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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金的使团离开阜平回延安时走的是一条更直的路。尽管如此，路程仍有600英里，他们直到1945年1月23日才回到延安。大部分人步行，因为骑在骡子上太冷了。旅行回来的人们带了许多礼物和手工制品。其中一件是一枝7。9毫米的步枪，是当地仿造毛瑟枪造的，毛瑟枪在南方被称为〃总司令〃。它是用平汉铁路的铁轨制造的。他们把铁轨放到机床里加工，机床由四五个人在一间〃松鼠笼子〃里拉动，他们要操作一分钟，之后由其他人接替。这样一枝枪的制造总共需要16个人参与进来。
他们带回来的另一种武器叫〃游击队〃，是一种制造得有些像7。9毫米步枪的一发子弹的枪。因为枪经常打不准，所以它主要是作为奖励赠给当地游击队领导的。还有〃碎土豆机〃，一种小的手榴弹，是专门为妇女和儿童使用设计的。
一回到延安，彼得金就写了好几份报告，详细描述他的考察结果。他提到，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情报。他们主要依靠的是民众，很多民众都在日军后方，只需要给一点儿钱就会充当情报员。让彼得金很吃惊的是，共产党可以在离日军封锁线25英里的地方开设兵工厂，用人力拉动的机床将铁轨制造成步枪和手枪。在这个地方的考察和以前对国民党的了解之间鲜明的对比也深深打动了他。中国共产党几乎不付钱给它的士兵，这些人可以在闲余时间做其他工作，他们的收入尽管不太多，但足够生存。共产党的制服很不错，他们士气高昂，与国民党的状况截然不同。国民党内士气低落，他们的官员通常利用政治压力来完成任务，这些官员大多素质低下。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在他们控制的地区，租借法案的物资大部分都在进行买卖。
人们痛恨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他们被用绳子绑着，赶到征兵入伍的中心。有时候他们被押在监狱里，防止逃跑。〃迪克西使团〃中没有一个人报道说，他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有人拒绝服兵役。他们也没看到有军官打入伍的士兵的情况，而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很寻常的事。但有时候，包瑞德有理由怀疑，共产党没将所有的事情全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次他和周恩来穿过一个村子时，那个村子出乎意料地干净，让他联想起波特金习惯把凯瑟琳大帝任何时候经过的俄罗斯的村庄都弄得井然有序。
当使团在阜平旅行时，包瑞德到了离延安约八英里的绥德去参观抗日军政大学第二营。从延安到绥德的路非常差。接下来是一条宽阔的河，几乎贯穿始终。河上没有桥。在中国很多地方因为没有森林覆盖，大部分降雨很快流入附近的溪水中，河上没有桥是很寻常的。一条干枯的溪流确实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条湍急的河流。因此桥必须建得很高，有结实的桥墩和长长的桥道，否则它很快就会被冲毁。包瑞德一路到绥德碰到的河中心大约有三英尺深，河水里隐藏着许多岩石，会把车撞翻。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包瑞德有一个中国司机，他还是坚持自己开车。有时候他的吉普车吓着了拉车或是驮着农民的骡子。由于路况不好，这次旅途花了差不多两天时间。晚上他们在一个村子里过夜，包瑞德就睡在炕上。
延安生活（6）
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成员参加修筑延安飞机场的义务劳动。前右—为谢伟思。（徐肖冰摄）
在对大学进行考察之前，包瑞德参观了绥德这个城市。与此同时，当地人也参观了他。当他和共产党的领路人在镇里走时，人们在领路人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近地围着他看。包瑞德发现，大多数在街上卖的东西都是自家制造的，非常实用。大学让他很失望。他期望看到一个军事学院，但却看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工人、官员和入伍士兵的类似于娱乐和休息的场所。那里没有特别的建筑。共产党在城市郊区占用了一个小村庄，用村里的房子作为军营和教室。学校的人们像军队一样展示着体操表演和操练，并进行战斗演习。好像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教室。回到延安后，叶剑英将军问包瑞德对学校的印象。包瑞德答道，有一个主要问题：它是一所军事学院，却没有提供军事训练。
