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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这样主张，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树立一个“解放”老干部的“高级标兵”，便于邓小平复出后更好工作。
当日，毛泽东在文件上圈阅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与此同时，周恩来即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
中央《决定》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邓小平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这个《决定》，尽管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向全党同志正式宣布了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突破！
中央文件发出后，周恩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心中的巨石总算落地，但他却病倒了，治疗、休息两周后，方恢复工作。
3月29日，周恩来在玉泉山会见邓小平的第二天，致信毛泽东，告知邓的精神、身体都好，并写道：“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来见主席。”
29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
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经过“文革”近七年磨难后的首次会面！
毛泽东同邓小平握手时，说了八个字：
“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邓小平百感交集，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邓小平的复出，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要出来工作了！”
“邓小平又当副总理了！”
……
全国人民在奔走相告，老干部们欣喜若狂！他们从邓小平复职的惊变中，看到了前景和希望！
邓小平会见毛泽东的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大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又立刻向毛泽东报告，毛表示同意。
4月1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宣布了政治局的上述决定。
4月12日晚，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出现了！
这天晚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富丽堂皇、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宴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一行。就在这时，六年前被打倒的、“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首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了！
各国驻华使节、记者对这一戏剧性的突变都惊奇不已。一位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道：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意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被遗忘的角落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个重大新闻：
邓小平复出！
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周恩来的努力下，历史终于叩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沉寂六年的邓小平的首次露面，一时成为中外新闻的热点。中国百姓欣慰地看着邓小平的名字赫然醒目的出现在《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纸上，各国新闻媒介争相报道“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出任中国副总理的最新消息……
对于邓小平来说，他对“复出”有点什么感受和体会呢？
几年后，下野后的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在北京问邓小平：“我现在下野了，但希望重返政治舞台。你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你的秘诀是什么？”
邓小平回答说：“只有一个：忍耐。所以我便练习忍耐，也重返了政坛。”
芬兰前首相索尔萨说过一句话：
“忍耐与信仰便是邓小平的财产。”
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有位记者问及他的个人经历时，他幽默地说：“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希望获得该奖的金牌。”
真是大政治家的气度啊！
正是依靠“忍耐与信仰”，邓小平东山再起，重返政坛！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68节 韶山行：邓小平“为毛主席干杯！”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后，不负众望，协助周恩来总理，开始努力工作了。
1973年10月19日，风和日雨，秋高气爽。这一天，分管外事的邓小平送一位重要外宾到桂林，返京时路过长沙，突然决定到韶山看看。
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文化大革命”期间，韶山更是全国人民“朝圣”的地方。邓小平很早就想到韶山看看，一直没有机会。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老早就想来。1965年有这个念头，当时太忙；1966年我想来也来不了啦！”
如今，如愿以偿了。
邓小平要到韶山，湖南省领导人感到欣慰，但在接待规格上有点犯愁。按理说，邓小平过去是党的总书记，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应该按国家领导人的规格；但邓小平毕竟是刚“解放”出来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还很走红，弄得不好，将来又有什么反复，便会留下接待方面的“罪状”。经过反复研究，湖南领导人决定取“中庸”之策，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方针。在用车方面，“红旗”是不好派的，就派了辆“吉姆”，也算高级轿车了；在接待方面，向韶山交代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你们看着办吧！”
邓小平当然不知道这其中的内情。
他来到了韶山毛泽东旧居前，神色显得十分庄重、虔诚。
在陪同人员的指引下，邓小平首先缓步走进毛泽东父母的卧室。当年，毛泽东就是在这间屋子的木床上呱呱坠地的。当陪同人员说到这里时，邓小平笑了。卧室墙上挂着毛泽东父母毛顺生、文氏两位老人的遗像。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曾久久凝视着双亲遗照，他对人说：“我是像我母亲的。”陪同人员介绍后，邓小平一行都点头称是。
说来也巧，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世纪伟人，祖籍都是江西吉安地区人。
