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生活（3）
打野鸡是人们特别喜爱的一种消遣。山上好像有无穷无尽的野鸟，但没有人监督狩猎。有时打猎和探路合并进行。就像布鲁克·多兰和他的朋友戴维·R。加斯科因（DavidR。Gascoyne）少校所说的，他们要去西藏边界的乾鹿（ChienLu）去〃探路〃。他们实际上是打野山羊去了。
飞往延安的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也总是想去打野鸡。他们经常与〃迪克西使团〃的人和共产党领导人，如朱德将军一起去打猎。朱德极其喜爱这项运动。他们在朱德的警卫的陪伴下，将车尽可能远地开进山里面，然后换为骑马。中国士兵礼貌地帮助他们上下马，在下山的路上，帮他们牵住缰绳，防止马上的人摔下来。士兵们还帮他们拿着枪，直到他们要射击为止。在这种探险中，美国人总是请朱德放第一枪。
在延安，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期待的事件就是飞机的到来，尤其是大约每两周从上海飞来一次的送信的飞机。当人们听到空中有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时，就都奔向机场。如果期待中的飞机并没有出现，人们一下子就会泄气。
当一架飞机飞往延安时，延安机场要事先得到电报通知，以便打开无线电射束，引导飞机着陆。但有许多时候机场得不到飞机到来的通知，或是电报在飞机到来前一小会儿才收到。有时，预定航班的通知在飞机抵达又已离开的两三个小时之后才收到。这一混乱状况有时候意味着需要的物资没有送到。据使团执行官杨照辉说，令伊顿非常痛苦的是，感恩节的火鸡没有在12月10日运达，他们只得吃罐装火鸡和午餐肉过感恩节。
观察组需要外面的世界提供物资，这样生活才可以忍受下去。当然有些东西是完成指定的任务所必需的。比如说，他们需要自行车的零部件、汽车的汽油，尽管观察组只有非常少的机械化交通工具两辆载重250公斤的吉普车、四辆载重750公斤的战车和一些自行车。冬天，他们用酒精充当防冻液，或是每晚将车的水箱抽干，以防冻裂。发动机裂开或是车上的零件脱落或磨损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使团与外界隔绝，很难找到替代品。有时使团成员要买到新衣服和熨衣服用的木炭和熨斗都成问题。
包瑞德的继任者威尔伯·J。彼得金中校希望飞机多来几次。他也抱怨，由于他们住的地方太拥挤，新到的物资必须放在两英里外的中国人的宾馆里。在彼得金看来，住的地方太小了，以至于所有的工作空间都被睡觉的地方先行占有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在同一个房间里工作和睡觉。连使团团长都不得不与另外两个官员睡上下铺。这样的环境使得人很难集中精力，会议也很难安排。有时候，三个人共用一台打字机，第四个人就只有手写报告了。这里没有隐私，也没有个人空间。这也使彼得金要求有一个保险柜，以便安全地存放文件和钱。
尽管情况开始时很糟糕，但使团逐渐变得像一个小型军事组织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共同努力，建立了一条新的飞机跑道，它足够长而且很结实，能供轻装的C…46、B…25、B…24和B…29飞机起飞。他们还建了一个厨房和杂物间，并用〃弹簧〃绳将木架床改造成了上下铺的床。当然，建新房子和机场跑道的建筑材料需要空运过来。新建的房子里容纳了气象设备和气象员、一个发电机、收音机、一个密室、一个作战室和一个暗室。美国人在那里冲洗他们旅行时或在延安各处参观时拍的照片，这些拍照都是不受限制的。共产党负责拍照的吴先生也使用〃迪克西使团〃的暗室，有时是为他自己洗照片，有时也为美国人洗。他的工作并不收费，但他会得到胶卷作为礼物，或是其他难得的照相器材。
〃迪克西使团〃的行动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军事机构。例如，他们不像其他军事组织一样做早间的汇报。当他们向使团团长汇报时，他们也同时向将其派往延安的原来的组织汇报。从包瑞德开始，使团就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使团成员都认为他很精明。他们尤其佩服包瑞德会说好些中国方言，这也是他本人引以为自豪的本领。像使团中其他人，尤其是最初的参加者们一样，包瑞德有长年在中国生活的经验。有几人是老〃中国通〃，而且也是传教士家庭的孩子。
但使团不可避免地存在人事问题。一些问题相对较小，容易解决。例如有一次，瓦尔特·格雷斯在一次舞会上对一个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共产党非常严肃地对待中国女子与美国观察员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告诉包瑞德，他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个人是真心相爱。包瑞德马上警告格雷斯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话，他就得离开使团。没有证据显示这样的事情再发生过。
