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回忆录:抗战敌后工作追忆- 第8部分

　　我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当即避重就轻对日宪说：“郭因无法生活，藉托抗日地下分子，实图一瞰饭之处。”日宪追问郭的背后领导人，我说：“他的领导人陈志强，似亦很潦倒，恐怕与郭一样的东西。”日宪未即罢休，追问与陈约晤时间、地点。郭说：“两星期见面一次。下次约晤是某日某时在吕班路法国公园门前晤面。”我回来之后，立即向上级电告经过。上级回电指责陈志强不好好工作，不顾部属，挥霍公帑，要我将其逮捕，向日宪献功，以争取日宪信任。我自不愿照其指示去做，伤害同志。

　　届时，日宪二人，将郭带来文德里二号，要我同宪佐几人同去捕陈。我另嘱心腹同志徐志达，骑脚踏车随行，暗示机宜，伺机通知陈志强逃脱。我们在公园门口分散守候，过时一点多钟，仍不见陈来。日宪等得不耐烦，叫大家回去。我说：“你们先走吧！我们再等一阵子。”日宪即先离去。岂知这位陈志强晚了一点半钟，才坐黄包车来，遥远即被郭晋黎看见，用手指着叫道：“呶，呶！就是他！”陈算机警，没有停下，促车夫加紧脚力飞跑。当场没有捉他，但徐志达脚踏车紧跟其后，到了大世界附近澡堂前下车，徐即趋前示意：“是友非敌。”并邀其入澡堂叙谈，告其郭已投敌，促其逃避。陈初甚惊惶，见徐对其亲切关护，知系自己人口气，竟大吐苦水，自称黄埔四期，以他这个招牌，到处可得高官厚禄，倒霉被军统局派来上海，经费既接济不上，工作又得不到辅导和展开。对郭更一味埋怨。徐对他善言劝慰，在沪既难施展抱负，不如早回后方。

　　日宪对捉不到陈志强毫不在意，即将郭晋黎交我处置。我将郭、陈情形详报上级，上级指示：仍将陈捕送日宪献功，或竭力隔避，免受牵累。此后，我即未再见陈，亦不知其消息，对郭则上令秘密制裁或设法送回后方。我为好生之德，本想把他送回后方，但他思想已动摇，如送后方，经过沿途关卡，只要郭一叫喊，非特护送人被捕，且将连累到我全体，不敢冒此危险；如果制裁，又无法应付日方；想不出妥善办法，只好暂把他软禁室内。我的行动人员，很多江湖豪杰，我虽不时告诫谨慎守密，但在言行间仍常露爱国英雄本色。对郭叛国投敌，不免有轻视讥笑表情。可能被郭看出破绽，一日，竟乘机逃脱。先前我与谈话时，知其在沪只有一家远戚，别无亲友，身上又无钱物。我立率心腹按址追捕，他果然睡在远戚阁楼上，即将其捕回。恐其败事，只好严密看管。又怕他乘日宪来时大声喊叫，我自已还是囚犯，囚犯关禁囚犯，实为奇闻，也真令人提心吊胆。上级为我安全，令即密裁。我与多谋的行动员黄福林密商，黄主张请其喝烈酒，强劝多饮，不给他饭食，把他“醉死”。我交黄全权处置，他果把郭“醉死”。

　　我报告日宪，日宪派宪佐部医官李霖来检验，李是油滑小汉奸，常来为宪佐们治病。他检验之后对我说：“郭饮酒过量，但无病象，颈部有些瘀痕，死得可疑。”我自圆其说地解释：“他可能精神苦闷，饮酒太多，酒后烂醉，或发酒疯，自扼喉部意外致命。”并解释说：“郭与大家无怨无仇，从未与人争吵，亦未听到打斗声音，没有被害道理。”就这样不了了之，没有追究下去。

　　（二）又一天，黑氏又来接我去宪兵本部，要我帮助审问犯人。

　　我走进审问室，见台上绑着一个身无寸缕的妇女，打得遍体鳞伤，把女人的“圣地”当做烟灰缸，吸过的烟蒂，都向圣地一塞，她当然剧痛惨嚎，围着的宪兵则引为笑乐。有虐待狂的池田曹长也在场，我不忍同胞受此惨辱，热泪向肚里吞。我坦直地说：“大家都有母亲姐妹，怎忍如此虐待妇女？”加藤田才说：“看你的面上，把她解绑吧！”让她披上衣服，并嘱其好好合作，坦白供认。我见她苦刑之后，忍痛悲泣，在那环境之下，只有掬一同情泪，不知用什么话安慰她？更不知如何审问。所以什么都没有追问，连她姓名我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她三十多岁，中等身材，似是国民党情报人员，与吴开先或吴绍澍有关系，是工作上关系抑亲属关系，我都记不得了。吴开先我没有见过面，知他是国民党在上海地下工作大员，抗战末期，敌伪曾想利用他作为与重庆谈判的桥梁，胜利后做过上海社会局长。我与吴绍澍有过数面之缘，他也是国民党上海大员，抗战胜利时，因部属舞弊被戴笠当面训斥，我曾代其善言缓颊。后被选为上海区立法委员，闻因内部争权，吴受排挤，愤而投附中共。我非国民党员，不知他们内幕实况。