使团在延安期间，没有一个成员看到警察或是类似的法律执行人员，而这是外界的人通常将其与压迫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知道，在离他们总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集中营，共产党将他们觉得可疑的人关押在那里。美国人是从一个高个子年轻南斯拉夫人那里知道这个地方的，一天他穿着共产党的制服出现在他们的住所。他告诉使团，他叫迪米特里·叶拉济奇（DimitriYellacich），在珍珠港事件前，他在北平的一家福特汽车经销处工作。之后他离开了北平，开始旅行。大部分时间他是走着去的。他经过了河北省和山西省，来到延安，在那里共产党把他关押起来，一直到他见到美国人之前才被释放。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使团的人相处融洽，但他从来不谈与共产党生活在一起时的经历。显然他来延安时身体状况很好，并没有被虐待。叶拉济奇很快就开始工作，成为共产党的机械师。他负责维修他们的两辆卡车（其中一辆过于老化，只能用一个烧柴的火炉加热释放的热气来发动它）和同样老的载人的汽车。叶拉济奇也照料美国人的吉普车，直到他们有了自己的机械师。包瑞德很喜欢叶拉济奇，建议审查他的背景，这样就可以让他在美国军队里服务了，但这个建议再没有了下文。当彼得金和几个美国工程师到距离延安四五十英里的一个油田考察时，他也带上叶拉济奇一起去。
叶拉济奇担心他的护照的有效性，因为他的国家被德国占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在重庆时，他请求彼得金去苏联使馆问一下是否可以更新他的护照。彼得金照办了，向苏联大使解释这件事情，并把护照交给他。但大使说因为他个人不能做任何事情，护照必须要送到莫斯科去。彼得金三四个星期后又来到使馆，再次试图完成护照的处理，但他再也没拿回叶拉济奇的护照，也没有就为什么拿不回护照得到过一个令他满意的解释。
在约翰·戴维斯在〃迪克西使团〃考察的16天里，他非常重视从叶拉济奇那里得到他关于共产党的看法。戴维斯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是南斯拉夫人，妈妈是俄国人。他看上去像一个欧亚人，因为他有蒙古人种的眼睛和不易分辨的肤色。他戴着一顶中国北方赶牲口的人戴的灰色毡帽，帽子的边长长地垂在脖子后面，前面有一个尖尖的帽舌，两耳也有帽子边遮盖，这些边都被翻起来，绑在帽子上部。他的外套已经破旧不堪，但戴维斯认为这件衣服曾经是很时髦的。他穿着棉裤。戴维斯认为叶拉济奇对两种文化都颇为了解。
叶拉济奇告诉戴维斯，尽管中国共产党都不带识别职位的徽章，但官员与民众是有差别的，官员吃住条件都更好些。不像中国其他军队，这里红军的士兵不会挨打。军队为人民着想他认为是过分为人民着想了。在关于军民纠纷的政策里，民众总是对的。叶拉济奇告诉戴维斯，日军让整个村子的人为铁路的安全负责，以防止铁路被破坏。当破坏还是发生时，附近村子的人就会受到残暴的惩罚。叶拉济奇被八路军和山东游击队的能力深深打动。他认为如果北方的共产党军队和民兵有足够的弹药，他们可以切断日军的通讯。
20世纪50年代，1945年加入〃迪克西使团〃的阿尔弗雷德·哈丁（AlfredHarding）在香港遇到了叶拉济奇，后者说他正要回南斯拉夫，要帮助中国人建造一口油井。他声称他为此从包瑞德那里得到了绳索和合成材料C，但哈丁从来没有证实此事。
许多〃局外人〃都对美国派遣团在延安的工作很感兴趣。结果，使团总有许多造访者，多得让彼得金抱怨不已。一些客人是新闻记者或作家，如哈里森·富尔曼（HarrisonForman）和白修德（TheodoreWhite）。来访的记者可以在美国人住所内自由走动，自由拍照，也可以在日军后方旅行。他们需要遵守规矩，如不让政治介入社会活动中。当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JohnRoderick）借用新年晚宴的机会询问朱德将军对蒋介石〃三点建议〃的看法时，伊顿上校感到厌烦，而后就发火了。大部分记者在延安待十天到两个星期，这也是通常飞机前后两次来延安的时间。但罗德里克1945年12月3日到达延安，做一次〃短期访问〃，却一直待到第二年4月。这让伊顿和他的执行官杨照辉非常不满。
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也惹恼了伊顿，因为她要别人迎合她。在她到达的当天下午，中国共产党的秘书长杨先生（译者注：杨尚昆）来到她的窑洞，与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谈完后，她指挥杨尚昆和杨照辉少校一起搬家具。这给人的印象就是，尽管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但在她的意念里，还是把中国人当成苦力。杨少校发现，斯特朗在延安的20天里只洗了一次澡。
延安生活（7）
除了那些到延安参观者的女朋友外，像安娜·路易斯这样的女作家是这个地方惟一的非中共妇女。共产党对他们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即使是对像弗雷达·阿特利（FredaUtley）这样一位供职于《读者文摘》并写过文章批评共产党的人，他们一样以礼相待。另一位女士，坎贝尔夫人从重庆飞过来，就坐在周恩来旁边。她不知道周恩来是谁，就评论说，〃这些共产党人是一群笨蛋〃。
