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伯格向包瑞德要求更多的任务。包瑞德允许他考察附近中国人的医疗情况。指挥官让他观察当地人的医疗设备，并判断如果美国设备可以被带进来，他们是否可以使用。
首先，卡斯伯格考察了延安附近的地区。他到了医学院，见到了医护人员，并尽力评判当地的医疗水平。之后，他告诉包瑞德，他完全不知道中国人是如何诊断他们的病人的，也不知道光坐在延安的椅子上，是怎么处理军队的医疗问题的。要弄清楚这些，他需要跟随共产党的军队一起上战场。包瑞德很喜欢这个想法，他告诉卡斯伯格，因为他正在做这个工作，他应该尽可能地去发现关于士气和其他他感兴趣的事情的答案。于是，卡斯伯格带着一名翻译和一名赶骡子的人出发了。当他们到达日军占领区时，他们又增加了两到三个熟知地形的人。有一次，一些蒙古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些蒙古人穿着平底凉鞋，骑着小马。如果他们有时骑着马跑在前面，他们会在马上转过身，两腿悬空晃动。蒙古人的这种冒险让卡斯伯格很担心，因为他知道，日本人已经悬赏捉拿他。
延安生活（8）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卡斯伯格走遍了方圆几百里的地区。他有时感到心理上的孤立和孤独。他帮助撤退伤员并照料他们，也给中国人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对病人进行护理。卡斯伯格也同一些记者交友，如毛里斯·沃塔（MauriceVotaw）、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和在他之前几天来到日军封锁线后的哈里森·富尔曼。
当卡斯伯格回到延安时，他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并由包瑞德将它送到中缅印战区总部。报告中除了卡斯伯格关于医疗情况的专业考察外，还有一份中共军队进攻一个日军占领的村庄的记录。卡斯伯格还向马医生和八路军指挥将领叶剑英阐述了他的观点。当他说到他在旅途中所看到的医疗系统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时，他们都被逗乐了。卡斯伯格认为，他所看到的医护水平有巨大差异，因为一些医生是在协和医学院（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接受训练的，而其他的没有受过这种训练，因此就很一般了。当医学院的教授离开时，他随身带走他的设备，因此有时候一所医院里什么医疗设备都没有剩下。
卡斯伯格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总是将伤员一起撤走，甚至包括那些明显无法救活的伤员。他希望他们将一些受到更好训练的医生安排到离前线近的地方，这样他们可以对治疗提出建议，而不是因为没有其他药物，只能靠医生使用鸦片来治疗。他也建议增设一些特别的救济医院，少数有专长的医生就可以为更广地区的人服务。卡斯伯格看到，当这样的医院建立起来时，医生们在一些窑洞里工作。一个设在战场附近的小型战地医院会占用大约12个窑洞，伤员就可以在至多三到四天内被送到医院里。门很容易被搬动，在危急情况下，门被卸下来放平，病人就可以躺在上面，被转往山里躲藏。护士们拿起枪，埋好地雷，骑上马，开始上路撤离。护士们也会架起大炮，藏在战壕里，从那里她们可以控制公路。
在卡斯伯格离开后，朱利叶斯·伯米朗兹（JuliusPomeranze）替代了他的位置。彼得金团长很喜欢这位新来的医生，因为他很快就改善了伙食和卫生条件，与中国人友好相处，并对他的职业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彼得金写信给迪奇说，伯米朗兹计划为当地医院做一些事，他认为这可以发展友好关系，而且美国人有时候也需要使用当地医院。使团中的一些人害怕生病和到当地医院去接受治疗。这就是1945年3月，野村患急性阑尾炎时的情况。彼得金总结说，使团的人在美国医生面前会感觉好一些。
美国人在延安期间，在多次医疗危机中帮助了中国人。例如，1946年1月爆发了一次传染性脊膜炎。当地医疗专家们忙得不可开交。〃迪克西使团〃当时也没有常驻于此的医生了，因为卡斯伯格和他的继任者们都已经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杨照辉作为伊顿不在时的执行指挥官，提供了磺胺嘧啶，并向上海发电报，要求送100单位的盘尼西林过来。他还把所有在延安的使团成员都隔离起来，因为当地中国人中已经有18例病例，其中两人死亡。杨照辉请求美国医药帮助共产党并不让人觉得非同寻常。红十字会的医疗物资经常通过美国飞机运过来。
卡斯伯格和马医生并不是延安惟一的外国医生。那里还有汉斯·米勒（HansMueller）、一位名叫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阿洛夫（AndreYakovlevichOrloff）的俄罗斯人，以及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傅莱（Fry）。傅莱于1942年从天津飞过来，为共产党工作。这些人都没有药，但傅莱非常有创造力，他发展了盘尼西林文化，将它用在严重感染的伤口上，尽管这些药并不纯。傅莱相信针灸的功效，不论是预防性还是救治性的，他声称用针灸治好过疟疾。尽管卡斯伯格并不与傅莱一样对针灸充满信心，但傅莱非常渴望获得卡斯伯格的医学知识。卡斯伯格送给傅莱一件军用雨衣和几双行军时穿的靴子以替换下他的手工编织的草鞋，这让傅莱很高兴。但让那些欧洲医生最为高兴的是卡斯伯格带来的医学杂志上的文章副本。
