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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杨绛虽然不能像她的父亲一样从事具体的政治操作，但于政治是关心的，至于“帘子”的撤与不撤是另外的问题。她不作政论，不明白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是在相关的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到一点端倪。她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写道：“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作者无疑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在二三十年代鼓吹“好政府主义”，在这中间，精神血脉是一致的。《回忆我的姑母》一篇所记的，是曾经为鲁迅抨击过的杨荫榆。“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极简约的交代，寓褒贬于不经意之中，这是极高明的笔墨。又说：“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形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如作者所述，杨荫榆确有其可纪念处；但是，先前在北师大何以为鲁迅们所“骂”一节，却并没有说明。事实上，在学生风潮中，杨荫榆是镇压者，同政府取一致的立场。可是在杨绛看来，其姑母应当是无辜的。其“自信有所作为”，而结果何以竟会无所作为呢？在这里，“形势”，“地位”云云，都是一种辩护；而“落水狗”的用典，也就成了一种含蓄的回敬。杨绛是赞成秩序的，不论实质如何，只要是“过激主义”，必将为她所反对，特别是“暴民”行为。对于她的父亲，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可能的死法，她断定必死于红卫兵之手。这种推想倒是很有点意思。我们不妨问：为什么不可能更早地死于镇反，肃反，反右等等政治运动中呢？
无论暴民或暴政，作为知识女性，杨绛都无力反抗。在著名翻译家傅雷自杀多年之后，她曾作文介绍傅译传记五种，说：“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在危难和悲剧面前，只好退避一途，一如古人说的所谓“自保”，说得好听一点，便是“独善其身”。杨绛著文纪念一位美籍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温德先生。说他背弃祖国而长期服务于中国的进步教育，后复为中国的政治运动所打击。颇有沧桑之感，然以温柔之笔出之，文中说及“我们”，即钱钟书夫妇与有“问题”之温先生“划清”“界限”，仅淡淡一笔。文末说温先生认戴乃迭女士为其“最好的朋友”而“记不起我”来，不无愧疚之意，但也是淡淡一笔而已。作者还有《老王》、《林奶奶》等有限的几篇记小人物的文章，如她所说，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份同情和自省，恐怕还是一种贵族的忏悔心情；就是这样一份情怀，在今天说来，已经是很少有的了。
散文集《将饮茶》代后记云：“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社会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文中以“卑微”自处，借用“隐身衣”的故事说，凡脱俗肯穿隐身衣，得有“及时逃避的法术”，“需炼成金刚不坏之躯”，“才保得无事”。然而最后说，“凡间的隐身衣”也不易得。既是自白，也是训诫。作者长期以来都在寻求安全感；而这，其实也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基本状态罢？
宗璞同样关注知识分子主题。
关于知识分子，宗璞在散文中很少述及物质生活的情况，而着重精神方面的萎顿、绝望和痛苦的表现。但是，她往往省略精神的具体历程，直接来到终点。这个终点是生离死别，是浓缩了人生全部的悲剧意义的一组情景。她把幕布撕开，让你从已经作为现实出现的结果往回走，通过记忆，通过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所同样拥有的关于斗争和奴役的生活经验，进入原初，填补必要的内容。《哭小弟》是一个名篇，其中，知识分子的价值是通过服从和牺牲来体现的。结尾处，作者因小弟的劳瘁而死，念及如同小弟一样“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水仙辞》以朴素感人的文字，记叙了一位有如水仙一样挺拔而脆弱的知识女性。她善良诚实，淡泊功利，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然而同样是英年早逝的一人。《辞行》写一位有为的知识分子，因为要求“尽可能地把一点聪明才智用在正途”而不得，结果只得“往外国去找事”。所谓“找事”，谋生而已。面对人才外流，作者表达了无限的忧思和悲愤。身居北大燕园，目睹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各种死亡，作者的感慨是很深的。在《霞落燕园》中，她这样记录了“文革”时期老知识分子的被迫自杀的情形：“‘文化大革命’初始，一张大字报杀害了物理系饶毓泰先生，他在五十一号住处投环身亡。数年后翦伯赞先生夫妇同时自尽，在六十四号。他们是‘文革’中奉命搬进燕南园的。那时自杀的事时有所闻，记得还看过一个消息，题目是刹住自杀风，心里着实觉得惨。不过夫妇能同心走此绝路，一生到最后还有一同赴死的知己，人世间仿佛还有一点温馨。”以乐写悲，更进一层。