那些前来参观的人，不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在延安各景点游玩，打野鸡，或是像第312蜘蛛飞行大队（312thSpiderWing）的兰道尔将军那样，取悦自己的女朋友。不论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彼得金总是发现他们的到访是麻烦事。那些没有或只有很少军事重要性的人打乱了他的常规生活。他们要带着客人们参观这个城市及各个景点，客人们通常还要去商店购物。不一会儿，彼得金就会安排非常详细的巡视活动。参观者们对军事活动越是不感兴趣，彼得金的参观计划里这些活动就越多。
尽管延安的地形限制了参观者，而骡子又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中国人并不限制这些参观者和上述记者的活动。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富尔曼在此给人极深刻的印象。这位大约300磅重的记者的确把骡子都压垮了。
有时，派到使团的人也像前来参观的人一样，让指挥官感到厌烦。其中一个是与英国首相有亲戚关系的温斯顿·丘吉尔·格斯特（WinstonChurchillGuest），空地救援组的一个美国人。格斯特非常渴望越过日军封锁线去看看，但彼得金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很容易被辨认出来。而他天生随随便便的性格使他不那么适合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
后来被称为伯克勋爵的林迈可（LordLindseyofBirker）博士并不是使团的成员，但他经常与使团一起活动。林迈可是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院长的儿子，也是一位贸易经济学家。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前，他与他的中国妻子一起生活，一直在燕京大学教书。另外，他还教游击队如何炸铁路。珍珠港事件后，他和妻子来到晋察冀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通讯技术主要顾问。林迈可并不声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公开表达对共产党纲领的极大认同。
另一个与〃迪克西使团〃相处融洽的有趣的人是马海德。马医生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原名乔治·海特姆（GeorgeHatem）。20世纪30年代，他一直在查佩尔山（ChapelHill）的一所医学院上学，后来他遇到麻烦，去了欧洲。在那里，他遇到了埃德加·斯诺，并跟他一起来到中国。他遇到一位美丽的中国女子，并与她结婚。尽管他从来没有完成过正式的医学课程，但他开始行医。〃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期间，马医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总是充当〃迪克西使团〃的翻译，尽管使团中许多成员都能说流利的汉语，共产党人总还是需要一名翻译在场。马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人，但中国人接受了他，并把他当成自己人。
马医生与记者和乘飞机出入延安的外交官都亲切交谈，并为他们和其他美国人提供了关于共产党思想的有趣的观点。例如他告诉约翰·戴维斯和白修德，共产党人害怕英国人。他说他们担心英国人会利用蒋介石把中国南方分割成旧的势力范围。在马看来，共产党希望逐步发展，试图利用一切机会妥协，以此阻止把中国一分为二的可能性。白修德和戴维斯在延安期间，马被派过来帮助他们，周末才回家。戴维斯猜测，与美国语言和美国式的活跃气氛、香烟、夹克衫和美国大兵的靴子的亲密接触，使马医生想美国了。
战后马医生留在中国，成为中国医学领域的权威之一，并成为民族英雄。他在战后事业中的成就之一就是创建了一个计划，使中国战胜了麻风病和性病。
马医生并不是作为医生前来帮助〃迪克西使团〃的。他更多是作为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一个与美国人有共通之处的非正式的联络人。使团最初的医生是梅尔文·卡斯伯格。卡斯伯格在1944年5月遇到当时在重庆的医院治疗肝炎的包瑞德。两人成了朋友。包瑞德问卡斯伯格是否愿意参加由他带队去延安的团队。卡斯伯格觉得这可能会是有趣的任务，于是同意去。使团一建立起来，包瑞德就告诉卡斯伯格，他在满足使团的医疗需要之余，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事。卡斯伯格很快就发现延安的中国医生非常出色，于是将他的医疗工作交给了马医生。他还帮助马医生照料患有支气管炎的毛夫人。卡斯伯格送给马医生一套军队的医生制服，后来马将这套制服放在一个博物馆里。
卡斯伯格向包瑞德要求更多的任务。包瑞德允许他考察附近中国人的医疗情况。指挥官让他观察当地人的医疗设备，并判断如果美国设备可以被带进来，他们是否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