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权力仅有外部的约束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内部加以限制，这就是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分立，使它们相互制衡，才不致各种权力都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手中，或某一个部门独大而造成权力的过分集中。
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是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之一。它包含着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限制，也意味着对无限权力、最高权力以及任何有组织的权力的专横行事的否定。这一原则也否认从某个惟一的最高权力来源可以派生出一切权力的政治逻辑。易言之，自由主义也不承认有抽象的“公意”之类的东西可以为一切权力和一切专横的政治行为提供合法性。自由主义坚决反对以抽象的“公意”或“国家集体利益”的借口来剥夺公民个人的自由权。
自由主义关心的是交换的公正，而自由主义的敌人只关心分配的公正。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公正”的原则是发现的，而不是被制定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根本不存在公认的、公正分配的普遍性原则，即使有，也不应该采取这样的原则。因为，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保障一些人得到特定的结果，就像保障竞赛的一方必须在比赛中取胜一样是荒谬的。这样的“公正”是对公平竞赛原则的彻底否定，只能带来更大的不公。一旦政府担负起了分配性正义的使命，政府将获得无可限量的资源和权力，并建立起行使这一职能的庞大官僚系统。这样的政府既威胁到自由，同时不仅没有解决公正问题，反而使自己成为社会的巨大经济负担。自由主义仅仅要求规则平等，反对结果平等。
极权主义拒绝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把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歪曲为“对穷人来说，自由就是饿死的自由”。极权主义者否定个人的自由，赋予国家垄断每个人生计的权力，把每个人都拴在国家的机器上。
与煽动仇恨的意识形态不同，自由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博爱”。在自由主义看来，博爱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也是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程度不同的天然情感。尽管有些政府用法律强制人们去博爱，但是经验表明，在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情形下，这种情感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自由要求个人对自己的幸福和家庭的福祉承担责任。从自由主义博爱原则中可以派生出帮助穷困者的义务。扶贫助困也是人的天然情感。自由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的争执的焦点不是应不应该帮助穷困者，而是用哪一种方法更为有效，是政府做起来更有效，还是民间的慈善活动更为有效。
自由主义反对强制的“均贫富”，主张合理的分配差距，但它也的确不愿意看到巨大的贫富差距。不过，自由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改进竞争规则的公平性，深化经济自由以刺激财富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限制政府的规模、职权和供其支配的资源。自由主义反对藏富于官府，主张藏富于民众，鼓励民间通过自愿的慈善行为来扶危济困，从而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有效的服务。只是在上述几原则难以奏效的地方，政府才能略显身手。
市场经济不是自由主义的直接诉求，只是它所主张的经济自由和财产私有的天然产物。私有财产权、经济自由和自由得到市场经济共同提供了个人自由赖以立足的社会基础，并为政治参与和限制国家权力提供了可靠保证。以自由的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可以保障维系个体自由。自由的市场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但没有市场经济，则必定不可能会有政治自由，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业自由、民间团体的归属自由等。私有财产制度可能会带来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但却会增加人类总体的福利。而财产的公有制也从未消灭过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市场经济和财产私有可能会不平等地分配财富，但是，计划经济和财产公有，如丘吉尔所言，却平等地分配贫困。
自由主义认为人在存在意义上是平等的，即人生而是同等自由的，尽管人在天赋上和资质上有所不同，但对于享有自由和得益于自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更具体地说，人在社会中有同等的权利去追求（物质的和精神的）幸福和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念。
与个人自由的原则一样，平等原则也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自由主义强调，自由是每个人具有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应当充分享有自由，无论社会地位、财产、声望、权力、阶级、等级、民族、文化等等如何不同。人人都应相互尊重，尊重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尊严。一个自由的社会应尽可能使每一个人都免于暴力、威胁、恐惧，使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存和发展。人只有在充分享有自由时，人的独立、尊严和幸福才能实现。
依据平等的原则，自由主义反对任何高于法律的特权，反对政府对不同的公民实行差别待遇，要求法律给予一切公民平等的而非差别的、歧视性的待遇；反对一切建立在出身、社会地位、种族、血缘和性别等社会特征上的歧视。任何人、任何社会集团、任何社会组织都无权以任何名义把暴力、威胁、恐惧强加给个人。也就是说，在对自由的关系上，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而平等的观念，是以自由为前提来定义的。更确切地说，在个人自由这一绝对价值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自由主义主张一个多元的社会，一个对所有的少数一方都持同等宽容的、开放的社会。自由主义主张一种自由民主的政体，反对一切极权专制社会。民主国家的作用不是代替每个人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而是去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责任。既然公共权力与每个人的生存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政府有义务对社会开放自己的抉择过程，充分尊重每个公民的知情权。自由主义对待民主的态度有着对比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自由主义于民主有着天然的亲和性，这表现为自由主义与民主都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受法律偏袒或高于法律的特权；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与民主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自由主义关心的是政府的作用和目的，也即关心政治权力的作用和行使方式，反对全能的政府和专横的权力。民主则关心政治权力的归属，即是谁在领导政府。自由主义要求限制一切权力，因此，也要限制包括由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多数人的权力。而民主则认为由民主方式所形成的多数人的意见，是政府的权力有无合法性的惟一标准。因此，在历史上，存在着不民主的自由政府和反自由的民主政府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在现实中，自由主义与民主正日趋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今日最具普遍性的政体：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自由的、共和的、宪政的、代议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治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自由民主开始成为惟一正当的政体形式。
