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技侦机构能够搜集到这么多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情报。
由于无法得到这个机构破译的大部分密码情报，因此也就无法对其在苏联外交
政策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仔细分析。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苏联的技侦部门的确破译
了日本方面发出的关于德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谈判的电报。1936年11月份
德日双方达成了协议。在协议的公开版本中，只提到德日双方将交换有关共产国际
活动的情报并共同采取措施制止这些活动。但是它们的一项秘密协定还规定，如果
缔约方中任何一方“受到（苏联的）无端攻击或者攻击威胁”，双方都将立即协商
采取行动，并“绝不做任何缓解苏联局势的事”。虽然日本实际上仍然非常希望能
够避免被卷人一场欧洲战争，而且也并没有打算缔结一个军事同盟，但是苏联还是
从这个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中发现了这两个国家的险恶用心。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反共产国际协定》签定三天后，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公开宣
布莫斯科已经掌握了这个秘密协定。他的讲话中还含沙射影地提到了密码破译工作：
许多人推测德日协定是用一种特殊的密码写成的，这并不令人奇怪。在他们的
协定中，反共产主义这个词的意思与字典里对它的解释截然不同，而且人们可以用
不同的方式去破译他们的密码。
博基领导的这个机构还破译了意大利的外交通信，而这很可能又导致苏联掌握
了意大利决定第二年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情报。
由于在英国内部有潜伏的苏联间谍和密码破译人员，加上英国外交部本身松懈
的保密措施，苏联的情报机构能够获得大量涉及它的主要对象国大不列颠
的外交政策的情报，然而规模比苏联小得多的英国情报部门却很少能了解到苏联的
政策。自1927年以后，英国的密码破译者根本无法破译苏联的高级通信（虽然他们
在破译共产国际使用的较为简单的密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英国秘密情报局甚
至在莫俾科没有情报站。1936年，英国大使维斯康特·奇尔斯顿驳回了在莫斯科建
立情报站的建议，理由是这样做“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麻烦”。但是没有秘密情报处
的机构，他又对无法了解到苏联决策的重要内容而感到失望。
可是苏联对其搜集到的政治和外交情报的理解能力，比起它搜集这些情报的能
力来就差得远了。在分析包围苏联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动机时，苏联本来就有一种用
阴谋理论取代务实分析的倾向，而在30年代，由于俾大林越来越倾向于自己进行情
报分析，这种现象就更严重了。事实上，斯大林并不鼓励其他人。对情报进行分析；
说他们是在“进行危险的猜测”。据报道，他曾说过：“不要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只把事实和它的来源告诉我就够了！”因此，外国科里根本没有分析部门。整个斯
大林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年代中，情报报告就是对与特定主题有关的信息进行综
合，几乎没有任何评论或者分析。负责编辑这些信息的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性命，
生怕他们没有说出斯大林想听到的内容。在筛选中心获得的宝贵的英国外交文件和
通过密码破译得到的情报时，他们首先要发现的就是针对苏联的阴谋。因为斯大林
同志，这位“列宁的出色的学生、布尔什维克最优秀的儿子。列宁事业的称职的接
班人和伟大的继承人”确信这些阴谋肯定存在。因此，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主要职
能就是强化斯大林对西方世界错误的理解，而不是对它提出挑战。
中心对英国外交部有关1935年3月约翰·西蒙爵士、安东尼·艾登和希特勒在柏
林进行会谈的记录的处理，可以说是中心为了保证政治上的正确而歪曲情报的一个
典型例子。在外交部的金上尉和在罗马大使馆的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都提供了
这份记录的副本。在会谈开始九天前，无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凡尔塞条约，
希特勒宣布在德国实行征兵制。这次希特勒与英国外交大臣的第一次会谈
本身已经足以引起苏联的怀疑了。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目的是
了解希特勒到底希望如何对凡尔塞条约进行修改，看一看有没有接受其要求的可能。
但这却引起了莫斯科很大的疑虑。希特勒一边否认自己有进攻苏联的企图，一边声
称存在着苏联发动战争的危险，他声称自己“确信终会有一天人们将急切地寻求合
作和团结，以抵御布尔什维克对欧洲的威胁。”西蒙和艾登没有表现出丝毫要签订
