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男子在一起时，也为这种不同种族的搭配感到不悦，说：“我虽然对非常便宜就挎上了北京大妞的老外早已司空见惯心平气和，但我不能容忍搂着那蒙古女人的那只野兽。”关于在德意志的心情，他坦率说道：“我始终没有放弃心底的一种对立情绪。”他把这种对立的、仇视的心理，自称为“一种冷静得严峻的民族主义”。在美国，让他感兴趣的，惟有一位伊斯兰传教者。原因是，这位传教者把伊斯兰教传给了美国第一代黑穆斯林领袖，据说那教义是与美国传统的种族歧视完全颠倒的，即“黑种优越，白人皆魔鬼”。张承志赞扬说：“他改变了黑人自卑的历史，并使黑人（包括拳王阿里）迈上向伊斯兰皈依的第一步。”他曾经宣称决心反对“歧视的世界”，然而，到底谁是歧视者？
对于西方社会，张承志一直保持着他的精神对抗，尤其在作为临时打工族的一员，身受了西方资本家的压迫之后。他不断使用“西方列强”一词，反对“向西方献媚”。他自白说：“在西方生活的近两年时间里，几乎每一天我都在问自己怎么办。只是我决定得很快：一不吃人血馒头，二不向人折腰低头，三瞧准机会就对着各种敌人打它几枪，捣捣乱解解恨。我的天性只给了我一条路。”在另一处，他仍以开枪为喻，表达他的愤怒：“哪怕只是为了自我，我也决心向这世界体制开枪，打尽最后一颗子弹……我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这里的“新体制”，是指与传统相背驰的体制，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自由民主的体制，以西方现代社会为蓝本的体制。的确，西方社会有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的历史，至今也远非完善，可是在世界上，它毕竟是最富于现代性的开放社会。对于西方社会，张承志有意回避“良善”的方面，强调“凶恶”的方面；否定变化的方面，执着初始的方面，他蔑视“英美式教育”，对德国和美国都有着诋毁式的描写，把国际世界看成为“不义的世界”，充满危险和杀机；与此相反，极力礼赞“东方文明”，对“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即旧制度深表向往之情，他特别推重古代道德，如知耻、禁忌、信义、忠诚等等，主张以许由式“洁的精神”，荆轲式“美的精神”，屈原式“殉道的精神”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他质问道：“为什么每天成千上万人大讲向西方文明，包括基督教学习，而不能讲向内部的信仰者学习？”所谓“内部的信仰”，即本土信仰，伊斯兰信仰。要作“文化民族主义”的坚决的卫道者，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九十年代，张承志高举义旗，其实是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们在本世纪初揭橥的东方文化之旗。这批老国粹家力挽狂澜，抵制来自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的新思潮，结果如何呢？新文化运动还是起来了。虽然启蒙知识者节节败退，但“西化”的成就还是相当可观的。可以说，本世纪所有的进步，几乎无一不同西方的观念和技术有关。在中国现代化史上，张承志并非是第一个反对西方的人。正因为他是后起者，时至今日，竟以“抵抗”、“反叛”这样近乎决死的姿态出现，所以是“末路英雄”。
应当承认，张承志由农耕社会及正统教育所培养起来的这种原始的、朴素的观念和感情，是有着存在的根据的，可理解的。甚至可以认为，他忠实于土地的感情，牧民的感情，对少数民族和弱小宗教的感情，是美好的，珍贵的，其中含有人类永恒的价值。他写午夜的鞍子，写老额吉，写久违的边疆小镇；他写李陵，写静夜功课，这些散文同他的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一起，构成后半个世纪中国文学难得的华章。近几年的随笔，所写多为议论性文字，昔日那种叙述的美学褪去了；当凸现思想的棱角时，便不免显得狰狞。看来美学的深部，是存在思想指向的。张承志的思想，后来集中在反现代化上面。在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有两种情况。一种发生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主要针对随同科技文化的发展和现代管理模式而出现的异化现象，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内部批判和功能调节，目的是人的进一步解放。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前工业社会发生的，反对现代化，就是要维护落后的农业文明，以禁锢和奴役为特征的封建制度及传统意识，因此是保守的和倒退的。过剩往往产生罪恶，匮乏将成为真理。然而，中国所缺乏的，正是张承志所拒绝的。他以野蛮为美，以残酷为美，以原始荒芜贫困为美，这样，他的底层意识也就要大打折扣，因为现代化的一切，从个人权利到社会富有，最需要的还在中国的底层。
