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秘书长的显赫角色是张春桥。
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女）、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邓小平在“十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没有进政治局。
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路线，错过了林彪集团垮台后纠正“左”倾错误的历史契机，加强了江青集团的力量，使全党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轨道继续滑了下去。
“十大”以后，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快就结成了“四人帮”。
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仅三个多月，情况就有新的变化。
1973年9月13日，在林彪折戟沉沙两周年的这一天，《人民日报》首次刊登了毛泽东与王洪文的合影。
随后，王洪文经常出入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见外国首脑。人们从新闻媒体中看到：毛泽东在会见蓬皮杜、卡翁达、尼雷尔、布托、希恩、侯赛因、西哈努克等人时，坐在毛泽东两侧的总是周恩来、王洪文。
一时，王洪文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
有位英国记者曾这样评述道：
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派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接班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乱和混乱。……
人们还注意到：王洪文开始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时，总是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到后来就跷起二郎腿，斜倚在沙发上，有点飘飘然了。
这当然不是王洪文“失宠”的原因。实质性的问题在于：王、江、张、姚四人结“帮”。比如：江青、王洪文收到来自下面反映总参和中央领导人问题的一些信函、报告、文件，总是在他们四个之间批来批去、传来传去，而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撇在一边。王洪文也渐渐显露出他造反派的劣迹……
于是，三个多月后，毛泽东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等人的建议下，开始把目光移向邓小平，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了。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因毛泽东这时身体虚弱，行动不便，政治局会议就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举行。
政治局委员们翘首聆听毛泽东的发言。
毛泽东缓缓地说：
“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再追认。”“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但要议军，还要议政”……
“我主张找各大军区司令员来议，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下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要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代表你讲话。我是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的，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不行。”
12月13、14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又具体谈了“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问题”，要“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的会”，要“互相介绍一下”。
接着，毛泽东又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又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又强调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指邓小平），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毛泽东在12月的几次讲话中，对邓小平表示了高度的信任，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军师”，提议他“当军委委员”、“当政治局委员”，“当总参谋长”，这实际上是让邓小平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建国后，邓小平虽曾担任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但没在中央军委中担任实际领导工作。毛泽东作出这一决定，意义深远。。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当然是经过反复思考、反复比较、反复权衡的。他选择了邓小平，对邓小平投了信任票。
毛泽东在12月讲话中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朱德是“红司令”。“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毛泽东是难得作自我批评的人。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作了一次自我批评。林彪垮台后，这次在12月会议上承认“犯了错误”，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作了自我批评。这充分显示了他知错就改、虚怀若谷的领袖风范。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亲笔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样，在邓小平复出后仅9个多月，毛泽东就开始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集党、政、军重要职务于一身，重新成为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70节 “邓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
邓小平不愧是“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军师”。他迈上第二个台阶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以高瞻远瞩的新姿，投入了一场更为复杂的政治较量。
江青是“四人帮”的实际领袖。她倚仗是毛泽东的夫人，盛气凌人，到处插手，不可一世。尤为恶劣的是，1974年一开春，她就利用毛泽东关于林彪的“尊孔反法”的讲话，炮制和下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在北京连续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组建“梁效”等御用写作班子，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江青四出活动，放火烧荒，吹“女皇”，骂“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以沉疴之躯，一方面承受着批“周公”的精神重负，一方面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弄得心力交瘁。他终于病倒了。于1974年6月1日住进了北京解放军三○五医院。从此，开始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
周恩来病重时，邓小平已悄然崛起！
邓小平责无旁贷地分担了周恩来的重负，成了周恩来亲密的得力助手。
于是，江青等人又把邓小平视为“周恩来第二”，视为新的政敌。
1974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讨论由谁率团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外交部根据毛泽东、 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出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江青对此表示激烈反对。
中央政治局把情况报告毛泽东。
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江青接到中央办公厅转来的毛泽东的信，不得不收敛了。
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送毛泽东定稿。毛泽东审阅后，于4月4日批示：“好，赞同。”
4月10日，邓小平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他身穿藏青色的中山装，健步走上讲台，以坚定自信、铿锵有力的语音，明确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我国的对外政策。这个发言，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发言以后，70多位国家代表团团长在会场里排成长队，一个一个地同邓小平团长握手致贺，时间长达20多分钟。中国记者录下了这一热烈动人的场面。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活跃了。他开始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在新闻媒体频频“亮相”。
周恩来住院以后，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时，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仍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
一个新的毛泽东领导之下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了！
邓小平的工作作风与周恩来迥然不同。用一位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的话来说：
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个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让我们来看看邓小平是怎样不顺“激流”，“筑坝”堵水的。
是年10月4日，毛泽东在长沙让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就说：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王洪文亲笔把毛泽东的指示记在笔记本上：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当晚，王洪文把这一信息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听了，气得发抖，说：“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江青的如意算盘是让张春桥出任这一重要职务。于是，他转怒于邓小平，竭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有预谋地在会上发难了！
会议本来是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可是，江青却突然提出一个所谓“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
所谓“风庆轮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了一艘万吨轮船“风庆号”。建成以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船上安装的国产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风庆号”只能跑近洋，不能跑远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号”远航。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号”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即以《红灯指航向，踏破万层浪》为题，发表大量评论文章，批判“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欢呼“自力更生的胜利”，等等。
10月13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说：“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即批道：“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思想教育！”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从“风庆”轮——交通部——国务院——邓小平，“四人帮”图谋顺藤摸瓜，攻击邓小平。
因此，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气势汹汹地责问邓小平：
“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没有理他。
江青看邓小平没吭声，又咄咄逼人地质问：“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邓小平气愤地回击道。
说罢，邓小平愤然退场！
这次的政治局会议因此不欢而散。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认为“已有庐山会议气息”。他们知道，6月20日邓小平要陪同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