　　我对日宪说，她只是文工人员，为宣传机构跑跑腿；说她蒐集情报，也只写点道听涂说捕风捉影的东西，不过贩夫走卒的传播罢了。不如叫她帮你们写写文稿，化敌为友，发扬“东亚共荣”宣传力量。或索性把她放了，以表“皇军”宽大。日宪果然听我良言，不再用刑追审；不久，把她放了。

　　（三）一天，浅野隆俊曹长来看我。据告：他们侦测台听到一处电波，似系秘密电台发出的讯号。因在弄堂内，房屋毗连，侦测汽车开不进去，不能断定哪一家？要我帮助侦查。我随他们同去观察，到了附近，才知是拉都路乐村，徐躬耡家也住乐村。我装作很卖力观察，并派人侦查住户来往人等，同时电告上级。上级也即回电说：“本局在那里没有电台。并嘱设法拖延时间，容向其他单位查询。”很快又来电说：“查不出属何单位。如果无法阻延，任由日宪处置。”只延几天，日宪已测出电波位置，但在几家中不能确定哪一家。乃趁其通报时，同时入屋搜查。在顾姓的家里，搜出发报机，即将顾及一张姓青年逮捕，押至宪兵部；我也同去，帮其审问，故未用刑。

　　据顾供称：他名顾一帆，是报务员，也是负责人，张颐是他的译电员，系属国府行政院秘密电台。其幕后人即孔祥熙，每日报导上海经济情形。他所来往之人，多系金融界大人物及钜商，顾经常向他们探询经济情报，他们只知顾是与政府有关的联络人，并不全知顾有电台与重庆通报。顾所供出有来往的十多人，确皆上海金融界巨子。我恐彻底追究下去，可能破坏政府财经讯息，影响抗战力量，乃对日宪说：“顾只每日抄报经济消息，等于通讯社广播商情，毫无军事价值。孔祥熙是国府财经专家，并非拿刀拿枪之人，如果追捕有关人员，他们都是金融界大亨，并非顾的情报员，惊动社会，反而影响人心。”

　　日宪见非恐怖组织，对治安毫无影响，也即不予重视，停止追究，将顾、张交给我处置。顾以为我破坏其工作，对我颇不友善。我不便向其解释，任其回家。从张颐口中透露，顾仍续与重庆秘密联络。张颐为常州人，乃一纯洁青年，我即收为部属，一直随我做文书工作。我离大陆后，失去联络。上级以我对此事处置适当，予我特别嘉奖。

　　（四）又一天，黑氏曹长邀我去宪兵本部帮助审案。我在审问室隔壁稍坐，见一瘦高混血青年，坐立不安，猛吸香烟，神态紧张，不时向审问室窥探。后来知系“抗团”叛徒郑有溥（化名老万，中俄混血儿）出卖了北平、天津的抗团组织之后，来沪继续引捕同志。

　　迨我走进审问室，见一青年（后知名罗长光），刚刚用过刑，满身血污，低头悲愤，日宪仍续向其追问余党。另一青年（后知名申质文）正被绑在台上刑审。日宪用竹片扎成的劈剑，坚实而有弹性，用力猛打，打得血肉模糊。尚有几个绑着的，已经用过刑及正待宰割。这班热血青年，多是平、津名门富贵子弟，自动组织“抗日除奸团”（简称“抗团”），其轰烈事迹，我早有所闻。戴先生提及其可歌可泣、搏杀汉奸的壮烈事迹，曾热泪披脸。我面对义如手足的同志，还有什么好审哩？又不能表明身分，对其同情慰问；只好问其身世及参加抗团经过，敷衍一番，并略予精神安慰。我回家之后，立报上级，上级亦即示覆“设法营救”。我即向日宪献议：“这班血气方刚的青年，冲动无知，受人利用，其情可悯。要捉的已捉到了，他们所做的事，也已说了，漏网的已无作用。多予刑杀，反而引其更多敌忾仇恨，更多捣乱。不如给其自新之路，责其亲人管束，以表“皇军”宽大。幸日人接受我的意见，未再用刑，保住全部生命，陆续保释。有一部人员，如谭礼等交给我用，罗长光回上海圣约翰大学修业，后来赴美国深造，现仍为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但因刑伤脑神经，成为癫痫宿疾，须经常服用镇静药，有时虚弱病发，昏倒咬舌流血，不省人事。

