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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权力体制改革之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才导致今天经济改革领域中某些环节的失控，给“新左派”留下了攻击的口实。可我们总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一块倒掉呀。要知道，如今的民众在铁板一块的社会秩序中开始觅得一片微小的自由空间，就是从经济相对自由的状况下艰难地挤出来的，用所谓公正和民主的名义试图掐断这条自由的隙缝，那是残酷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非法获利者辩护，我的意思是，要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目标恐怕不是推翻市场机制，而应是如何让市场机制的每个环节自由地受监督，以脱离过去那种在权力掩护下“暗箱操作”的伪市场状态。它的最终目标是使市场机制彻底地遵循市场自身的规律，并受制度与法律的制约。
只要市场经济回到了属于它自己的正确轨道上，让每个人拥有自由择业的权利和真正的私有财产权，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坚实的起点和基础。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比起革命时期的社会要务实得多，可连这样一种务实倾向也被“新左派”曲解为是“公民参政权利”的弱化，好像由此公民就会变成经济动物，失去对政治生活发言的任何能力。但我要说，一个公民不关心政治事物的社会当然是应该批判的，可一个强迫公民过多地关注政治事物的社会，同样是危险而令人窒息的。中国目前的状况显然更接近后一种。“文化大革命”就不用说了，即便是现在，把本来是私人生活领域的事情一概变为政治问题，其中的强制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择业，写作，出国，信仰，生孩子，街谈巷议，等等，应该属于纯粹私人领域的事情，可在我们当下的语境里，这些都变成了政治问题，里面包含着太多的意识形态内容（鲁迅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这是真的）。比起社会操作层面上的政治参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强迫显得更加可怕。因此，在我们这个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社会，民众已经有了过重的政治重担，他们通过一种务实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行为来缓解过重的压力，为自己开辟一个相对的自由空间，这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呢？
“新左派”再次忽略了一个常识问题：在中国，民众对政治的热情不是太少，而恰恰是太多了。衡量这一点，不一定看它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说，民众外面表现出来的对政治事物的冷漠，未必代表民众真实的内心，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无奈的。事实上，在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极强的政治敏感，比如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以及一些新闻和领导人的讲话背后透露出了什么新的政治迹象，等等，哪怕是最底层的民众，心里也有一杆秤，把握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会含糊。这是中国人长期活在政治斗争和闭抑的生存环境中所养成的本能的政治智慧，它已成了每个人灵魂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新左派”指责中国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中逐渐丧失，说的不过是表面现象，我倒认为，中国人的内心其实有着极强的政治敏感和应付政治需要的能力——遗憾的是，这些不过是生存的本能使然，是被动的、变异的，远未达到政治自觉的高度。
要使一个公民具有真正的政治自觉、公民道德，单靠“新左派”空谈“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过去的历史证明，在公民的心目中，对政治的关注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自由的诉求，它更多的只是一种防卫本能。要改变这种变异的局面，我以为，不能再引导民众陷入当下的政治怪圈中，而是要让他们尽可能地从这个怪圈中解放出来，利用目前具有的环境去争得经济上的相对自由，以产生新的政治思维：从关心政治仅是防卫本能的状况下，逐渐过渡到对政治具有主动的自由诉求。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而要在公民心理层面上完成从变异政治到健康政治的过渡，肯定不能省略市场经济改革这一重要的环节，因为经济自由化也许是目前为止惟一对政治力量一手遮天的状况有解构作用的实践。我在广东一些经济开放的地区，看到了许多过去的政治逻辑对务实的民众渐渐失效的实例。它的作用，我想总有一天会显现出来。所以，一个务实的社会无论它有多大的弊病，也总比让民众整天活在一个充满政治强迫的社会里好。然而，韩毓海却在《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中说：“在当今世界，大资本和利益集团控制投资，操纵政治，使政治的自由竞争不可能公开公正。而市场造成的经济危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分配的不合理说明市场竞争也离公正差得很远。”韩毓海一方面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公民的政治能力，另一方面又过高地估计了资本和市场在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要知道，中国根本就没有达到资本能“操纵政治”的地步，有的只是政治（权力）普遍在操纵资本。有意思的是，韩毓海竟然在中国语境下用了“政治的自由竞争”一词，我把这看作是他对市场过度憎恨后出现的幻觉。
而我要说的是，即便真的是“大资本和利益集团控制投资”操纵了政治，影响了“政治的自由竞争”，那比起用个人专断的意志来操纵政治，也未尝不是一种进步。我记起了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的一句话：“金钱政治总比人头政治好。”——这真是无奈中的无奈。
“新左派”似乎很关注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可是，精神上的不自由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吗？许多的时候，精神的苦难比物质的苦难要广阔和深刻得多。对自由的吁求，对市场经济的支持，就是为了寻找一条摆脱这些苦难的有效途径，这种思想在当下的中国其实是处于弱势的，可一些人却开始担心它的“得势”，这听起来真叫人悲凉。朱学勤在题为《一九九八：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见《学问中国》第203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的回应文章中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自由主义学理获得了公开的言说，……以往的思想史、言论史证明，这一言说只不过是一个被压制的言说：它有一百年的历史，却有五十年的沉默。如果说过去一年‘挤出’门缝，那也只是重新开始。以往的历史，提醒言说者没有理由沾沾自喜；目前的弱势状态，也不值得反对者那样悲愤欲绝。除了下列两点，它再也不能证明什么了：现在能够证明的是，在看起来最难说话的时候，事在人为，还能‘挤’出一条言路；将来可能证明的是，它随时都会被再次掐断，重归沉默。”
