措施，使她失去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在1977年初克格勃设计的第一套旨在“切断‘
苦行僧’及莉萨与在其反社会主义活动中联系紧密的人的关系，并在他们之间制造
分歧”的积极措施中，列举了7 种不同的手法来骚扰她刚刚结婚的女儿塔尼亚和女
婿叶夫列姆。扬克列维奇，迫使他们移居国外。这些骚扰得手了。1977年9 月5 日，
邦纳在谢列姆图耶沃机场送别了塔尼亚和叶夫列姆。
中心的高明手段在离间萨哈罗夫夫妇与其朋友的关系方面也得到了体现。潜伏
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的间谍们受命散布据称是出自萨哈罗夫和邦纳之口的贬损其
他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以“挑拨他们夫妇与其在反社会主义活动中结交的人之间
的不合”。
克格勃的两种“阻止‘苦行僧’和莉萨的敌对活动”的积极措施还有一个未明
确表述的目的，那就是让他们两人无法过正常生活。“阻止”行动的目的是通过一
切手段来“制造不正常的（生活）环境”。虽然克格勃还不敢取消萨哈罗夫的驾驶
执照，但无论是萨哈罗夫家还是邦纳家的其他任何成员都无法获得或者持有驾驶执
照。一名代号莫尔维科夫的间谍受命在他们夫妇和孩子们之间制造矛盾。“分散精
力”行动包括用大量的假求助来困扰萨哈罗夫夫妇，寻求帮助的人都是一些所谓触
犯了苏联法律的人，甚至还有一些人为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来向他们咨询。克格勃
这一系列积极措施合在一起为萨哈罗夫夫妇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响，特别是影响了
邦纳的健康，她当时患有心脏病。有的时候，邦纳后来写道：“我连100 码都难以
走下来，坐在打字机前我浑身出冷汗。”一想到那些对她私生活的诽谤言论，她就
难过，甚至感到自己要犯心脏病了。
对萨哈罗夫夫妇的暗中迫害所以如此厉害，部分原因是克格勃目前还不敢拘捕
他们。苏联科学院院长郑重地向他的美国同行保证“哪怕萨哈罗夫博士头上的一根
头发”也不会受到损害——当然，正如邦纳辛辣地讲道的那样，这个承诺没多大意
义，因为萨哈罗夫的头发几乎都秃光了。1977年，另外一些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纷
纷被捕，其中就有“赫尔辛基观察组”的两位最著名成员：老兵权力运动倡导者亚
历山大。金茨堡，他是1968年那幕公开审判丑剧的受害者；另一位是物理学家尤里。
奥尔洛夫，他是莫斯科观察小组的创建人。像往常一样，安德罗波夫对政治局的情
报报告别有用心地将这两个人与所谓受西方情报机构操纵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联系
在了一起：敌人的特工部门及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正在努力鼓励和扩大反苏分子在苏
联国土上的敌对活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特工部门正在将反对苏联现行制度
及社会秩序的人组成一个团体…。。咽此，现在已经到了以现行法律为依据，彻底
终止奥尔洛夫、金茨堡和其他人的活动的时候了。
奥尔洛夫和金茨堡于1977年2 月被捕。一个月后，犹太人权运动的领导者、被
拒绝移居国外的阿纳托利。夏仁斯基也遭到逮捕。在随后的一年中，这三个人都经
受了考验，克格勃各审讯组对他们进行威胁与利诱，试图要他们在公审时合作。1977
年12月29日，奥尔洛夫的主审官雅科夫列夫上校的表现等于正式承认了失败。在雅
科夫列夫向奥尔洛夫出示正式起诉书后，奥尔洛夫对此做了些笔记，但是“拒绝签
名，因为他完全反对这一指控”。当天的审问记录（附在本章后）表明，在被捕10
个月后，奥尔洛夫在与审问者的交锋中完全占据了上风。当问到他是否明白对他的
指控时，奥尔洛夫回答说他并不清楚，也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的行为具有破
坏或削弱苏维埃制度的动机”。他在一份书面申诉材料中写道：“从来没有人准确
而清楚地向我解释过‘破坏’、‘削弱’甚至‘苏维埃制度’这几个词的含义”。
主审官雅科夫列夫对此没有做任何解释。而后奥尔洛夫便接着开始指责雅科夫
列夫的审问方式：‘你首先自己下一个断言，然后再来问我这是不是事实。这是典
型的诱供。“奥尔洛夫声称自己代表”赫尔辛基观察组“而散发的材料产生了积极
影响。
一些“西方进步力量”——如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研究了这些文件，“他
们的批评也确实在某些方面明显地改善了苏联的人权状况”。送进劳改营及在精神
病医院受虐待的人减少了，未注册的基督教派的子女被从他们父母身边带走的情况
也减少了。像前面一样，对此雅科夫列夫也没有做答。奥尔洛夫还写了一份书面抗
议书，抗议他提出将雅科夫列夫调离本案的要求被拒绝。
在1978年5 月对对奥尔洛夫的审判中令人难忘的一幕是：除了他本人无畏地反
抗外，15个诉方证人都声称苏联公民享有“赫尔辛基协议”所规定的所有自由。而
奥尔洛夫却正是为争取这些自由被判处7 年监禁外加5 年流放的。
金茨堡在两个月后受审，他知道，作为一个再犯，他会被判10年徒刑。但是，
出乎他意料的是：他们和我玩了一个把戏。起诉方告诉法庭他只要求判我8 年，因
为我曾经在夏仁斯基案中协助过警方。他们在撒谎，但对他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可