其他一些问题与使团的内部工作有关。彼得金抱怨说，应该派一个军事情报局的人到延安来训练新来的人，〃迪克西〃毕竟是军事情报局的一个使团。使团只有两个人懂战斗序列的这一事实也让彼得金担心不已（应该有三个）。
他们有时饮酒过度。团长发现如果喝酒的人是一个军官时，问题尤其难以解决，因为军官与士兵打得火热。例如，彼得金就认为斯特尔是一个〃聪明但懒惰的酒鬼〃。空地救援组的詹姆斯·伊顿上尉则以另一种方式令彼得金头疼，他怀有空地救援组的人所特有的〃领土扩张〃的想法。彼得金也不喜欢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处（AACS…ArmyAirwaysmunicationSystem），认为他们的人都是满腹牢骚、不断制造麻烦的懒人。杨照辉不满意他的炊事兵威廉·英格（WilliamEng）下士，他好像总是学不会如何把伙食账弄清楚。
延安生活（4）
观察组成员之间也发生了最初的矛盾冲突。有些是由于个人的特性不同而不可避免地爆发的。例如，雷·克劳姆莱习惯于白天睡觉，晚上彻夜工作。克劳姆莱在战争爆发时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日本工作。他被日军抓获，被封闭监禁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每天能得到一杯水，这杯水随他使用。据查尔斯·多尔说，这段经历一直影响着克劳姆莱洗澡的习惯。据说克劳姆莱在延安时，用手指就着一个杯子洗澡。克劳姆莱定期收到从家里寄来的一瓶瓶除臭剂，他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在他的窗台上。
另一个不那么无辜的特殊习惯发生在布鲁克·多兰身上，他喜欢在窑洞里玩弄装满子弹的手枪。一次枪走火了，子弹弹到窑洞里，吓坏了他的室友查尔斯·多尔。多兰很聪明，但情绪不稳定，他在战后自杀。
有几个人在延安孤独的环境里都情绪低落。1946年4月，使团只剩下了三个人。英格下士变得非常忧郁，他的指挥官都考虑要将他送走。当时使团停止了活动，由于没有配给、汽油和电影，英格的心情变得更糟糕了。但相对而言，严重的情绪低落或怪异行为还是不多的可以说非常少，而且那些被派往〃迪克西使团〃的多为年轻的单身汉，他们本来就不如结了婚的老兵们那么稳定。
彼得金继任观察组指挥官前，与其他几人前往日军后方的阜平（Fuping），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旅程。包瑞德教彼得金如何观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构成、武器和装备，以及他们的身体状况、食物、衣服、士气和潜能。他需要注意共产党的武器类型、型号和状况，并判断有多少武器是国民党丢弃后被捡回来的，多少是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多少是从友好的军队处获得的，多少是共产党人自己制造的。彼得金还需要从根本上判断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力度，并对共产党的突出能力和缺点给出一个大体评价。彼得金需要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获取第一手资料，并要留意他们的训练设备，要对共产党军队的自给自足能力做一个判断。包瑞德希望彼得金和他的下属们能带回报纸和刊物。
延安距阜平大约有1000英里路程。观察员们坐在骡子的木鞍子上，在1200～1500人左右的共产党士兵的护送下前进。一队人马护送他们走一段路后就有另一队人马接替。沿途的村民为他们提供热水和粥。彼得金上校带着证明其身份的文件，上面称他是美国政府的特别使团的官员，请沿途的军事或民间组织尽可能地予以关照。
当日军就在附近时，观察组就夜间行进，主要是在山里。他们在行进中碰到了无人监管的伪军战俘。他们参观了医院，那里的医疗人员用红丹、大蒜和鸦片治疗有毒瘾的病人，病人需要从医院走两英里去拍X光。观察组考察机场、军事学院和一个培训教师的学校。中国人为他们进行军事演习和操练，并在每一站接待他们，并为他们提供食物。有一次约翰·高林还给主人演示如何使用当地人自制的地雷。观察组见到了民兵，也看到他们埋地雷。他们看到农民买粮食，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他们经过一些村子时，也看到日军过后的一片狼藉。美国人在所到之处，都有孩子们围观。一天他们碰到一个四处演出的戏班子，他们的行头放在箱子里，驮在骡子上，摇摇欲坠。戏班子里的女人也骑着骡子，一些骡子还驮一只或几只哈巴狗，这些狗看来也是行李的一部分。
