提上政治日
程并得以实施。与此同时，1974年被禁止出现在书店和图书馆书架上的索尔仁尼琴
的著作也变成了畅销书。
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促成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像近代
俄罗斯历史上各次重大转变问世纪初期向西方的转变，1861年结束封建主义，1929
年后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大跃进）一样，这次变革的力量主要也是来自最高层。戈尔
巴乔夫富有改革的勇气，但却走错了改革的方向，他试图改革不能改的东西，结果
是改变了苏维埃制度，并最终毁灭了苏联。但是，在改变苏联高层的政治意识方面，
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70年代中期的一份克格勃报告引述索尔仁尼
琴的话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为反对苏联政权所作的精神和意
识形态上的准备”。尽管他们经受了很多挫折，但持不同政见者们基本上成功地完
成了这一使命。他们人数很少，又遭受着迫害，除了来自自己信念的力量和勇气外，
他们手无寸铁，而西方也只能给他们提供一点软弱无力的声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击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安全与情报部门向他们全力发起的要使他
们保持沉默的运动。在20世纪最后的30多年中，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的进步知识分
子能像他们那样为推翻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附录1977年12月29日对尤里。奥尔洛夫的审讯根据莫斯科的官方声明，克格勃
五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问记录已被销毁。米特罗欣的这份材料也许是仅存的有关
奥尔洛夫审讯的文字资料。克格勒五局还向第一总局送交了一份准备在对付奥尔洛
夫的积极措施中使用的个人档案，积极措施的目的是把奥尔洛夫在西方搞臭，不让
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米特罗欣对持不同政见者已经越来越
同情，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仅进行摘要复印、笔记一些要点或写一份纲要，而是将这
一材料完整地复印下来，而且还复印了其他一些与对他们的迫害有关的文件。
审问是由雅科夫列夫海军上校主持的，他是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莫斯科州和克
格勃莫斯科局调查处负责特殊重大案件的高级主审官，他的助手是莫斯科市助理检
察官契斯佳科夫：问：已经向你出示T1977 年12月29日传唤你的决定，你是第474
号刑事案件的被告，你被控触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刑法第70条第一
款。
你明白对你的指控的性质吗？
奥尔洛夫：不，我不清楚。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的行为有破坏或削弱苏联
政权的企图，你们也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证据。不仅没有证据，而且，据我认为，
出示给我的这份指控里含有感情化的用语，这些语言掩盖了本案的性质。
问：你对这项指控认罪吗？
奥尔洛夫：不，我不认罪。我没有看到任何表明我有罪的证据；我的良心告诉
我，我没有罪。
问：你是否承认自己策划、复制和散发过指控中所述的那些文件？
奥尔洛夫：鉴于你们认为这些文件都属于诽谤性的编造，并认为其目的在于破
坏或削弱苏联政权，所以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问：调查已确认你直接参与了指控中述及的文件的策划、复制和散发工作，而
且在很多情况下，你就是这些文件的作者。这些文件的内容，据本案的有关资料显
示，是诽谤性的，诽谤苏联及其社会秩序。你对此做何解释？
奥尔洛夫：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和上个问题一样，也就是说，我没有看到
任何证据，而且我的良心也告诉我，我没有罪。
问：调查还确认你有故意破坏和削弱苏联政权的行为。你对此又做何解释？
奥尔洛夫：我不相信这是已被确认的事实。我信奉我自己内心的信念，信奉我
的经验和我的思想。
问：你难道相信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间谍（你因向他们提供那些文件的大多数而
犯了罪）感兴趣的不是破坏和削弱苏联制度，而是巩固苏联制度？难道要我们这样
来理解你吗？
奥尔洛夫：我抗议用这种提问的方式，你首先自己下一个断言，然后再来问我
这是不是事实。这是典型的诱供。关于你断言中提出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对东西方
关系的缓和，或与此相对的——冷战的总体特征的理解，在于对人类共同进步，特
别是在人权领域的进步的共同利益的理解，或者，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因没有这种
