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学术自由时，他强调“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第5卷，第12页）。更难能可贵的是以上观点，即使到了晚年，也一以贯之，坚执不渝。其五，他坚持教授治校，视之为保障教育独立的根本要义和措施。这一主张，蔡元培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提出，在经过几年的实践后，到一九二五年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一文中更加系统地作出了详述。请注意：他这篇论文是以北京大学为例来重点地介绍教授治校制度，并以此来说明这项制度在中国现代大学及其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他说到原北大行政组织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而“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第5卷，第11页）
以上所说的，主要是蔡元培在主办北京大学时思想及其主张，他办学校，就是要办成高等学府，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他强调，想做官的不要到大学来，要做官去读法科大学，要做生意，要发财，去读商科大学。他甚至主张北京大学只办文理两科，道理就在于此，要研究高深学问。这个高等学府是殿堂，这里就是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这里，我以为唐振常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今天强调北京大学的传统，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任何学校、任何参加爱国运动的人都有的。而北京大学，它的传统，它所独具的东西，就是自由主义。今天回过头来说蔡元培是个自由主义者，是指理念上的自由主义，我看是非常恰当的，应该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先驱。”（《蔡元培与北大精神》，见《东方艺术》杂志）
当然，蔡元培的自由主义，不止于教育方面，而他之办大学的思想及其主张，本基于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扩大和延伸，应该说他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们从《蔡元培全集》中，不难从《社会改良会宣言》（1912）、《关于不合作宣言》（1923）、《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与〈国闻周刊〉记者的谈话》（1926）、《〈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序》（1935）等篇中，领悟到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理念追求，那就是以人权、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标准；以公开而受监督、为全民利益、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性发展为基本原则；以教育与学术为根本途径；以阶级互助、和平渐进方式推进社会发展，主张与恶势力不合作；重视人权问题，大力宣传人权思想，长期为保障人权而斗争。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九二二年四月，以蔡元培为首发表的政治宣言，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者共十六人，除蔡先生外，另有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在十六人中北京大学占十一人，可视为自由主义的大聚合及其政治宣言。宣言发表之初，曾影响当世，后来成立的王宠惠内阁即被称为好人政府。但是他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其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中国恶势力强大，没有民主基础，即使好人政府也难敌之；中国民众觉悟及其要求不高、力量不强，仅有一些知识分子难成气候；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见实际上并不统一，后来发生分化是必然的；先前兴起的好人参加政府，时间不长又演变为好人退出政府的行动，蔡本人即不止一次地提出退出政府的主张。在他看来，不论好人参加政府，还是好人退出政府，都是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体现。虽然这次好人政府的行动并未成功，但是所提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要有两个涵义却有着深远价值。这两个涵义是：“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还强调“好政府”要有三个原则：一是一个“宪政的政府”，“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二是一个“公开的政府”，“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有计划的政治”，这种“计划是效率的源头”。（第4卷，第187—191页）当然这种“好政府主义”，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从实际上来说，是针对北洋军阀这个坏政府。它所代表的是北京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及其政治的努力和追求，显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据《胡适的日记》载，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一日胡适拟撰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后，“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请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于次日，约会者均在蔡元培家开会商议，“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名做提议人。”（见下册第352、353页）从这里可见，蔡在《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件事上，他所扮演的角色，称他为领袖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当然称胡适为主角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这里，我们还需指出，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蔡元培开创和奠定的，而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继任者是认可这个传统和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可以说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个历史时期所一以贯之的，正是自由主义传统。
下面恕我再引用这几位继任者的言论，来说明他们在坚持自由主义传统方面所作的努力。
蒋梦麟一九一九年任北大总务长，一九二三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三○年重返北大任校长。他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他指出：“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有，决非偶然之事。……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上，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已屡经试验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精神。……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蒋梦麟不愧为蔡之得意门生，从这番话中不难看出是得真传的。（原载《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故蒋对接续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有他的功劳的。
