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根据，但中心对此仍然非常重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负责危机处理的“飞行特工’
特奥多尔·马利在7月6日给中心的报告中称，比斯特罗列托夫的处境十分危险：
安德列（比斯特罗列托夫）很可能会被敌人干掉。但我还没有命令他马上离开。
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奥尔德姆），而这将会
削弱我们的防卫，同时助长敌人的力量。今天，我们可能会失去安德列，明天我们
还可能会失去其他同志。但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这种危险是不可避免的。
8月10日，中心的答复是：
请转告安德列，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在与阿尔诺一起工作的这段非常困难而危险
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自律、足智多谋和勇气。
比斯特罗列托夫在智胜英国式的谢列布朗斯基特工方面显示出来的能力，继续
受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赞扬。而实际上，这种特工只存在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
于外国阴谋的想象之中。
1933年9月29日，也就是奥尔德姆从外交部辞职一周年的前一天，他被发现昏迷
在位于彭布罗克花园自已家的厨房里，厨房里充满了煤气味。他被火速送往医院，
但刚到医院就死了。经解剖发现，他的死因是在“头脑不清醒时”“煤气中毒”。
中心肯定他是被谋杀的。在关于他的死亡报告中，中心认为：“（英国）情报机构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是他们杀害了阿尔诺，因此使他的死看上去象是自杀。”但同时，
中心也相信，由于比斯特罗列托夫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因此英国外交部认为
奥尔德姆一直在为法国而不是苏联的情报部门服务。
奥尔德姆的自杀并没有引起英国外交部对于长期存在的其自身及驻外使馆的安
全问题的警觉。比斯特罗列托夫因为仍在担心自己正受到英国一支秘密暗杀小组的
追踪，也未能意识到英国外交部依然是一个防卫相对薄弱的目标。最后，他得出结
论，日内瓦是一个更安全的招募间谍的地方，在那儿还有奥尔德姆以前的几个同事
在英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中从事密码工作。1933年门月，他与雷蒙德·奥克（代号
谢利）这个被奥尔德姆认为是通讯部里最有希望的发展对象进行了接触。奥克有充
分的理由对他目前所处的卑微地位感到不满。自1920年进人外交部后，他一直是一
个低级“临时职员”，退休之后连养老金都不会有。比斯特罗列托夫把对奥克的培
养交给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个代号为库用的特工，他是荷兰的一位艺术家，真
名叫亨利·克里斯蒂安广汉”）·皮克。
几乎和比斯特罗列托夫一样，皮克也是个性格外向、神气活现的人，无忧无虑
的个性使他在驻日内瓦的英国官员和记者中结识了许多朋友和熟人。他邀请奥克和
其他一些从事密码工作的职员到海牙他的家里做客，充分展示着自己的魁力和友善，
同时也在评估哪一个更适合被发展成为间谍。奥克对苏联情报部门的主要贡献是给
它介绍了约翰·H·金上尉。金1934年进人外交部通信部当“临时职员”，后来成了
一个比奥克本人重要得多的特工。据皮克报告称，金出生在爱尔兰，自认为是爱尔
兰人而不是英国人，虽然他反对苏联，但也“痛恨英国”。与妻子的不和以及还要
赡养一个美国情妇，使他发现光靠外交部里的一点点薪水是不够的。皮克很有耐心
也很有策略地培养他。有一次皮克夫妇邀请金和他的情人到西班牙进行了一次豪华
旅行，住的都是最好的饭店。皮克夫人抱怨说整个旅程简直就是“一次痛苦的折磨”，
金和他的情妇“让人非常厌烦”。但是，皮克夫妇的热情好客得到了可观的回报。
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七个月后，金（以后的代号是马格）开始提供大量的秘密文件，
其中包括外交部的电报、密码和外交通信每日和每周的要点。
中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金提供的情报中有30％与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
（代号杜坎）一位长期潜伏在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间谍…
…提供的情报是一致的。这种重送对于印证两个人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是非常有益
的。1934年接替阿尔图佐夫成为外国科科长的阿布拉姆·阿洛诺维奇·斯卢茨基决
定让另一位大特工莫伊谢伊·马尔科维奇·阿克塞尔罗德（代号奥斯特或奥斯托）
代替罗马情报站负责对康斯坦丁尼进行指导。这充分地显示出外国科对他提供的情