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协定的兴趣，但是他们与希特勒交换的相当普通的外交辞令在莫
斯科看来却是暗藏着险恶的用心。外交部的记录中有一段话：“英国外交大臣由衷
的感谢在柏林所受到的热情接待，德国方面所表示出的友好和热情给他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英国方面的会谈记录长达23000字。而中心向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提交的俄
文译本只有不到4000字。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简洁处理，而是选择了西蒙、艾登、
希特勒和其他与会者的一些讲话，并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显得和连续的谈话一样。
由于省略了一些详细的上下文环境，因此许多话的意思被歪曲了。或许也就是从这
个时候开始，西蒙的一段话被误解为给予了德国占领奥地利的自由处理权。
中心无疑是为了与斯大林的阴谋理论保持一致，把西蒙和艾登赴柏林的访问看
做英德一系列会议的开端。在这些会议上，英国的政治家不仅要设法取悦希特勒，
而且还会鼓励他进攻俄国。事实上，虽然一些英国的外交家会高兴地看到两个独裁
者自己发动互相攻击，但是英国的外交大臣或政府都不会试图导演这样一场冲突。
然而，30年代诞生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莫斯科的阴谋理论，却在苏联时代结束之后依
然存在。国外情报局1997年出版的一本官方历史书坚持认为许多公开发表的英国外
交部的文件和更多的封存于档案局的档案都是不可靠的。该资料还声称，英国政府
仍然企图把反映二战前英国外交政策可怕现实的文件隐藏起来：
30年代的一些涉及英国领导人与法西斯德国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希特勒本人在
内的会谈内容的文件，至今还被保存在英国外交部的秘密档案中。英国人不希望暴
露自己曾经实行勾结希特勒并敦促德国向东进攻的政策的证据。
克格勃绝密档案
剑桥“五杰”
很多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的对外情报战线上的英雄们的画像至今还悬挂在雅瑟
涅沃国外情报局的记念馆里，这其中奥地利籍的犹太人阿诺德·多伊奇，或许可以
算得上是所有大特工中最有天才的一个。国外情报局的官方赞美词中这样写着：画
像中“他那机敏、锐利的目光和坚毅的面容”立刻就能“吸引住参观者的注意力。”
直到1990年克格勃才公开承认多伊奇的特工身份。甚至在今天，他职业生涯的某些
方面仍然被莫斯科认为是不适于公开的。
多伊奇的学术成就也是苏联情报界历史上最卓越的。1928年7月，也就是在他进
人维也纳大学学习大学课程不到五年之后，他就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而此时他刚24岁零两个月。虽然他的论文是关于化学方面的，但是他对哲学和社会
学也有深人的研究。或许是为了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在整个学生时代他在大学档
案中都称自己是个严守犹太教教规的犹太人。实际上他的宗教信仰已被他对于共产
国际的奋斗目标的强烈责任感取代了，这个目标就是实现一个没有压迫、没有贫富
差别的世界新秩序。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的神圣革命形象，蒙住了多
伊奇和他后来招募到的理想主义间谍们的双眼，他们看不到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
日益残酷的现实。离开维也纳大学后，多伊奇就开始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充当秘
密通信员，穿梭于罗马尼亚。希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之间。1929年与他结为夫妻
的奥地利人，约瑟芬也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
在多伊奇的新世界观中，性解放和政治解放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在为共产
国际开始进行秘密工作的同时，就公开参与“性政治”运动。该运动由德国共产党
员，心理和性科学家威廉·赖希发起，为维也纳的工人提供计划生育和性启蒙方面
的讲座。在这个阶段，赖希充满信心地进行着把佛洛伊德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联系
到一起的尝试；这一阶段也正是他对人类的性行为进行的独特的研究的初级阶段，
这些研究后来还为他赢得了个“更好的性高潮的倡导者”的名声，尽管这名声有些
名不副实。赖希认为政治和性压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结合在一起为法西
斯主义起到了铺路垫石的作用。多伊奇积极支持赖希的这个理论。他在维也纳创办
了《明斯特报》，发表赖希的文章和其他与“性政治”有关的作品。维也纳警方虽
然不知道多伊奇在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进行秘密工作，但是其反色情文学部门对
他参与“性政治”运动的情况却非常关注。
至少在几年的时间里，多伊奇成功地扮演着公开身份是赖希弟子和秘密身份是