史志告诉我们：毛泽东的祖籍是江西吉水人，邓小平的祖籍是江西吉安人。吉水和吉安现皆属吉安地区管辖，故同属江西吉安地区（现改称吉安市）人。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本人，更是与江西有不解之缘了……
从毛泽东父母卧室出来，隔壁就是毛泽东的卧室。一盏竹络小油灯，那是毛泽东青少年时发奋攻读的伴物。床边墙上挂着一幅放大了的照片，那是1919年春毛泽东母亲在长沙治病时，毛泽东和他的两个弟弟陪伴母亲的合影。邓小平看了后，目光注视着墙上的另一幅解说牌上的字样：“1925年6月，毛泽东同志亲手在这里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这个党支部，是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杨开慧在小阁楼上建立的。党支部共有五人：毛福轩、毛新梅、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人称“韶山五杰”，后来都壮烈牺牲了。邓小平看后，详细地询问了毛泽东早期的学习、革命活动以及韶山党支部的建立情况，陪同人员一一作了解答。
穿过毛泽东卧室，是后院。后院有天井、碓屋、谷仓、猪栏、牛栏、农具间等。转了一圈后，邓小平来到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的卧室。
这时，邓小平的神情突然变得专注而凝重起来。他非常熟悉毛泽覃，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他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一起，被“左”倾领导人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受到不公正的处置。毛泽覃在“左”倾错误的淫威面前，毫不妥协，反驳说：“你们这些‘洋房子先生’，到苏区来到处“找岔子’，不过表明你们是一派的领袖，并不能代表党，而只是代表‘派’的“派别首领’。”他在回答“左”倾领导人对他的所谓‘小组织活动’的指责时说：“那是因为有许多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地议论而已。”毛泽覃在主力红军长征后，被留在中央苏区，1935年4月25日，在游击战争中牺牲于瑞金县黄鳝口红林山区，年仅29岁。邓小平在这个卧室里逗留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他说话时的悲切之情，令人荡气回肠！
从毛泽覃卧室出来，又到了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的卧室。邓小平凝视着墙上毛泽民的照片，对陪同人员说：“我认识毛泽民，还认识他的妻子钱希钧。”那是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时候，邓小平时任“红都京官”瑞金县委书记，毛泽民时任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银行行长，他们经常见面，很熟悉。毛泽民后来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了。
随后，邓小平还看了晒谷坪，参观了陈列馆。当陪同人员问他照不照相时，邓小平爽快地说：“照，怎么不照！”于是，邓小平在毛泽东旧居前留下一个珍贵的镜头。
晚餐时，韶山宾馆拿出了茅台酒，热情宴请邓小平。宴席一开始，邓小平就第一个站起来祝酒。他神采飞扬，大声地说道：“来，让我们为我们党，为毛主席干杯！”
“为毛主席干杯！”大家一起举起了酒杯。
邓小平就是邓小平。他是个襟怀坦荡的君子，从不以一己之利而忘天下大义，从不以一时逆境而忘领袖恩惠。他自始至终都是拥护毛泽东、维护毛泽东的。
1981年，邓小平欣然为韶山管理局题写了两块匾额：“毛泽东同志故居”，“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69节 毛泽东请来“军师”邓小平
自从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顷刻出现巨大空缺：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些位子显然需要补充、填缺。
五人政治局常委中，除林彪、陈伯达外，只剩下三人，毛泽东、周恩来、康生。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自己年事已高，周恩来已身患癌症，康生年纪大，身体也不行。怎么办？党的机器要运转，党的领导中枢要健全，国之大厦要有擎天之柱啊！
为此，毛泽东陷入深深地忧虑、思考之中。
同时，还有一个召开党的“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
于是，毛泽东断然采取措施：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显然，毛泽东是在考虑构筑中国政坛的新格局。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当中，毛泽东当时最看好的还是王洪文。
邓小平虽然在毛泽东批示后入京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这时的毛泽东并不想交给邓小平更多更大的权力。他还要观察，还要考虑，还要看一看。
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8·14”批示20天后，于1972年9月7日指名从上海调来了王洪文。
王洪文何许人也？人们只知道他是上海造反派的总头目，“文革“初期制造“安亭卧轨事件”的造反司令，在上海是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三把手。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指名调王洪文进京，当时很多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不甚清楚。
王洪文时年37岁，属少壮派。毛泽东早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开始注意到他，知道他是上海工人的造反派头头，让他在闭幕会上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并介绍说：他34岁，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也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九大时，王洪文被提名为主席团成员，随后被选为中央委员。“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南巡途经上海时，在专列上正式认识王洪文，有过接触。
王洪文进京后，在学习班学习了两个月，毛泽东找他谈了几次话，询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后来，毛泽东称赞王洪文是“工农兵干部”——做过工人，当过农民，当过兵，但还需要搞调查研究……看来，毛泽东是看中王洪文了。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王洪文一下涉足政治局！
而在3月10日已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却没有这份殊荣。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中央工作会议还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成立中共“十大”准备委员会，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王洪文如此快速“擢升”，意味着毛泽东已把他视为新的接班人！
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秘书长的显赫角色是张春桥。
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