报的重视程度。阿克塞尔罗德也是一位出名的间谍指导员。1898年，他出生在斯摩
棱斯克一个犹太人家里，长大后加人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俄国的支部。1922年该
组织解散后，他加人了布尔什维克党，1925年开始了在外国科的职业生涯。和大多
数大特工一样，他也是个杰出的语言大师，能够流利地使用阿拉伯语、英语、法语、
德语和意大利语；而且，用另一个特工的话说，他是一个“有极高的文化素养、且
敢于冒险的人”。1934年，他使用奥地利的护照来到罗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
秘密情报站，并开始对康斯坦丁尼进行指导。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5年1月。
在苏联只有极少数（如果有的话）指导员像阿克塞尔罗德那样频繁地约见康斯
坦丁尼。有时他们几乎天天见面。1935年10月27日，中心致电阿克塞尔罗德：“从
9月24日至10月14日，你约见了（康斯坦丁尼）16次。以后，一周内见面的次数不得
超过两到三次。”其实并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对杜坎这个间谍如此热情。康斯坦丁
尼给他提供了大量的文件和密码材料，有些取自于使馆的红色信箱、外交文件袋，
有些取自于档案柜，有些甚至是保险柜里的文件。文件的内容不仅限于英国与意大
利的关系，还包括通报给驻罗马大使馆的外交部报告和英国驻外大使们就许多重大
国际问题发出的急件。1935年11月15日，中心的报告指出，在这一年里，康斯坦丁
尼提供的情报中至少有101份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并已经“送到了斯大林同志那里”，
这些情报中包括外交部关于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外交次长安东尼·艾登（当
年年底接任外交大臣）和希特勒在柏林的谈话记录；艾登与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
贝克在华沙的会谈记录；艾登与捷克斯洛伐克外长艾德华·贝内什在布拉格的谈话
记录以及艾登与墨索里尼在罗马的会谈记录等。
中心并没有把获取到的所有外交部的重要文件都呈送给斯大林。其中最令人吃
惊的就是1935年3月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见后，艾登对斯大林的评论。这份文件也被
发到了英国驻罗马大使馆，而且康斯坦丁尼可能也得到了它。由于这是斯大林第一
次会见西方国家政府的部长，因此他们的会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心未呈报这
份文件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斯卢茨基害怕让斯大林知道艾登对他的评价。如果只汇
报说“斯大林在国际事务方面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理解”给艾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外国科就会避免很多麻烦。但是，显然它不敢让斯大林知道，文登还说斯大林
“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人，武断而自负；他表面的客气丝毫掩盖不了他的冷酷无情”。
中心很可能也不敢汇报艾登有关斯大林的另一些观点。例如，艾登说他“可能比里
特维诺夫先生更欣赏德国人的观点”。在莫斯科没有什么比复述对斯大林的批评或
者表述一些关于他的非正统的观点更危险的事了。
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维斯康特·奇尔斯顿乐观地报告说，“本来苏联认为我们在
鼓励德国反对苏联为东部安全制定的计划，”但是文登的访问，“使苏联政府消除
了思想上的恐惧”。但是，斯大林很少如果曾经有过的话放弃过阴谋理论，
对英国的政策仍抱有深深的怀疑。艾登在莫斯科讲话之后发表的一份公报中，对自
去年苏联加人国际联盟（苏联一直把国际联盟当作“资产阶级联盟”）以来给予集
体安全这一原则的支持表示欢迎。但是，从外交部的文件中，斯大林肯定已经了解
到，艾登并不希望苏联参与任何旨在控制纳粹德国的集体安全计划。在斯大林深存
疑虑的思想中，艾登的这种保留态度进一步证明了英国希望德国全力向东方进攻的
阴谋。虽然斯大林放心地把日常外交事务交给了能干而且务实得多的里特维诺夫，
但是他自己仍然把持着苏联外交政策的战略方针的决策权。
一段时间以来，中心一直怀疑十年来为其提供英国文件的唯利是图的间谍弗朗
切斯科·康俾坦丁尼（杜坎）把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也出买给了意大利。
1936年2月，这个怀疑得到了戏剧性的证实。当时《意大利日报》的头版刊登了康斯
坦丁尼从英国大使馆里窃取来的英国对意大利一埃塞俄比亚战争做出的评估。在阿
克塞尔罗德的威逼下，康斯坦丁尼被迫承认他曾经把一些文件提供给了意方，但还
是隐瞒了大部分事实。1936年，他承认自己丢掉了在大使馆里的工作，但并没有说
明他是因为不诚实而被解雇的。他让阿克塞尔罗德放心，说他在使馆里的一位以前