阿洛夫是一个外科医生，他于1938年被召入俄罗斯军队。他在诺门汉（Nomanhan）湖工作过，并参加了芬兰战役，1942年他被批准离开三年，之后飞抵延安。他并不与〃迪克西使团〃的人接触，但卡斯伯格能在医院见到他。一次卡斯伯格问他觉得穿着军靴在外国的感觉如何，阿洛夫回答说，在延安要比在芬兰好。
俄罗斯新闻机构塔斯社（TASS）在延安有两名代表。人们知道的是他们的中文名字，柯立（KuoLi）和孙平（ShengPing）。柯立的原名叫普罗申科（Proshenko）。孙平的真名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PeterVladimirov）。1944年时，他们分别大约为26岁和40岁。他们在两年前接替了原来派到延安的记者。尽管他们声称他们只通过重庆发送新闻，但他们雇用了中文翻译。他们好像收集了许多东西，像要去走私一样。中共的通讯顾问林迈可曾参观过俄罗斯人的住所，他说他们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只有一台接收器。
对于约翰·谢伟思和〃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来说，阿洛夫、弗拉基米洛夫或是普罗申科是否对毛泽东有特殊的联络任务好像并不重要。谢伟思不相信阿洛夫和其他俄罗斯人是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们都不会说汉语，也没有〃中国通〃的称号，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关系好像也并不亲近。谢伟思后来说每个人都知道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派来监视的人，但他在很多年里都对中共当时做的一些事一无所知。例如，共产党在延安北部种鸦片，拿到日军占领区的城市进行交易，以换取药品和其他中共所需的东西。谢伟思本人也是直到1993年才听到这种商贸往来的。〃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时，在冈野进（OkanoSusumu）看来，俄罗斯人并没被给足〃面子〃或是身份。他是日本共产党员，这段时间里大都在延安。俄国人只在重大的社交场合才出现，那时他们只是一大群人中的一部分。除了一些从其他城市，如天津来的白俄罗斯难民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当成可疑的日本间谍来对待，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其他俄罗斯人会在延安出现。
延安生活（9）
当杨照辉任〃迪克西〃团长的时候，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没办法穿过已经涨水的河，回到美国人的住所。结果他毫无准备地参加了俄罗斯人晚上的聚会。他们吃着精美的食物，有俄式的茶炊和白兰地酒。当杨照辉小口啜饮酒时，俄国人笑了起来，并通过一个翻译告诉他，他所做的不是苏维埃式的。他们解释说，苏维埃式的意思就是一口干掉杯中所有的酒。杨照辉说：〃那好吧，为了保持美国政府的荣誉，我就以苏维埃方式喝酒。〃他照办了。接下来是白酒，还是用平底酒杯，以苏维埃方式喝掉。后来还有法国白兰地。然后下起雨来，杨照辉和杨尚昆来到后者的窑洞。杨照辉觉得自己证明了美国人也不是娘娘腔的。
1946年1月7日，两架俄国飞机飞抵延安。中国人并没有就此向美国人做出解释。美国人猜测飞行员住在共产党人的宾馆里。飞行员身上挂着漂亮的勋章，他们断然拒绝了让〃迪克西〃的成员给他们拍照或是给他们的飞机拍照。他们的飞机就停在前来接伊顿赴重庆与马歇尔见面的C…47的旁边。但当俄国人准备要走时，伊顿命令杨照辉到C…47里，透过一扇窗户把俄国人的飞机照了下来。
一次，一名厌倦了内战的国民党飞行员驾驶他的轰炸机叛逃到了延安，在机场着陆。共产党人用人力把他的飞机推拽到了一个山谷，试图把它藏起来。但几天后，一架战机飞来，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好几次，对飞机进行了猛烈轰炸。第二天一架轰炸机出现，绕延安飞行了几周，最后一次扔下了一串炸弹，但并没能成功摧毁飞机。中国共产党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合适的武器来回击这样的空袭。最后，中国人把叛逃者的飞机拆卸下来，以对它进行部分修理。
并不是每个来访的国民党人都不友好。1945年12月，一架载着国民党物资的C…47飞机带来了三个信箱。飞行员在中共的宾馆里住了一晚。晚上他们拜访了美国人的住处，看了一场电影。第二天，一架国民党飞机从西安飞抵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表示了欢迎。第二个月，一架国民党的P…40飞机轰鸣着飞到延安上空。当它经过居住区时，投下了由蒋介石签名的和平条款的宣传单。这些小册子就扔在居住区外面，在河边的空地上。人们蜂拥而至，去捡传单。