张承志是一个具有十分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作家，文学，宗教，民族，国家，都是自我中心的野性扩张的产物。他说：“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自己一次的作家。”“我不认为有哪一个人具有与我匹敌的思想经历。”“难道在那尘世，你能再见到半个像我这样的人么！”他曾自谓从梵高的绘画和冈林信康的歌曲中获取诗情的。其实两个人的作品，都有一种“狂猛暴躁的气氛”；冈林信康以其“东方式的单纯”，梵高以中国干旱的大西北般的赤褐焦黄的色调，可以足够满足他的“恋母情结”。但是，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永远的浮躁无定。他孤独，说是思想“无援”；他自恋，说是精神“清洁”。他不时自我贬抑，或自我恫吓，说自己在十面埋伏之中，是别人眼中的“一只动物园中的猴”；是鱼，进入了无水的旱海；是牛，进入了寻找牺牲的无情的杀场。甚至把自己“写出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回民确有过的善意和努力”，也说是“不顾危险地”“说出了真实”。这些都是虚拟的压迫感和危险感，制造的一种悲壮。正因为不是来自对环境的深刻认知，所以，他可以转过身来向世界宣布自己是“不相信危险和难关”的“强大”的“自由人”。当今时世，能够脱离“单位”的羁绊，正如他所说的“无职无业无工资无老板”，这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处境，肯定是艰难的，但当然也是幸福的。然而，这都并不意味着是绝对自由的。他豪迈地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心事深重的快乐是奇妙的。二十多年前那种轻易得到又轻易放弃的自由，终于又被我强抢回来了。清洁感更是让人得意，好像换了一件浆洗熨硬的雪白衬衫，里面的肉体又刚刚做过宗教洗礼。如今我是都市的牧人，无马的骑手，公开的教徒，自由的作家……”；“一切罗网都冲决了，一切重负都卸尽了，一切犹豫都结束了，一切他人不可企及的我都达到了。——艰难和辉煌，孤立和骄傲，危险和希望，如今都被我占有。”这是对于“自由”的理性障蔽。其实，他的所有力量，都是来自生命力自身的强大欲求。是不退场的红卫兵表演，是一种青春延缓症。他以“无法挣脱近乎暴烈的一种激动”，决心“以笔为旗”，独力建设“抗战文学”，“自尊和高贵的文学”，反抗“中国文化可怕的堕落”。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持全面批判一概打倒的态度，惟独不批判自己。他说：“我相信，散布在中国各地的几十万哲合忍耶正为我骄傲”；“我虽然屡屡以反叛中国式的文化为荣；但在列强及它们的帮凶要不义地消灭中国时，我独自为中国应战。”他以担负大任的义士自命，自称在呵欠声中嘶吼。他痛斥作家团伙“有梯队有层次有钱有权”，只是“不讲山河二字”；对于中国文化上层，说是“他们有一种敏感，他们不得罪今后‘国际化’以后恐怕越来越重要的‘外国朋友’，也不触犯快要成为世道的丑恶。他们不会爱上谁更不用说爱上一个村庄。他们是苟活大王。他们的奸狡堂堂正正。新疆也罢‘信仰’也罢党也罢族也罢甚至祖国也罢，没有他们不可能背叛的事物。他们是——后天若有危机明天才考虑背叛路子的人。对于直言危机的人，他们轻则损他故作多情，重则骂他精神分裂。”凭着对权力社会和商品社会的双重的敌视态度，以及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张承志对当今知识分子的自私，麻木，“无特操”的现象的批判是猛烈的，犀利的，虽然批判的坐标未必可靠。最近，他在《再致先生》一文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
民众在这个国度里无权无望，但他们发觉：当他们在暴政官僚的重压下绝望痛苦的时候，“智识阶级”却是政治金钱之后的又一个凶恶的压迫者。大众但求温饱而已，但他们需要知识分子始终对社会和权力保持基本的批判火力。否则，底层的处境不堪设想。
对社会和权力的批判，他并没有做好，尤其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批判。但是，他把话说了，说得这么直接，这么勇敢！
续一
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五）
？ 林贤治
上接一、二、三、四
五 枝 叶 （下）
王小波与张承志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两个人都当过红卫兵，当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对这样两种角色，王小波倒不像张承志那样热烈地认同，而是一再反思自己的受“愚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他们都曾经出过国，只是王小波在美留学，情况比较稳定，不同于张承志的当代表和做苦工，先后有着反差极大的荣与辱的体验；还有，是他们后来都辞去公职，置身于少数自由撰稿人之列。可是，除了不同的生活体验之外，他们整体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创作风格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最明显的，是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可以说王小波是一个西方主义者，与张承志完全相反，从来不曾说过西方的坏话。