由于宗璞长期置身于知识分子群中，在反右运动中也曾戴过荆冠，因此，对同类的软弱和错失能够予以谅解，包括其父亲冯友兰在内。在文革时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为“四人帮”所利用，引起知识界的普遍责难。她为之辩护说：“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走向炼狱的历程。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处境也不尽相同，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应当承认，无论是作为儿女或是同行，这些说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在“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样的大一统的体系之内，自愿或被迫，直接或间接地服从，服务于打着“党”、“国家”、“人民”和“革命”旗号的旗手们，到底算不算变节？确实成了当今政治伦理学中的一大问题。鲁迅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少有坚卓的人物，又说过在中国论人往往太苛，都是着眼于对社会环境的认识的。但是必须指出，理解是一回事，要求是另一回事。对于知识分子——由来是国家的精英部分——的过分顺从，我们不能仅仅止于理解。我们有理由提问：对于为我们所百般诅咒的文化大革命何以会发生，又为何得以以如此的方式进行，其中有没有知识者的责任？当知识者已经被剥夺了自由言说的权利以后，是否还有沉默的可能？在不自由言说的范围内，又是否可以把谀词和假话的使用减至“必要”的限度之内？对此，宗璞本人是放弃了追究的责任的。
更多地作为政治运动的受害人，宗璞能追究谁呢？但觉日夜交驰，生死相逐，年华飞逝，此时还有力量追究吗？甚至，还有必要追究吗？作者对时间——尤其是生死大事——特别敏感。在她看来，生命个体是惟一的，舍此没有什么真理可言。世界上有什么真理比生命的真理更雄辩、更珍贵呢？她自白说：“我是注意今世的。”又说：“人生匆匆，真如过客。过客的身份，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时间可以淹没一切。那些依凭权力而无端地剥夺了别人的自由和生命的人，他们有能力偿还这一切吗？而且重要的，能够在人生的大限之内偿还这一切吗？在这里，显然是一种无奈，但也隐含着深深的诅咒。
宗璞对生命是热爱的。关系到人事方面，她多注重衰败，寥落，逝亡，笔调是伤感的。《哭小弟》、《霞落燕园》、《三松堂断忆》、《柳信》、《小东城角的井》，都极其哀婉动人。后一篇好像不大为人所注意，写一少女投井之死；井在这里，成了中国女人的一种宿命。体制虽小，寄托遥深，其实是一篇大文章。作者还有不少礼赞大自然的篇章。笔及山川草木，却是一派生机，有着异常明丽的色调。相形之下，作者眼中的人间世当是更可悲悯的了。
汉诗十九首，集中地表达了古人对生命的感悟。魏晋文学，尤其建安诗文，常言生死，是对这一传统的承传。也许在艰难时世，生命哲学特别容易为人们所把握的罢？鲁迅称魏晋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并非仅仅是文体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创作主体对生命本体及其表现形式的独异的发现。唐宋以后，文人深陷于禅学和理学之中，个体生命形态难以得到彰显。明末本极黑暗，竟生出麻醉的小品来。五四时期，生命与个性在文学中空前高扬，然而不幸很快就沉没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所谓生命，大抵是一种集体的表达，正如流行口号所说的：“誓死捍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所以，宗璞在散文中如此表现对个体生命的珍爱，对生死大事的敏感与激情，可谓空谷足音。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出现明显的分化。可以说，这是一种“内分化”。如果说此前在作家中曾经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集团的话，一般来说，都是权力政治从外部实行干预的结果。这种情况，在许多时候是无从选择的。但是，“文革”结束以后，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他们多少可以获得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道路的余裕。大的分野，仍然如延安时期所凸显，为毛泽东著名的《讲话》所论述的关于“歌颂”与“暴露”两大方面。在理论上，对作家的创作立场作如此归纳，未免过于简单化，但是，它毕竟把是否承认知识分子作家的批判立场问题，以鲜明的对比形式，放到关于文学创作的整个价值系统的首位。对于作家群的划分，当然可以取不同的角度，而“歌颂”或“暴露”这种社会学视角的切入，对于刚刚从“文革”，从长期的“瞒和骗”的大泽中杀出一条生路的中国文学来说，无疑更为重要。右派作家群的分化是有代表性的。刘宾雁公开主张文学“干预生活”。邵燕祥没有这类过激的宣言，但从他的杂文创作的倾向看，对现实问题的介入及所取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王蒙则从来反对这种提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毛泽东的“两结合”理论的追随者。
邵燕祥的杂文就品类说，相当于鲁迅的“伪自由书”和“且介亭”系列，一重现实生活，是社会批评；一为文史随笔，是文明批评。总的说来，旨在承续被中断的五四传统，宣传科学与民主。关于法治，关于教育，关于反对现代迷信等等，都在科学的范围之内；而民主，就五四时代的本义，是包含了自由和人权问题在内的。邵燕祥尤其重视民主建设，许多现实题材的文字都集中在这上面；而作为民主的反面，极权主义及其表现，则多选择同历史有关的材料承担了。
时代的动向，一直为邵燕祥所关注。二十年间，凡重大的事件，问题和论争，他都未曾忽略过。关于“全民经商”，关于“新权威”，关于“弘扬民族文化”及“国学热”，他都表明了独立的立场，不为时流所左右。写作于他是一种发言，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或者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总之，文论家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