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又翘翘拇指说：“大人物到底是大人物，与众不同！那天晚上（指我被捕当晚），在巡捕房里他对他的部下训话，不要说他的部下都感动得痛哭流涕，连我们在场警戒的十几个包打听（探员的俗称），也鸦雀无声，肃立静听，而且还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平时，哼！怎么会有这种场面？被捕的犯人，哪有如此大胆？只有我们作威作福，怎会倒过来我们反而在听他的训话？”还自摇摇头说：“这真是邪不胜正！”
我常体会到人的善恶，常在一念之间。洪承畴也想殉国，一念之差，沦为遗臭；文天祥、史可法一念忠贞殉国，正气万古浩存。也即孔孟哲理：“尧舜兴则民好善，桀纣兴则民好暴。”毛泽东为了夺权，一念之恶，亿万人受尽荼毒；邓小平深受苦痛体验，倡导“实事求是”、“真理实验”，纠正共产党错误哲学，同一理也。我这点硬骨头，竟获无穷之收益。
在我被捕的第三天，妻向守下要求，要去狄思威路宪佐队探望我。守下经电话请示其上级后，准妻外出看我，并叮嘱说：“快去快回，可不准去别的地方。”妻抱河光出门，绕了几转，见无人跟踪，立去电台李效实处，嘱其电台上级我被捕经过，及约定以后联络方法，然后来狄思威路看我。
守候者撤离后数天，捕房探员又来我家造访，表面上是友谊探望，实际是讨好要赏。他提起妻那天出外探望我一事说：“依照我们巡捕房的规矩，既然守候在此，虽准你外出，也一定要派一个人跟你同行的；但此案完全是日本人主办，我们只是例行协助，日本人不照规矩办，我也乐得不管。”又说：“我们干这差事，也只是为了生活，迫于无奈；现下物价高涨，待遇低，生活也真难过。”言下之意想要外快。妻就给了他四十元买酒吃。他似乎嫌少，但也未再多说。
此后妻常来看我，同时与李效实及各单位密取联络，她为避人耳目，常抱河光同行。有一次，在宪佐部里意外地看见毛进发，妻怒火陡生，把河光随手搁在地上，抢上前去狠狠掴他一个耳光，戟指大骂：“你这该死的叛徒，如此贪生怕死，出卖同志危害大局！你怎么对得起国家民族？怎么对得起领袖（指蒋委员长）、老板（指戴先生，这些都是同志间的口头语）？”毛原本笑眯眯地点头，在打招呼，突见妻一改平日温文有礼态度，变成凶神恶煞一般，大惊失色，满脸涨红，低头自责说：“我会自己制裁的。”（后毛遣回后方，接受纪律制裁，禁闭一年）河光才十个月，还不会站立行走，跌倒在地，大哭起来。宪佐们也即上前劝解。我正被禁二楼一房间内，忽闻楼下人声嘈杂，并有妻的喝骂声、小孩的哭声，正感奇怪，一个宪佐上来对我笑道：“你太太真勇敢，在教训你的部署哩！没事，她就要上来了。”迨妻上楼，余怒未息。我把宪佐的话告诉她，她呆了一呆，顿感愧悟，苦笑着说：“惭愧！惭愧！我竟如此冲动。”幸是宪佐们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室，否则，只怕真要另生枝节了。我向妻解释，不要苛责部属，苦刑实在难熬，没有几个能像王长安，视炮烙如甘饴的。
日宪把我当做人质
当我被捕之初，日宪曾问我部属、组织、人员等等，我答：“多捉些人，多杀些人，没有意义。我是首领，杀我一人即全瓦解，何必多花力气？”很奇怪，日人竟真的没有继续追究。如果对毛进发不断苦刑逼供，他是总交通，知道各单位负责人姓名、住址，如带路追缉，吾无噍类矣！他们只是不断劝我宽怀安心，明哲保身，没有说明要我帮他们做什么？最多说到“合作”为止。除了大塚、青柳、于子珍及若干宪兵士官对我劝慰外，并邀请杜月笙高徒董惠民、军统局上海站长季仲鹏（曾任戴之秘书，被捕受日控制，以后帮我建立大功）、沈文郁（不知何单位负责人，被捕受日控制）、黄再生（忠义救国军某单位负责人，被捕受日控制）等，对我劝慰。我对大家勉以大义，尽忠报国，他们都哑口无言。但始终没有汪政府及李士群特工总部之人来见我，不像要我参加伪组织。而日人对我善意优待，一直尊称“将军”、“阁下”，毫无对俘犯疾言厉色之态，不知用意何在？我不断用言词及动作试探，在其士官中探出，日人把我地位估计很高，认为把我软禁优待，重庆投鼠忌器，即不敢在沪恐怖行动了（即是把我当做“人质”）。如果杀了我，重庆不过再派人来，治安还是不能维持。有一天，大塚和我谈话，我坦直问他：对我用意？他也明显的说，希望我帮助维持上海治安。我说：“我是笼中鸟，无权、无人，何能为力？”他说：“只要能维持上海治安，任何需要都可考虑。”