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问题的批评，也都是以西方的现代理念及社会经验为标准的。这种态度和方法是五四式的，在当代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能坚持这一点。在这中间，王小波突出的是对科学的宣传。他对科学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尊重事实，尊重知识，和尊重理性上面。他反对个人迷信，愚民政策，不断嘲讽大跃进和文革时代的荒诞，反对民族的自大，否定宣扬诸如“毫不利己”的人生观，“坏事变好事”的所谓辩证法之类的正统意识形态的东西，反对道德至上主义，揭露“气功”和“特异功能”，反对歧视同性恋者，等等。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如他所说，“充当科学辩护士”。他提倡科学研究的“善良原则”，并且强调，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惟有科学的伦理才是善良的。《关于崇高》一文举例说，当洪水冲走国家财产，不问抢救什么而只问抢救之责，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文章主张，“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把稻草”。《肚子里的战争》反对依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条，拿人的性命胡闹，同样以事实为根据，提出一个社会责任问题。王小波认为，科学是一个过程，“除了学习科学已有的内容，还要学习它所有、我们所无的素质”。也就是说，应当把科学的内容和原则转变为人的素质；通过科学改造人的素质，从而改变人的处境。
关于人的境遇问题，自由和民主问题，在王小波这里，是一个与科学密切相关的问题。何谓自由？自由是指属于个人的一种权利，而权利就是尊严。王小波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他反对以国家或社会的尊严替代或剥夺个人的尊严。“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他在多篇文章里谈及中国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总结说是“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自由对于个人，是一种独立性，对于社会则是多元性多样性，是罗素说的“参差多态”。王小波决心捍卫个人的独立和尊严，表示说：“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学王。”他同样反对那种统一的，“呆板”的，甚至像但丁《神曲》的寒冰地狱那样“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是明确的定于一尊的，所以才有“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的现象。对此，王小波表态说：“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他发问道：“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自由，民主，平等，这是西方近代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为乡土中国所匮乏的。王小波在《弗洛伊德和受虐狂》一文中，用谐谑的语调写道：“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道：不自由毋宁死；这话有人是不同意的。不信你就找本辜鸿铭的书来看看，里面大谈所谓良民宗教，简直就是在高唱：若自由毋宁死。《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我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多。”在《洋鬼子与辜鸿铭》的文章里，作者进一步表明，作为东西文化的产物，两者毫无共通性可言，彼此是不可能置换的。至于“密室”里的事情，自另当别论。文中写道：“坦白地说吧，在洋鬼子的S/M密室里有什么，我们这里就有什么，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恐怕不能说是偶合。在密室里，有些masochist把自己叫做奴才，把sadist叫做主人。中国有把自己叫贱人、奴婢的，有把对方叫老爷的，意思差不多。有些M在密室里说自己是条虫子，称对方是太阳——中国人不说虫子，但有说自己是砖头和螺丝钉的，至于只说对方是太阳，那就太不够味儿，还要加上最红最红的前缀。这似乎说明，我们这里整个是一座密室。”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