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时，兴国主人上了“四星望月”等地道的兴国饭菜。邓小平吃过后，深有感触地说：“吃到兴国饭菜，就让我回想起当年兴国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意，他们总是拿最好吃的东西来招待红军指战员，凡是到兴国来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65节 在江西老区参观（2）
下午，邓小平参观了长冈乡的“毛泽东作兴国调查纪念馆”和“上社消费合作社”旧址。参观中，他指着解说词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珊”说：“这个字是大山的‘山’，不是珊瑚‘珊’。曾山同志很有名气，不要把他的名字搞错了。”随后，邓小平健步登上了长冈水库大坝，参观了长冈水电站，详细询问了水库容量、发电量以及灌溉、防洪、养鱼等情况。
是晚，邓小平在兴国县招待所二号楼休息。
7日早餐后，邓小平对前来送行的县委领导人说：“这次总算了了心愿，了了心愿！我很满意，感谢你们的盛情招待。”
告别后，车驰于都。
于都，邓小平曾到过几次，他的前妻阿金（金维映）在于都当过县委书记，“扩红”时很出名的。在于都逗留的几个小时里，邓小平两次提到阿金，对县委领导人和纪念馆工作人员说：“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你们知道吗？”邓小平确是一个很大度、很豁达的人，他似乎没有一点对金维映在那场错误、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离他而去的抱怨，时光的流逝抹不去他对战友的怀念之情。在于都河畔，邓小平伫立良久。他似乎回想起当年长征时人山人海、击筑送别的悲壮情景，深情地对于都县委的同志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还在用呢！”
8日，邓小平一行来到会昌。
会昌，是邓小平担任会昌县委书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工作过的地方。那时，他年仅28岁。故地重游，邓小平似乎特别高兴。
翌日清早，邓小平就来到当年会昌县委旧址。遗憾的是，县委旧址因年久失修，已拆除改建县法院了，只剩下一棵四人合抱、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榕树，还傲然挺立在那儿。邓小平看后，激动地说：“这里都变样了呀？这棵大榕树还在！我住在这里时，经常在这棵榕树下看书看报。”
饱经沧桑的老榕树，是历史的见证者。当年，邓小平在会昌出任县委书记和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火红的岁月，辛酸的往事，荣与辱，浮与沉，邓小平都没有提起，将它深深地埋在心底。邓小平，就像那棵朴实无华、傲然挺立的大榕树，默默地、静静地经受着人世间的风风雨雨！
8日下午，邓小平来到他曾去过多次的会昌文武坝。当年毛泽东受“左”倾错误排挤时，也到过文武坝，写下了著名的词章《清平乐·会昌》。邓小平转了一圈后，深有感触地对陪同人员说了一句话：
“毛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
离开会昌后，邓小平于当日抵达瑞金。
瑞金，是中央苏区的首府故都，也是邓小平首次担任县委书记的地方。邓小平一到，瑞金县委领导见面就说：“您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欢迎您回来！”邓小平听到此话，感动不已，久久地握住县委领导的手不放。
从9日开始，邓小平在瑞金参观了沙洲坝、乌石垅、下肖村等这些当年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的办公旧址，感慨万千。
当他询问当年红军总政治部在何处时，连瑞金纪念馆的同志都不甚清楚。邓小平就带着他们，从田埂小道一路寻去，找到了一幢外墙粉白、气势恢宏的“白屋子”，高兴地说：“就在这里！”他迈进屋内大厅，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并一一告诉大家，当年王稼祥、贺昌、袁国平、杨尚昆等人的办公住址。有人问他当时《红星》报编辑都有多少人时，他把手一挥，说：“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后来，瑞金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证实：红军总政治部果然是1933年5月从前线迁驻这个“白屋子“的。
随后，邓小平又参观了叶坪、云石山以及瑞金的几个县办企业，并与瑞金纪念馆的同志进行了座谈。他说：“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四十年，还需要努力啊！”“瑞金对中国革命作过重大贡献，应该有个革命博物馆，从井冈山斗争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他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我今年68岁，还可以干20年！”
果然，20年后，邓小平健步视察了深圳、珠海等地，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
邓小平一行于12月11日下午离开红都瑞金，又到了宁都。
在宁都，邓小平先到了黄陂。这是当年中央苏区的腹心地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红军总部等首脑机关都设在这里。邓小平在黄陂公社详细询问了当地的人口、耕地面积、农民收入、机械化程度、照明用电等情况。今后回京工作，必须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从黄陂出来，又到了当年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七里村。当年，邓小平同李富春、曾山、陈毅、蔡畅等，都在这里工作过，也是邓小平“落难”的地方。邓小平目睹省委旧址，深有感触地说：
“李富春是当时的省委书记。我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后，曾经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还没到职就被免掉了。”
宁都，真是个让人惆怅、伤感的地方！当年，毛泽东与邓小平曾双双“落难宁都”。毛泽东于1932年10月在宁都小源村被剥夺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邓小平于1933年3月在宁都七里村被撤掉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
这种无情的巧合和共同的坎坷，恰恰构筑了毛、邓之间数十年挥之不去的回忆与深情！……
邓小平是个深藏不露、执着坚忍的人。他没有沉缅于伤感的回忆，很快收回思绪，启程驰往广昌。
12日下午，邓小平抵达广昌。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当年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曾在这里血战高虎脑。邓小平对广昌的干部说：