尽管关于〃迪克西使团〃的许多行动都尚在公开讨论中，但所有使团成员都认为它的一个最大的悲剧就是日本人杀害了空地救援组的亨利·惠特塞上尉。惠特塞的工作就是建立一套营救坠落的飞机的系统。他在共产党的一个摄影师的陪同下，前往一个靠近敌人封锁线的地区。但当他们进入城镇后，发现日军的狙击手还在那里。狙击手杀害了惠特塞和摄影师。共产党试图找回他们的遗体，但没能成功，还为此牺牲了许多人员。共产党感到极度沮丧，不仅因为他们自己的损失和对惠特塞的崇高敬意，也是因为他们感到没面子，因为惠特塞是在共产党向他保证村子里没有日军时才过去的。卡斯伯格建议惠特塞绝不要在村子里住宿或休息，如果惠特塞听从了他的建议，本来是可以避免被杀害的。〃迪克西使团〃成员满怀悲痛地将他们的新食堂命名为惠特塞堂。
除了失去惠特塞和美国与中共关系恶化之后带来的不便外，〃迪克西使团〃很少经历什么令人不愉快的苦难。对于一个战时被派遣到遥远地方的使团来说，延安观察组的工作相对而言不仅是安全的，而且是有趣的任务。然而1946年5月杨照辉来到北平时却发现，尽管有〃迪克西使团〃驻在延安，北平的总部获得有关延安发生事情的情报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军事地图上显示延安的机场有20架中共的飞机，但事实上一架都没有。其他机场上也显示着这些根本不存在的飞机。北平的军方人士甚至不知道杨照辉驻在延安，这让杨照辉感到吃惊。当他们被告知他的任务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好像并不在意。杨照辉给他妻子写信说，北平满是大腹便便的上校们，他更愿意留在延安，在那里他是重要人物，远胜于在北平过奢华和便利的生活。那些参加过〃迪克西使团〃的人似乎都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领导人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美国人与中共接触时受到的影响要大于他们曾经预料到的影响，有时甚至是以一种他们没有选择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影响。
第三章美军观察组的活动 美军观察组的活动（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当所有的协议都签署完，世界处于冷战之中时，关于〃迪克西使团〃的各种各样的观点仍然存在。人们还有一些问题，例如〃迪克西使团〃的存在是否有价值，中国共产党是否由于〃迪克西使团〃的到来而做了一些在此之前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
约翰·加佛（JohnGarver）所著的《中苏关系，1937～1945年》一书的观察结论是，斯大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基本上是由美苏关系来决定的，因此毛泽东的对苏政策也与他的对美政策联系在一起。1944～1945年，很明显，如果毛不同意与国民党和平合作，他就不能实现打垮他的对手国民党的目标。毛需要在重庆和华盛顿之间挑起不和，以赢得华盛顿对延安的支持。加佛也提到，毛的另一种选择就是可以使苏联与美国分离，确保苏联对延安的支持，然后在苏联的支持下反抗美国赞助的国民党政权。第一种策略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毛泽东操纵苏联对美国的畏惧心理的能力。因为美国当时在中国未被日本占领地区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毛最初采取了追随美国的策略。正如第一章中提到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礼待〃迪克西使团〃的原因。
共产党将〃迪克西使团〃看做是他们取得国际承认的第一步，承认他们控制了大面积地区，并有参与规划中国未来政治格局的权利。但使团建立后仅三个月，史迪威就被派任中缅印战区指挥官，战区被分裂，阿尔伯特·C。魏德迈任中国战区总指挥。当时，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战区利益似乎在减弱，因此〃迪克西使团〃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了。但驻在延安的使团并没有因为事情的这些发展而明显改变他们的行动，因为他们正忙于各种任务和义务。
建立使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收集关于日军的情报。因此，延安的共产党人所捕获的日军战俘就尤其有价值了。美国人第一次见到日军战俘是在一个大厅里，战俘们以10人为一组，坐在桌子旁。他们大约有150人，都穿着共产党的制服。中国人并不把他们称为〃战俘〃，而是〃日本人民解放组织（JPLL…JapanesePeople'sLib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