自由处于弱势的时候
？ 谢有顺
我对自由有着天然的向往，对“左”的东西却有着本能的警惕。因为在中国语境里，“左”的事物无论挂着什么样的神圣招牌，都很容易滑向一个令人担忧的方向。这种莫名其妙的思维定势，几乎成了当代中国种种灾难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我本以为有着半个世纪惨痛记忆的人，当可以避免再上“左”的当，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近年学术界有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再次暴露出了类似的问题。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涉及的是当下中国最敏感的问题，操用的也是最规范的学术语言，的确为当下关心中国问题的学人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可我读多了一些人的文字后，内心的担忧可谓越来越深，倒不是因为一些人的文章没有道理，而是担心其中所显露出来的思想路径，很可能会被某种恶势力所利用，最终成为一些潜在悲剧的帮凶。这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在一个只有少数人拥有话语解释权的时代，文字一旦从作者身上独立出去，成为一种公众舆论，许多时候就不再是作者本人所能左右的了。为此，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言论保持警惕——不是害怕因言获罪，而是要提防别人会用你的言论作为理由来压迫人。我觉察到，当下学术界已有一些言论显露出了可能被利用的迹象。
这是我读了包括韩毓海的《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载《天涯》1998年第5期）等“新左派”的代表作之后所产生的担忧。为了所谓的社会公正而诋毁自由主义，这本身就是让人难以信服的（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自由剥夺了公正）；而当我从韩毓海的文字中读出他对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也充满眷恋之意，且把斯大林体制的失败仅仅归结于斯大林背叛了原版的社会主义时，担忧便成了莫名的恐惧。这样的理论究竟要把我们引向哪里？难道它就能保证社会公正以及民主的实现？我表示深深的怀疑。一些“新左派”理论家把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不公的罪恶根源对它大加讨伐，并认为“自由主义”的诉求是漠视底层民众的利益，为非法获利者辩护。这样一些言论听起来慷慨激昂，俨然一副关心大众利益和全面民主的正义凛然的样子，却很可能会把自由主义逼向一个危险的境地。这些“新左派”的理论家们似乎忘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在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自由（包括自由的权利和自由的言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可韩毓海却在《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中，痛心疾首地宣告：“在这个不断沉浮的世界上，自由主义的得势是自然的，而且，我深深明白：这种得势还会持续更长的时期。”
乍听起来，好像自由主义思想在当下中国已成为奢侈品，若不对它进行限制，就会泛滥成灾似的。“新左派”这样明显的偏见会穿上这么庄严的外衣，的确是让人惊讶的。我之所以说它有可能被利用，就是因为它暗合了当下反对市场经济、嘲笑务实社会以及日益激增的民族主义潮流。这样的自大和幼稚病，我们时不时就会犯一次，什么“汉字将取代拼音文字”，什么“中国可以说不”，什么“不久东方文化将拯救西方文化”，什么“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等等。虽然“新左派”的理论比这些言辞要精致、有力、成熟得多，但二者在思想路径上还是有相似之处的。通过强调一种所谓的本土现实，而忽略公民享受人类共有的文明遗产（比如宪政自由、言论自由、个人财产受保护的自由等）的权利，且漠视比起某种物质上的不公更为黑暗的精神现实，它的理由无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我都是不能支持的。据《广州日报》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比美国差多远》的文章说：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中国正处在美国一八九七年左右的水平；就农业劳动力所占的份额表明，中国正处于美国一八八○年的水准；就小学在校学生与相关年龄组的比例而言，中国是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而中学教育，中国是美国一九七○年的水平；如果以预算寿命作为衡量的标准，中国已经达到美国一九六六年的水准；但以城镇人口的比例作比，中国则处在美国一八九○年的水平。这些数据的差距恐怕不是一种民族情绪就能抹杀掉的，它需要的是一段漫长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来弥补。当“新左派”指责“自由主义”要为市场垄断、权力腐败、民主失落、社会不公负责时，我不知道上述的数据差距又应该由谁来负责。“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是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的，人们的生活空间由集体平均主义和无限的革命热情所把持着，可它留给我们的还不是一场噩梦？
“自由主义”虽是在西方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价值系统，但它里面的一些要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吁求，是不容忽视的。正如刘军宁在《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版）一书的“代序”中所说：“在深层次上，东方人与西方人同作为人，在本性上，却有相通之处。西方人珍惜自己的人权，难道中国人就愿意被无缘无故地投入监狱？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财产，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自己的财物被掠夺？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言论自由，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被别人缝上嘴巴？只要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珍惜自己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和自由，自由主义在中国就能派得上用场。”因此，要实现社会公正和消除腐败，并不能以牺牲自由和市场经济为代价。当下许多社会弊病的产生，错误并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而恰恰在于市场经济没有按照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运作，有太多的权力因素介入其中将它扭曲了。可“新左派”在批判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弊病时，矛头指向的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母本，这显然不是一个学者面对现实时该有的正确态度。尤其是“新左派”在批判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时，却将矛头主要指向资本本身，忽略了权力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市场的调节功能都是非常有限的，市场遵循的也非纯粹的经济规律，而是清一色的都是用权力开辟市场。权力进去了，资本才接踵而来。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严重曲解。正因为这样，生意场上请客送礼的风气才会那么浓厚，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经济领域的每一个细节里面，以致走后门、行贿、送礼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谁都知道，没有它，干什么都将一事无成。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权力的拥有者（贪官）获的利往往比一些奸商要多得多。可“新左派”理论家却避重就轻，他们恨不得立即剥夺既得利益者（奸商？）的财产，却忽略背后更隐秘的制度性的权力腐败，多少有一些欺软怕硬的嫌疑。
正是权力体制改革之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才导致今天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