我趁妻来探我机会，把这些事情秘密告她，向上级请示。上级知我被捕自极焦急，但未继续扩大，核心人员及电台仍旧保全，略稍安心。对我指示：“只要能保生命，任何要求都可接受。”我乃向大塚表示：“愿尽所力，协助维持治安。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希将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调用，同时续与潜伏人员恢复联络，由我全权运用，你们不要插手。”大塚欣然接受。即将周觐光、毛进发、安平贵、刘世桢妻等十余人释放，交还我用。但陈纪廉等十余人已被处决，使我深悔不早提出要求，致使陈等含恨九泉。
日宪只重视我个人，指令全体宪佐保护我，防我潜逃或发生意外，对我妻及杨凤吉等毫不注意，对电台李效实更毫无所知，对我部属亦毫不重视。狄思威路房屋不大，容纳不下这许多人，日宪另拨茄勒路文德里二号，除住几十名宪佐外，我全家老小及杨凤吉等，都迁入同住。已暴露身分及一部分行动员，也招来同住。刚好当时其他行动单位，多被敌伪破坏，除我之外，沪市几无枪、炸之声，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无事。
日人认我“人质”有效，不断举行庆功宴。我这“俘虏”，竟被位于上宾，“说客们”也常参加。在锦江饭店那次庆宴，印象特深，似我所见最精美之盛筵。凡有日本高级官员出席之宴会，多在日人餐室举行，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五岛茂、大塚清等，曾同席几次。有一次，木下检阅劈刺演习，特邀我坐他近旁，以示给我光荣。我心绪万千，庆宴时强颜举杯，精明的日本人自然看出我的苦闷。有一天，加藤田准尉等三人，引我去料亭寻欢作乐。他们向日歌妓特别介绍，说我是如何如何了不起的人物，上海治安能够确保，大家能享和平安乐，全靠我一人之力。日妓跪在榻榻米上再三叩头，千谢万赞，在饮酒间竭尽献媚，并自愿陪宿，我神疲心瘁，在那样心绪之下，自无意寻欢，以身体不适婉辞，只欣赏她们美妙歌舞。由此益证他们把我当做英雄人物，重视我这人质。我又从不吸烟赌玩，认我乃正派军人。
在敌心脏里迭建奇功
不知日方根据什么，竟视我为军事家，常常和我谈论当前战略、战术问题。为了考测我的军事涵养，特映一部“将军与参谋与兵”的电影给我看。将军人物是描写一位中将，策划某一战役，临事镇定、审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处处表现大将风度；参谋是描写一些佐（校）级参谋，认责负责，力持己见，一俟主帅指正裁定，彻底执行；兵是描写一群士兵，勇于实施任务，还穿插伙夫、杂兵幽默可笑镜头。看过之后，他们要我讲评，我对日军决策、执行、实施各阶层的概念，本来略有心得，经我评论之后，他们深表赞叹！并常邀我出席类似军事会议。我审视布置环境，沙盘演习工具，知系军事会议之后，粗略收拾，邀我入室，听听我的意见。日军处事素极谨慎机密，其电话机旁及门边，都有触目惊心的防谍标记，描绘间谍窃听及剪线破坏等，地图都用布幕密遮。我对军事学识，实际只知皮毛，我常看些军事书籍，喜读精彩战役文章，诸如日俄战役、日清战史、普法战争、拿破仑几次有名战役及败绩，太平天国双方几位智勇战将等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读过之后，还写了一篇长文心得，对记述历代名将治军用兵，也很有兴趣。我经常广泛阅读报章杂志，常识尚算丰富，当前军事态势，也大略知道，尚能应付他们的问题。
我知道墙上布幕之后，即军事地图，早想一窥究竟，但尚不敢造次。此时我指手划脚，讲到激昂处，随手“沙”一声拉开布幕，他们没有阻止或责难，只是面面相觑；我一面手指地图，解释双方用兵优劣态势，一面强记梦寐以求的这个极秘密军事部署。会后回来，立刻电报上级。由于常常这样强记，用脑过度，自觉大伤脑筋。以后梦中也常重演这些情景。事后在战场上证明，这些日军军事部署，完全是符合实情的。
有一次，南京来了两个日人，一个少将阶级，不知何名；一个中佐，事后知是特高课长绪方泉。并在上海宪兵本部邀我参加会议。我静观情景，似专为聆听我的意见。他们已拟好作战计划，准备扫荡苏、皖边境广德的忠义救国军。南京来的二人很少讲话，多由大塚发言，作战计划、地图等都在他们手上，我只遥遥目击，没有给我面前细看，我即表示：