“多年来想来看一看。过去保卫广昌，没到过广昌。这次了了这个心愿。”
13日，邓小平离开广昌，到了抚州。在抚州，邓小平参观了纺织厂、制药厂、开关厂等。在开关厂，邓小平对厂领导说：“不要长期搞军品，单一的不好，还要搞民用。”晚宴时，地区领导还上了茅台酒。席间，邓小平还约见了王若飞和张鼎丞在当地工作的亲属。
15日，邓小平夫妇从抚州回到南昌“将军楼”。
邓小平赣南之行，历时10天，到了七个县市，行程两千多华里，看了多年想看而没有机会去的地方，算是“了了心愿”。
邓小平情系江西红土地啊！
江西人民也忘不了邓小平的井冈山、赣南之行！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66节 邓小平入京
邓小平从赣南归来不久，就获悉中央要他回北京的喜讯。
1973年1月的一天，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来到“将军楼”看望邓小平，并告诉他中央通知他于近期之内回北京。
这一消息，使邓小平喜出望外！
盼望三年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电话中告诉江西省委：中央已作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江西省委负责把邓小平一家用小车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的安全。
要回北京了，全家人都格外兴奋。邓小平却遇喜不亢，说：“不忙，过了春节再走。”对于羁居了三年的江西，他还有些眷恋不舍呢！
于是，邓小平一家在“将军楼”小院热热闹闹地度过了1973年的春节。春节过后，邓小平提出，去瓷都景德镇看看。
1973年2月8日即大年初六，在江西省委的安排下，邓小平夫妇等动身前往景德镇。邓小平到了为民、光明等瓷厂和陶瓷馆参观。工人们认出他了，喊着：“邓小平！”并向他热烈地鼓掌致意。11日离开时，邓小平对市里领导说：“景德镇不仅是瓷都，而且世界有名。景德镇的工人是有创造性的，劳动能创造世界。”
在归途中，邓小平特意到了进贤。邓小平在进贤中办“五七干校”的田野上，找到了正在劳动的老秘书王瑞林。王瑞林劫后重逢，见到了离别六年的老首长，百感交集。随后，邓小平将王瑞林带回南昌家中叙谈。
邓小平要回北京的消息，一下子传到了新建拖拉机厂。卓琳代表邓小平到厂里看望了工人们，工人们也来到“将军楼”小院送别。陶端缙老师傅说：“老邓，老卓，你们回北京后，有机会来江西，一定要来厂里看看啊！”邓小平夫妇连连说：“会的，会的。厂里的工人、干部都很好，我们会想念你们的。”
毕竟是三年的朝夕相处啊！三年中，正是这些不善言辞、朴实无华的工人们，给了邓小平夫妇以心灵上的温暖和生活上的帮助。这种在“文化大革命”的峥嵘岁月中结成的情谊，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1973年2月19日，在江西谪居三年多的邓小平，怀着回京的喜悦和对小院的眷恋，带领全家亲属，乘坐两辆轿车，从“将军楼”出发，穿过南昌闹区，向鹰潭方向疾驰而去。
下午4点多钟，邓小平一行抵达鹰潭。在上饶地委委员、鹰潭镇委书记霍凤翠的热情安排下，住进了既保密又安全的镇委招待所。入夜，邓小平听取了霍的鹰潭情况介绍，正在鹰潭慰问的省慰问团上饶分团负责人朱开铨、莫循等人参加了座谈。
20日上午11时许，邓小平一家登上了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于22日安抵北京。
邓小平一家进京后，中办安排住进北京西郊花园村大院新盖的楼房里。据说这是为“文革”中一些新上来的“领导”、“新贵”盖的。
这时，中央还没有明确邓小平的工作。乘着复出工作前的空闲之机，邓小平看望了李富春、蔡畅夫妇，以及罗荣桓、陈毅元帅的遗孀林月琴、张茜等人。
经过“文革”的风风雨雨和江西三年的羁居生活，邓小平终于回到北京了！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67节 分离近七年后，毛泽东会见邓小平
邓小平的复出，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自从毛泽东对邓小平上书作了“8·14”批示后，一直拖了四个多月才显山露水、落实解决，确定仍羁居江西、“与刘少奇有所区别”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后20多天——即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一个37岁的“少壮派”、上海造反派总司令——王洪文，到北京“学习”、“调研”，并“参加中央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呢？
直到十大前夕，人们才“雾里看花”，逐渐明白：翌年5月，毛泽东提名王洪文参加政治局工作，担任十大“准备委员会”的主任，竟名列周恩来之前，十大时一下子成了党中央副主席！
啊，原来毛泽东在关注邓小平的同时，又物色了一个新的接班人！……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8·14”批示被“搁置”四个多月后，到1972年12月中旬，周恩来抓住一个良机，又旧事重提。
那是1972年12月17日晚，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说在“二月抗争”中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于是，周恩来第二天就给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写信，说“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随后，又写道：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多次。
这是周恩来用心良苦地推进邓小平“复出”的又一重要举措，尽管毛泽东12月17日晚上的谈话没有提及邓小平之事，但四个月前有“8·14”批示，周恩来巧妙地借题发挥，旧事重提，从谭震林谈到邓小平，敦促政治局有关主管部门引起重视，贯彻落实。
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面议此事。
12月27日，纪、汪就安排谭震林、邓小平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因为他知道，邓小平复出任职事关重大，又一直受到江青一伙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决断、拍板不可，否则难办。而且，还得政治局讨论，形成集体意见，再呈主席审批为妥。
1973年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要让邓小平复出。江青、张春桥等则百般阻挠。政治局会议上斗争激烈，但因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江青一伙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于是，3月9日，周恩来立即将草拟的（1973）19号《中央讨论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亲笔在文件封面上写道：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