用于宣传的毁损我人格的好材料，并能使我在劳改营的日子不好过。
而与金茨堡同时进行的对夏仁斯基的审判不仅夹杂着蛮横，还时而出现闹剧。
当一位名为普拉托诺夫的证人被问到：“你对夏仁斯基一案有何陈述？”时，
他回答说：“没有，我对此案不熟悉。然而，金茨堡的表现是非常差的”。大家很
快意识到普拉托诺夫走错了法庭。审判以夏仁斯基获得巨大的精神胜利而告终。夏
仁斯基在最后陈述时宣称：我很自豪能与安德烈。萨哈罗夫、尤里。奥尔洛夫及亚
历山大。金茨堡这些人结识并共事，在他们身上体现着苏联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投身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苏联犹太人在
全国范围的复兴并返回自己的祖国以色列。
两千年来，犹太民族——我的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似乎根本没有任何返
回祖国的希望。但是，年复一年，犹太人总要固执地、显然没有任何依据地相互说
声“明年耶路撒冷见厂‘而令天，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远离我的梦想、我的人
民、我的阿维塔（夏仁斯基的妻子），摆在我面前的是多年艰难的监狱和劳改营生
活，而此刻，我仍要对我的妻子和人民说一声，”明年耶路撒冷见广’而对于你们
——只会宣读一个很久以前就已准备好的判决的法庭，我无话可说。
对于奥尔洛夫、金茨堡和夏仁斯基三人的审判可能引起的后果，克格勃最为担
心的是奥尔洛夫，害怕他会像三年前萨哈罗夫那样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挪威情报
站受命将搞臭奥尔洛夫并保证他不被提名的积极措施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这一行
动由安德罗波夫亲自监管。1978年10月27日，奥斯陆情报站的列昂尼德。阿列克谢
耶维奇。马卡罗夫（代号谢多夫）深夜打电话给苏共中央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苏
斯洛夫，向他报告一个好消息，和平奖已经颁给埃及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安瓦尔。萨
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马卡罗夫成功地夸大了自己在这一被克格勃认为是一次重
大胜利中的功劳。在发给中心的一份带明显自我吹嘘色彩的电报中，他汇报说他的
情报站成功地“通过可靠的重要内线实施了一整套积极措施，打掉了使奥尔洛夫获
得和平奖的反苏活动”。汇报声称他们通过谈话向一系列挪威政界领导人施加压力，
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有挪威外交部长克尼特。弗吕登伦德、挪威工党及议会外交政策
委员会主席雷于尔夫。斯股、中央工会联盟及挪威一苏联友好协会主席图尔。哈尔
沃森和前首相及议会工党党团主席特吕格弗。布拉特利：在这些谈话过程中，我们
强调了尤里。奥尔洛夫煽动行为的挑衅性及反苏立场，…。。我们指出挪威政界领
袖需要在我们两国双边关系的现状与发展上表现出一定的责任心。这些谈话在挪威
工党有影响的人物中产生了预期的反响。我们的工作确实对挪威的外交决策者产生
了有益的影响，并且在我们看来，使我们情报站的任务——阻止尤里。奥尔洛夫和
他的委员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得以完成。
中心像马卡罗夫自我吹嘘的那样表扬了他。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
克格勃第一总局三处处长（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是他负责的地区之一）在贺电中赞扬
了“情报站在完成这项工作中表现出的果断与工作效率”。
与开始担任克格勃主席时一样，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任职的最后几年里依然抓
住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问题不放。反颠覆斗争甚至扩大到了抽象画。1979年克格勃
莫斯科局与五局莫斯科处的联合报告自负地声称，在过去的两年中，“利用间谍先
后7 次阻止了先锋派艺术家们企图展览他们的绘画作品的挑衅活动。”“四位先锋
派艺术家的领导”被发展成了间谍。对“创造性艺术界的知识分子”的监视是“克
格勃各部门保护知识分子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创
造性艺术工作者创作的是具有个性的作品，在他们性格的形成与修养过程中，他们
没有受到来自集体的积极影响。面对现实，他们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这种
态度的基础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个人兴趣、自负、个人野心和对个人重要性的过高
估计。
安德罗波夫在1979年3 月五局的一次会议上讲道，克格勃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持
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不管他是多么名不见经传：我们的敌人——甚至西方国家共产