（1）忠救军是游击部队，活动性很强，不易捕捉或围歼。
（2）该军不重视坚固工事，不善坚守。
（3）该军没有重武器，不能攻坚，也不能顽抗。
（4）该军盘据山区，附近公路已经破坏，运兵车只能接近中途，如用骑兵，目标太大，应用快速部队，掩旗轻装，闪电进攻。
（5）该军眼线四布，触角伸入对方内部，对其用兵必须绝对机密，否则必然扑空。
（6）找不到该军大部队集结目标及坚强工事，如动用空军轰炸，徒毁一些民房，没有军事意义。
（7）该军总指挥郭墨涛，听说颇善用兵，如无善谋对策，恐怕得不偿失，反而吃亏。
（8）该军军心团结，有中心思想，上下效忠蒋委员长及戴老板，无法促其投降，宣导攻势不生作用。……
他们听我分析之后，表情似甚信服。我趁此用探询口气探问：“动用多少兵力？打算何时开始行动？”他们都无回答。大塚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十万大军任意调用，随时开始扫荡。”
我看出这次作战，乃南京主持。日人对中国部队战斗力，素极轻视，对游击队更不在眼里。我立将经过详报上级，上级立即电告郭墨涛提高警觉，准备应变。岂知这位兵家总指挥竟以为只是例行通告，毫不重视。不久，南京日军果然出击，兵临门前，郭落荒而逃，损失甚大，受到撤职查办。我则受到特别嘉奖，并蒙发给奖金二千元。对我情报益加重视。
狡诈的日本人，居然把我这赤胆忠心的爱国者，放在心脏里，给我机会看到其军事秘密，公然与我讨论军事行动，使我屡得重大收获。我竟得意忘形，胆大妄为，在另一次类同场合，几招杀身之祸。有一天，我去松本曹长房内坐谈，他正轮到值日，有事离室。我见桌上覆着硬板，夹有纸张，随手翻转看阅，是“日日命令”。我正在看阅，被他回室看见，立刻放下黑脸，指我是“间谍”，偷看军事秘密。我向他百般解释，只是无意翻阅一下。他指斥说：“上面明明写着极机密。乘我离室偷看，无疑是间谍，应处极刑。”我说：“我帮你们确保上海治安，像间谍吗？你邀间谍坐在房里，又把军事密件放在桌上，也太疏忽了。我被办罪，连累到你，实在抱歉！”（我有暗示其故设圈套陷害我之意，也暗示他有怠忽职守之罪）松本是劈剑、刺枪高手，我在警校亦好此道，但只三脚猫功夫。对松本甚为景仰，常与交谈劈刺术。有一次，松本腰部劈伤，我还帮他搽过药，总算有些交情，没有追究下去。自此我与他们来往，时刻提高警觉。叨天之佑，我在敌人心脏里，克服无数艰险，获得无数极重要成就。
日人见我安于现状，不虑潜逃，以为本人即能逃脱，一家老小逃不了，每天只来巡视一下，以后隔几日或有事时才来看看。他们每遇疑难事情，多来问我，把我当做谘询机构。宪佐队于、刘正副队长，仍在狄思威路遥遥指挥小队长费宝林，督率几十名宪佐对我监视，认为万无一失了，殊不知这些宪佐受我感化，由敬佩而同情，而合作，而为我用（他们见日人重视我，又知我系重庆大官，认为依靠我比依靠于、刘更有前途，也是主因）。于子珍乃胆小汉奸，只图享乐，刘禹卿是无知地痞，只知向赌台逐利敛财，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我表现是被监视犯，实已相当自由。我除令情报人员继续工作外，行动工作完全停止。为恐行动人员在外闯祸，索性将他们公开身分，作为前来投诚。日人见他们来投，协防上海安宁，一律欢迎，与宪佐住在一起，成为大杂团。在此矛盾夹缝中生存，自极惊险。但又为处境所迫，不断发生意外事件。兹举一些如下：
（一）有一天，宪兵曹长黑氏理助，接我去宪兵本部，要我审问一名投降分子。因为言语不通，他们问了数小时，不得要领。我和他略一交谈，知其为军统局报务员郭晋黎，崇明人，新近派来上海，为新建单位通讯工作。领导人陈志强，工作无法展开，不顾部属生活，郭走投无路，故向日宪兵本部自首投降。我问他：“你既不懂日语，怎么想到来宪兵本部投诚呢？”郭答：“我知道戴笠很厉害，无孔不入，到处有他的工作人员，想来想去，只有日本宪兵本部才安全。这里总没有戴笠的人吧？！”说到这里，我的随从徐志达，忍不住“咭”的一声笑出声来。郭惊觉地张皇四顾，顿觉不安。
我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当即避重就轻对日宪说：“郭因无法生活，藉托抗日地下分子，实图一瞰饭之处。”日宪追问郭的背后领导人，我说：“他的领导人陈志强，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