苏联间谍这一双重角色。1932年，他从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调人苏联克格勃的外国
科，并作为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工在莫斯科接受训练。他的化名是“斯蒂芬
·兰格”，代号斯蒂芬，（后来他还使用过“奥托”这个假名字。）法国是他任职
的第一站，在这里，他建立起了通往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边境的秘密穿越点；并为
在法国的渔船上安装战争期间供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使用的电台做好了准备。他的第
二站是英国，正是在这里，他的成就使他死后成了克格勃的不朽人物。
30年代中期对特工的真实身份和档案的保密规定还不像后来那样严格和精细。
1934年初，多伊奇用他的真实姓名来到伦敦，声称自己的职业是“大学讲师”，并
用他的学术成就混入了学术界。到伦敦后不久，他就从临时住所搬进了汉普斯特德
的劳恩大道的一所公寓。劳恩大道是伦敦激进的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这里的楼房
后来被称为“劳恩道公寓”，是英国第一批建有外部走廊的“平台进人式”公寓
（这种建筑方式后来被无数的城镇公寓楼房所仿效），在那个时代，也是汉普斯特
德一带最亮丽的建筑。多伊奇住在7号，他的隔壁是著名犯罪小说家阿加沙·克里斯
蒂的住所，那时她正在写《东方快车谋杀案》。虽然有人假想多伊奇与克里斯蒂一
起讨论过她的这一最新作品中的构思，但是事实上，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会过面。
30年代中期的时候，克里斯蒂住在其他地方，很少如果有过的话在这幢公
寓里住。而当时多伊奇则很可能要保持一种低调。这幢楼大多数公寓房的前门从街
道上就能够看见，但多伊奇房间的正门正好被楼梯间挡住了，这就使多伊奇和来访
者能够在不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进出自己的公寓。为了使自己的学术伪装更加万无
一失，多伊奇在伦敦大学选修了一门研究生心理学课程，可能甚至还曾利用业余时
间去教过课。1935年，他的妻子完成了在莫斯科的无线电操作训练后，来伦敦与他
团聚。 克格勃的档案记录显示，在英国期间，多伊奇共发展了20名间谍并与另外29人
有联系。这其中包括剑桥大学五位年轻的研究生，他们是这些间谍中最出色的，到
二战时他们已被中心称作“五人帮”。他们是：安东尼·布伦特、盖伊·伯吉俾、
约翰·凯恩克罗斯、唐纳德·麦克莱恩和吉姆·菲尔比。《七杰》这本非常畅销的
西方小说在1960年发行以后，布伦特他们就经常被称作“五杰”了。多伊奇成功的
关键在于，他经中心批准采取了新的招募策略，即在著名大学里年轻的激进分子掌
握权柄之前就对他们进行培养。在给中心的信中，多伊奇曾这样写道：
在这些大学里，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开展得很广泛而且来来往往的学生的数量也
很大，这样，我们从党员中挑选个别人出来并不会引起党和其他人的注意。人们会
忘记他们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经历。而且即使有时有人想起来他们曾经是共产党员，
那么也只会认为那是他们年轻时的一时冲动，特别是对那些被视为资产阶级接班人
的人。我们要做的只是给这些人（招募对象）一个新的（非党员的）政治身份。
由于英国政府里最有抱负的年轻人都来自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因此自然而
然地这两所大学而不是其他地方的新兴大学，就成了多伊奇寻找发展对象的根据地。
可能只是机遇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多伊奇招募的间谍多出自剑桥而不是牛津大学这
一现象：在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就读的吉姆·菲尔比是第一个引起多伊奇注意的人。
其他“四杰”都是菲尔比被发展后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布伦特、伯吉斯和凯
恩克罗斯也是特里尼蒂学院的学生．而第四人（麦克莱恩恻来自特里尼蒂教会学校。
多伊奇的招募策略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五杰”
都成功地打入了英国外交或情报机关。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高级情报，以至于莫斯科
有时几乎都应接不暇。
1933年6月，菲尔比带着“把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走出了剑桥的大门。
193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维也纳国际工人救援组织工作。同时，他还是处于
地下状态的奥地利共产党的通信员。在维也纳期间，菲尔比与高过婚的共产党员利
茨·弗里德曼相识，并结了婚。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次短暂而热烈的风流韵事，并
有了第一次在雪地里做爱的经历（“当你习惯它之后，你会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