党中的某些同志——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如您所说的那样，你们已经
建立了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各种反社会主义现象或者一小撮无足轻重的
人的一些不良举动真的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威胁吗？他们真地能够动摇社会主义的基
础吗？”
当然不能，我们会这样回答，如果你把每个举动或政治上有危害性的把戏分别
来看的话。但是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将它们的内客与其意识形态颠覆目的结合
起来，那么每一个这样的行动都会给我们带来危害。我们不能忽视它。我们在这方
面根本没有权利容许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失误，因为在政治领域，任何类型的意识形
态颠覆活动的目的都在于直接或间接地建立一个与我们的制度相敌对的反动势力，
即建立地下组织，鼓动采取恐怖主义及其他极端斗争形式，说到底就是为推翻社会
主义创造条件。
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表明，与苏联对立的持不同
政见者的背后有“意识形态颠覆的主要组织者——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部门和颠覆
活动主管部门。对他们的斗争必须是坚决的、毫不妥协的和无情的。”在苏联境内，
克格勃五局展开的“12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明，镇压是有作用的：契卡人员
已经知道要把那些不良的敌对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已为事实所证明。去年镇压
的15580 人当中，只有107 人再度进行了敌对活动。
到了1980年，即便是萨哈罗夫也不再是碰不得的人物了。l 月22日，他在坐车
去科学院的途中被捕。被带到检察官办公室后，他被告知他和他妻子将被流放到高
尔基市——一个不对西方人开放的城市：“不许你越出高尔基市范围以外。你们将
受到监视，禁止你们会见或接触外国人或犯罪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克格勃五
局在高尔基市组织了一系列现场会，同时还通过当地的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进行宣
传，目的就在于让萨哈罗夫和邦纳两人在他们的整个流放生涯中始终处于一种被贬
的低贱地位。但是让克格勃感到难堪的是，在萨哈罗夫被流放到高尔基市后，很快
就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与此事没有联系的社会动荡，他们担心这一情况会被西方知道。
5 月月p 里一家汽车制造厂发生了罢工。9 月和10月，在连续发生了四起谋杀案后，
整个高尔基市谣言四起，说什么其实每天都有凶杀案发生，只不过官方没有公开罢
了。
这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学校暂停了一些课程，工厂取消了夜班。当局收到大量
来信，要求将凶手绳之以法。让中心欣慰的是，高尔基市的动乱并未被西方注意到
就过去了。
80年初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似乎进人了自其60年代出现以来的最低潮。持不
同政见者领袖大多被送进了劳改营或被流放。而那些仍能自由活动的人则被克格勃
严密监视着。地下出版物也所剩无几。然而，80年代后半期，令持不同政见者们惊
奇的是，他们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从“反社会主义分子‘变成了”改表’的先驱。促
成这个转变的首要人物正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在我成为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将萨
哈罗夫院士从流放中解救出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然而从他任苏联领导人第
一年里的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1985年8 月29
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宣布他收到了“一位萨哈罗夫先生
的来信，我想这个名字大家不会不熟悉。他请求我们允许让他的妻子邦纳去国外治
病并探亲。”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汇报说萨哈罗夫的健康状况也不好：
“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一个政治人物的地位，而且最近我们也没有听到关于
他的任何新动向。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允许邦纳去国外待三个月。”切布里科
夫似乎对克格勃在过去十年中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