的同事能够继续给他提供机密文件。后来证实，这个同事就是他的兄弟塞孔多（代
号达德利），二十年来他一直在使馆的档案室里当职员。
但是，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并没有他的哥哥那么谨慎。l月份他从一个上了锁的
红色盒子（通常是用来存放外交文件而不是珠宝的）里偷走了一条大使夫人的钻石
项链。盒子就保存在档案馆旁边的大使官邻里。这么一下，本来认为意大利日报上
刊登的英国外交文件不可能是从他的大使馆里被窃取出去的大使先生埃里克·
德鲁蒙德爵士（不久就变成了拍思勋爵），现在终于意识到需要对大使馆的安全问
题给予充分的重视了。因为外交部里没有负责安全的官员，他只好求助于秘密情报
局反间谍负责人瓦伦丁·维维安少校。维维安谦虚地宣称说他对大使馆的安全工作
并没有什么专长，但是考虑到外交部更缺乏这方面的技术，他同意展开一次调查。
到罗马之后，他很快就发现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重大问题。使馆里的文件、保险柜
和红匣子都不安全，而且“未经授权的人不仅可能，而且可以毫无困难地在档案馆
或者档案室里呆上很长时间”。
没过多久，维维安认定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可能就是那个窃取钻石项链并将至
少是一部分文件提供给意大利情报部门的人：
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在档案馆已经工作了2且年。因此，他可能对大使馆里有些
或者全部文件和财物的丢失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他的哥哥（弗朗切斯科）曾经
也是档案馆的职员，不久前因为进行非法交易而被解雇。我认为他也不能摆脱与这
件事有联系的嫌疑。另外，虽然外交官们当时并没有把他与这件事联系起来，但我
认为他或者是他的哥哥，或者是他们俩就是在1925年窃取了锁在档案室文件柜里的
两份“R”型密码的人。
虽然埃里克·德鲁蒙德爵士出于礼貌，对维维安提出的改进使馆安全措施的建
议表示了欢迎，但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而且，他和绝大多数使馆人员都不相信对
塞孔多·康斯坦丁尼这个被他们当作“家庭的朋友”的人的怀疑。他不但没有被解
雇，相反作为对他在使馆里长期和所谓忠诚的服务的奖赏，1937年5月，他令人惊讶
地被邀请到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仪式。
在伦敦的公费旅游结束之后，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又开始向他的哥哥提供英国
的秘密文件；弗朗切斯科把这些文件交给阿克塞尔罗德的情报站和意大利情报机构
复制，再把原件还给塞孔多。在维维安的调查之后，康斯坦丁尼居然还能够接触到
使馆里的文件，对这一现象中心满腹狐疑。由于不能理解英国外交部门对使馆安全
工作如此疏忽大意，中心认为这是英国或意大利，或者是这两个国家狡猾而险恶的
阴谋。于是于1937年8月停止了与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的正常联系。
康斯坦丁尼兄弟、金上尉和其他潜伏在西方国家大使馆和外交部里的间谍提供
的密码资料，都被送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技侦四局共同组建的一个技侦单位。这
是一个绝密的情报机关，它并不在鲁比扬卡里边，而是在位于库兹涅茨基桥的外交
部大楼里。1933年开始在这里工作的叶夫多基姬·卡尔采娃垢来使用彼特洛娃这个
名字）介绍说，其工作人员甚至都不能把他们的工作地点透露给他们的直系亲属。
与在那里工作的大多数年轻女性一样，她非常害怕这一单位的负责人格列布·伊万
诺维奇·博基。博基以残暴而著称，1918年他曾在彼得堡实行过“红色恐怖”，内
战期间对土耳其斯坦进行过恐怖统治。而且，他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仍然为自己
非凡的性能力而自豪，并经常在他的郊外别墅里组织周末性聚会。卡尔采娃非常害
怕被邀请去参加这种狂欢之夜。值夜班对她来说是最不安全的，于是她选择“最普
通、最单调的服装，以避免引起博基的注意”。
虽然这个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四局联合组建的机构的负责人生活堕落，该机
构却是世界上最大。资源最丰富的技侦情报机构。特别是，由于比斯特罗列托夫和
其他一些人的功劳，它从间谍那里得到的协助比任何和它类似的西方情报机构都要
多。米特罗欣档案显示，博基领导的这个机构至少能够破译出英国。奥地利、德国
和意大利的一部分外交通信。还有证据表明，它也可以破译日本、土耳其的某些电
报，以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和法国的电报。在30年代，没有任何一家
西方的技侦机构能够搜集到这么多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情报。
由于无法得到这个机构破译的大部分密码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