在观察组过夜的大部分地方，人们都把门卸下来，放在木架上，上面垫上充气床垫，为旅行者搭起临时的床。有时候中国人会给他们诸如小块的本地丝织品作为礼物。他们有时在村子里的饭馆吃饭，坐在只有六英寸高的小凳子上，吃着放在一英尺高的桌子上的食物。
在这些旅途中，美国人看到中国人挖的防御性窑洞和地道。他们将一个入口藏在猪圈的泥巴下面，另一个藏在马槽的一块假石头下，再一个藏在一个很低的土炕的假门下。美国人钻进地道，那里面布满了陷阱，是为了更容易击中爬进地道的日军的头。在地道两边墙上挖有一些小洞，里面放着照明用的油灯。地道的照明朝向陷阱，但射手隐蔽在暗处。有一个陷阱是将8英尺的木板横放在一个30英尺深的洞口。如果日本人来了，木板就会被抽开。有时共产党在地道口放一口磨，或是用很重的木头堵住地道口，防止日军进入。全村的人都能在20分钟内消失，躲进地道。一个200户的村子可以通过大概15个入口进入弯弯曲曲的地道。地道的建造就像井一样，最初是以一些新挖的井筒为基础建起来的。当一个井筒的一端向前伸展到另一处时，比如说150米远的地方，地道的一部分就建起来了，它穿过井筒，连接两端。最初的洞就被填满了。因为地道是挖在泥土里的，所以尽管人们挖地道时不用柱子，但地道也很少有坍塌的。地道里没有通风设施，也没有卫生设备。当日军进入一个废弃的村子时，他们总试图找到这些地道。他们一找到地道，就向地道里扔催泪弹和手榴弹。
彼得金一直在阜平这一中共游击队在敌后的总部待到1944年12月28日。他和他的使团成员参观共产党的兵工厂、药厂和医护学校。他们还考察了平汉铁路。日军在这一铁路每三分之一英里设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都派哨兵把守，监视附近村庄。一次，一个碉堡中的十个日本人试图拦截美国人，但他们快跑逃脱了。幸好他们逃离了，因为捉拿彼得金的通告已经张贴出来，不论死活，悬赏5000美元。
延安生活（5）
在这些旅行中，美国人穿着中式的棉袄。羊皮大衣可以帮他们抵挡大风。陕西省的大部分农民都住在没有家具而冬暖夏凉的窑洞里。一家人睡在炕上。炕是一种泥土或砖砌成的台子，下面有弯曲的暖气管道连通，用来取暖。一个炉子上面放着半圆形铁锅并与炕相连接。家里用锅烧饭做菜。他们的食物仅限于大米和粟米、一些大白菜，有时也有其他蔬菜和一点儿肉。人们通常都吃一瓣瓣的生蒜。
共产党人通常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社区中心，交由它看管。有时一个月只看见孩子一次或两次。每个家庭都有织布机，每人都有一个碗、一双筷子、四到五个盛食物的罐子。家里没有橱柜或是椅子。在冬天，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将他们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三四件棉衣服，一件套在另一件上。在北方，男人和女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大多数人都剪着短发，戴着旧的蓝色棉帽，穿着夹衣和长裤。男人和女人都几乎分辨不出来，有好几次，美国大兵们在梨树园里参加舞会，当他们打断正在跳舞的两个女子后，才发现他们自己正在与男士跳舞。北方的女人远离化妆品，但在南方，一支口红可以卖到15美元的价格。南方的女人则穿裙子。男人、女人和孩子穿的大部分衣服都是自织土布做的。在中国所有地方，农民都从初冬起就穿上土布内衣裤，直到春天才脱下。
〃迪克西使团〃在阜平度过了圣诞节。尽管主人们都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反对所有的宗教，但他们还是待之以礼，为美国人准备了一顿盛宴，庆祝这个节日。他们送给彼得金的礼物是熏烤的鸡、土布帽子和围巾、白兰地、一件日本军官大衣和中国人概念中的美国蛋糕。
事实上，共产党人非常细心地对待圣诞节，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人很重视它。圣诞前夜，中国人没有忘记送上正式的祝福。1945年的圣诞夜，使团邀请最重要的一些共产党人出席他们的晚宴，并请他们看电影。他们还交换了礼物，尽管这是他们不得不从有限的现存的物品里挑选出来的。1946年的中国新年，伊顿上校收到了一只羊和一只鸡。战区总部努力不忽视这些远离他们的人。魏德迈将军通过信使的飞机送了一棵挂着装饰品的圣诞树和特别的食物，并送给每人一夸特苏格兰威士忌。共产党人非常严肃，总是彬彬有礼，和善友好，他们也爱笑和开玩笑。但美国人认为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和他们斯巴达式的生活。他们〃是与普通中国人不一样的人，因为他们有一种使命〃。书店老板、工人和农民都没有明显的阶级差异。他们在中国其他地方旅行时从来没有见到过上层统治者们拿着的沉重的黑色手杖。
彼得金的使团离开阜平回延安时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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