胡适的一生精力，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北京大学：于一九一七年回国后，就深得校长蔡先生的赏识和信任，并委以重任，成为一直是有职有权的人物。头年是哲学研究所主任，次年为英文部主任；一九一九年代理教务长，翌年转为正式教务长；一九二二年成立国学研究所，就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国学季刊》，并兼校务委员等职。先后任过哲学、外国文学、英国文学、教育、中文等五个系的主任；一九三一年出任文学院长；一九四六年担当校长，直到一九四八年底止。可见胡适在北京大学的作用和影响，在形成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远非一般人可比。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衍化为一种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鼎力而三存在的富有影响力的文化和政治思潮，浸浸然大倡，不能说胡适不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自然首先受益者而能源远流长者成为自由主义传统者，又非北京大学莫属了。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虽然前后只有一年，但是从他的教育思想看，不论主政北大，还是执长台大，其言论和实践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傅在论及大学的良好学风时，归结了四句话：“宽博的胸怀，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疾恶的习惯，都是造成良好的学风所必需要的。”他又强调：“这个好的学风，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心愿。”在这里，他认为：“没有自由的思想，便没有学术的进步。”要求得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必须思想自由。在此，自由乃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之前提条件（转引自《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文章到此，本该结束了。然忽又想起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代布道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他是首先发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呼喊的第一人，显然应视为开中国自由主义先河的人物。早在一九○三年即将英国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书翻译出版，他在“译凡例”中宣称：“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在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实，虽出自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为自由。”在严复看来，“自由者，各尽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则有自由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这里显然指明，有了天赋自由，才有人人平等；有了人人平等，才有民主政治。故此，西方近代社会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没有思想自由，政治民主难以实现；没有思想自由，学术难以“黜伪存真”。写到这里，我又觉得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应该上溯到严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肯定对北京大学有着重要的启导意义及其作用。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日于速朽斋
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
？ 赵 诚
读了九九年第四期《书屋》上雷池月与谢泳二先生对中国有无自由主义传统的讨论。我想谈一点看法，以期与各位关心此问题的朋友磋商。我认为二位先生的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但对中国知识界在近现代史上有无自由主义传统看法不同，讨论涉及到中国在选择苏联模式现代化道路之前，在以欧美为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上究竟走了多远。从二位讨论中，我同意谢先生认为当时知识界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观点。
我认为自由主义在新文化启蒙运动中是一面高扬的大旗，在这面旗帜下，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此后，虽然救亡压倒了启蒙，或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启蒙本也是为了救亡，启蒙时追求人道、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一直是中国知识界公认的强国之道。除袁世凯、张勋之流外，主导中国政治的朝野各支政治力量在他们相争时也从未有谁不高举民主自由宪政的政治理念来标榜自己、责难对方。但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学术流派，引进中国后未曾得到充分的阐述和透彻的理解，长时间处在较稚嫩的状态，也未形成一个专门的派别。直到六十年代，台湾学者殷海光先生继胡适之后作为自由主义的第二代大师而起，自由主义在学术上作为一个流派在中国的台湾才算于学林中入了道。自由主义学派到了这个阶段后，殷海光的弟子、后在美国师从于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林毓生先生，仍认为其师殷先生对自由主义精髓的把握不到位。不过自由主义学派在中国成熟与否，并不能与一九四九年前中国知识界有无自由主义所“肯定的容忍、多元与法治”（林毓生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99页，1988年三联书店版）精神下，追求自由独立的学术文化活动成为一个概念。自由主义的倡导人胡适先生在国民党退出大陆前，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其显赫长久的地位，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和学界对他的认同都是不言自明的。
不错，自由的实现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中国从来没有进入法治社会，因此，自由只是几代中国人追求的一个梦。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自由和人权从未惠及小民，但是这并不能说中国的学界从没有自由的空间。实际上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尊重到民国之后并未有丝毫减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的主流与中坚，因此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一直都是学人在呼风唤雨。辛亥革命后，中国学界的精英除了碰上张作霖这样的土匪出身的军阀外，一般还能受到执政者的敬重。马寅初这样的人成了执政者的阶下囚，也不过软禁几年而已，其学术地位并不因此受影响。其他学界名流成为执政者的座上客也不会是叫人受宠若惊的事。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层，享有一定的自由并不是无稽之谈。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试验，不但拒绝了张学良先生强邀其纳入地方军政府系统，而且谢拒了对晏先生事业极为敬重和关注的当道者蒋介石邀请其将事业纳入中央政府体系的诚恳要求，坚持了其民间办教育的立场，这并没有使他在中国的平民教育事业发展空间受到任何来自政治上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