进步而导致的内部矛盾的共同利益的理解。问题的根源也在于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应该求助于什么样的国际组织，不应该求助于什么样的国际组织（或者，也许你
根本就不应该求助于任何国际组织？）。它的根源还在于在人权方面的国际义务是
否应该由国际社会评判；是否可以被国际社会批评；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批评是可取
的，在什么情况下它就会构成对别国内政的干涉；对某个社会违背人权行为的批评
在总体上对其结构产生的是破坏作用还是促进作用；哪些人权是与政权有机地联系
在一起的，哪些是没有联系的。此外，众所周知，我的材料被一些西方进步力量采
用，他们的批评也确实在某些方面明显地改善了苏联的人权状况。；我记得的就有
：法国、意大利以及可能还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声明，以及来自欧洲许多左翼力
量的批评，他们的集会等等，另外还有工人党、社会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的
言论。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来自敌对势力的批评是可以对我们的政权有所帮助的；
比如说，苏联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无疑促进了其体制的完善，并且延长了其存在的时
间。
然而，我并没有求助于敌对势力，我所求助的对象要么是整个国际社会，要么
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力量，而如果求助的问题涉及正式的国际性义务，我会求
助于各国政府部门的人员，而不顾其政权的性质。所有的批评，无论是内部的还是
外部的，都导致了苏联的人权问题在以下方面的改进：1977年改革之后，关在劳改
营的人数大幅减少；宪法中已经引入一个条款，规定对批评者进行迫害是不可取的，
而这类迫害正是苏联公民求助于西方公众舆论的原因之一；投入精神病院的人数减
少了；某些宗教团体成员的子女一经法院裁决就被实际上带离父母身边的现象也大
大减少，而且或许已经没有了。鉴于上述原因，我认为你的问题与本案并无直接关
系。
问：你为什么不愿意为指控的实质内客提供真实证据？
奥尔洛夫：请你先向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真实证据”。我认为，我所说的正是
本案的实质内容。
问：你还有什么要说吗？
奥尔洛夫：我想亲手写下一些补充观点。
（奥尔洛夫的书面观点）
首先，我要补充的是，我并没有在指控书上签字，虽然我读过了，部分原因是
我要求将刚刚向我出示指控的这位审讯员调离本案，我不接受检察官对我的请求的
拒绝。
第二，我想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我不明白这一指控的实质内容。指控的依据是俄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刑法第70条，但我对此并不清楚：从来没有人准确
而清楚地向我解释过“破坏”、“削弱”甚至“苏维埃制度”这几个词的含义，也
没有人向我解释如何理解“有目的”和“无目的”，什么东西被认为是“诽谤性”
的，什么是没有“诽谤性”的，等等。
我已经通读了整个记录；我的回答已被逐字逐句记录下来，我对此没有任何更
正或评论。
签名：尤里。奥尔洛夫
克格勃绝密档案
冷战时期的技侦情报工作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有关冷战时期的情报活动和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中需
要补上的最大空白之一，就是技侦情报所扮演的角色。二战期间，由英国和美国密
码破译人员组成的高级技侦处对加速战胜日本及德国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现在几乎家
喻户晓。相比之下，对战后技侦情报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开始。除了有关苏联通信
——大部分还是战时通信——的“维诺娜”破译材料外，英国及美国冷战时期的技
侦材料仍处于绝对保密状态。但也有一些已经解密的文件表明，技侦情报对英国和
美国政策的影响有时是非常大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内部历史资料曾总结称，
在朝鲜战争期间，技侦情报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情报来源”。1956年苏伊士运河
危机期间，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曾写信给英国技侦情报机构——国家通信
总局——主管，祝贺该机构提供了“大量”“出色”的有关中东地区的技侦情报，
并称这些破译的情报都证明是“十分有价值的”。1992年冷战结束后，美国总统乔
治。布什称技侦情报是其对外政策的“第一要素”。
冷战时期，英国和美国的技侦情报工作都由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而苏联的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