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朱学勤的担忧就变成了坚硬的现实。“自由主义”并没有像“新左派”理论家所预言的那样，“得势是自然的，而且，我深深明白：这种得势还会持续更长的时期”，而是相反。我不知道今天的“新左派”理论家面对这一现实，会作何感想。我想，他们至少要吸取一个教训：对弱势话语进行批判时，要担心自己的批判会不会站在权力话语的同一边，压制另外的人，以致不知不觉帮了权力话语的忙，导致丧失自由言说的空间；而一旦失去自由言说的空间，你把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说得再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也是枉然；他们还要记住一个深层的常识：“自由主义”是一切其他主义的舞台。“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消灭了，其他主义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繁荣。我们今天听到的民族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后）现代主义等在‘文革’期间听得到吗？没有！任何思想只有在自由主义铺垫的土壤里才能健康成长。没有英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我们甚至不能设想有今日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更不能设想马克思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文革’期间的中国能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可以说，只有在自由主义的土壤里才能产生对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刘军宁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学者动不动就要“告别自由主义”，听起来真叫人哭笑不得。
朱学勤在回顾“自由主义”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时说：“围绕顾准、陈寅恪、王小波的言说，自由主义‘挤出’了一条细小的言路。”每个有良知的人，都有义务保护这条细小的言路不被掐断；只要这条细小的言路还存在，就证明社会还有希望，争论还有意义；而扼杀这条细小言路的势力，无论它来自哪里，都应是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共同的敌人。如果自由言说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没了，物质上的公正与平等只会引起我更深的厌倦。
且说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
？ 高增德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四期有关自由主义及其传统的三篇文章，尽管观点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然而却能自圆其说，自持其理。最重要的是气氛对头，各展其长，各陈其论，有学术争鸣的态势及其宽宏大量，既容许自己讲话，也要让别人说理。朱学勤先生虽然针对的是一种文风，他不仅提出应当“有话好好说”，而且自身力求体现正常的学风，我以为这本身就是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精神。
还有，就自由主义而论，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来说，虽然是舶来品，虽然最终在这块土地上未成为政治主流，但是毕竟不能否定它之存在过的历史，毕竟不能不承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理念变革中国的追求和努力。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思想及其制度，虽然在中国没有过实践的传统，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却是有的，其具体的表现是：不仅形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及其学派，而且形成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及其思想遗产。不管对自由主义喜欢不喜欢，作为一种曾经出现过的知识分子群体及其学派、传统及其思想遗产，都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
下面专门论述蔡元培及其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
如果说中国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话，我以为应上溯到蔡元培，应视蔡元培为自由主义者的代表。综观蔡元培一生，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最主要是一位教育家，其业绩贡献是多方面的，尤以教育事业最为突出，集中体现在创办和治理北京大学的成就上。假如要对蔡元培进行知识分子划类的话，毫无疑问应归为自由主义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甚至可视为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或先驱人物。他作过教育总长，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大学院院长，前后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是影响全国、影响后世、影响深远的。特别是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其成就和影响更加显著，教授多数是自由主义者，凭其理念，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维护学术尊严；凭其理念，提出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反对政府恶行，改良社会，努力实践其价值标准。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始终坚执其自由主义理念，立身行事，秉此原则，那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蔡元培在教育思想上的主张及其实践，概括地讲主要有：其一，他提出教育应超越政党政治而独立。在《教育独立议》（1922）、《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1927）等文中，他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何以要如此？因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教育是公同的……教会是差别的。”（《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卷，第177页。下同，只注卷数页码）蔡为实施他之主张，曾采取了若干措施加以保证。其二，他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学生能力，完成学生人格，而不是要学生成为工具，以供人驱使。他曾先后在《在中国公学开学式演说》（1912）、《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1915）、《读周春岳君〈大学政制之商榷〉》（1918）、《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1918）等篇中明确强调，他认为隶属于政治的教育与超越于政治的教育，根本目的是不同的，前者使受教育者服从，易受政府驱使；而后者则是从受教育者着想，体验其在世界上、社会上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等教育。他指出：“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目的。”（第3卷，第150页）其三，他要求受教育者要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他主要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1912）、《在南开学校全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词》（1917）、《在浙江旅津公学演说词》（1917）、《学校应提倡体育》（1923）和《美育》（1930）等篇中有提倡及详述。他认为军国民教育（即体育）、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者不可偏废，而应“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第2卷，第263页）其四，他倡导思想自由，主张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期间，提倡最力、实践最著的核心思想。他说他“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第6卷，第352页）认为在现代“共和国家，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尤为绝对之原则”（第5卷，第59页），而于大学中更应贯彻与实现之。他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第3卷，第211页）说到学术自由时，他强调“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