　　几十年来苦撑执教，我经常与其函电联络，每经纽约必去看他，予其精神支柱。申质文虽未被打死，但腿弯肌肉被打溃烂，结成硬疤，失去弹性，伸缩不灵，行动跛跚。其他同志都被打得遍体鳞伤，遗留终生疤痕。未被捕的女同志石厚英、陈莲珍等，我代其掩护，逃过难关。（五）又一天，浅野曹长邀我去宪兵本部帮其审案。我见一清秀青年正被刑审迫供，该青年神态倔强，不肯供出同党，日宪要我接代审问。我即将其解绑，停止用刑，善言劝慰，他才答话。据告：他名孙郁文，浦东人，在上海洋人家为西崽，暗代苏北新四军采购物资，为小人出卖被捕。并称：“托买物资的人多在苏北，有时来上海，住无定所，无法引带捉拿，所买物资，一批一批随买随运苏北，无法缴出存货。至于交易商店，并不知道我为新四军办货，我不能乱攀害人。”我向日宪解释：孙的话实可相信，硬打硬逼，逼不出什么的。

　　日宪根据内线密报，仍续追缉余党。押去孙家及接头处搜查，在接头处碰上一位曹姓青年，性情刚烈，跳出窗外当场跌死。搜出的书籍，多系左倾作品，信件笔记，亦系左倾笔调，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文写着“……光耀的红星，高悬在你的头顶，指引着你前进的方向。……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来临……”等句。日宪见逼死人命，追不出什么结果，内心亦似感动，即停止追缉，将孙郁文交给我处理。

　　我把孙郁文带回文德里，与大家同住。他只受过小学教育，但能言善辩，满口共党惯语，文笔尚流利，完全共产党人笔调。谈起共党整风运动，历历如身受，对民运工作、苏北土改等情，也讲得绘形绘声。看他即非吃共党奶水长大，也受长期共党思想训练。他说曾见过粟裕、谭震林等，对谭的歌唱尤津津乐道。实一可爱青年，我把他和老部属同样看待。以后我回浙西后方，他还来找过我，停留短时间，仍回上海。从此无消息，未再联络。

　　孙郁文是否共产党员？我没有问过他。不过他曾介绍共产党人王志成、梅光迪来见我，听说梅光迪还是常州地区地委书记。王、梅也都能言善辩，王更显露锋芒，我们见过几次面，只是交换意见。他们的用意，似想利用我的关系，对其工作便利；大家同为抗战，我也愿被利用。约略记得我曾希其运用共党感导技术，改造太湖湖匪及舟山群岛海盗徐小玉、黄荣轩等成为抗日游击队，为国家效命。但他们表示：盗匪只为财货，想改造他们为国家效命，非常困难。对他们谈主义、政治，听不进去，只有大势对其不利时，才能相机利用。

　　（六）游击队虽不能攻城略地，与日军正面作战，但到处滋蔓，摧毁伪地方政权，阻扰其搜括物资，破坏其“以战养战”，对其威胁甚大。日军仅占城市与交通线，不能控制全面乡村，不能达到亡华目的，故实施分区清乡。以日军为主体，配合伪军、警，逐村逐镇清查户口，连环保证，确属本地良民；凡被认为非本地人的可疑分子，或被认出系游击部队，或地下政权，即予拘捕或格杀。一时风声鹤唳，地下工作人员无法立足。

　　妻之表弟沈雄飞，也是吴继敏的表弟，为浙江省文工大队领导人，受浙西行署节制，在浙西敌区组训民众，建立我方县乡组织，破坏伪方地方政权，阻扰敌伪搜括物资，因清乡无法立足。沈与徐躬耡、吴继敏夫妇有联络，由徐、吴那里，知道我们虽在虎口，却平安生存。沈秘密来沪访妻，要求来我处避难。我为掩护袍泽，在公在私，责无旁贷，乃接纳其要求。当向日宪伪称：有旧部自愿来投，协助沪市治安。日宪一听能将暗的破坏力量，化为明的协维治安，自乐接纳。我即允沈雄飞率领干部十余人来沪避难，同住文德里二号。其部众则散伏民家。

　　我略与沈等交谈，发觉共党色彩甚浓。他们所写的文件都是共产党用词笔调。我私告妻，她初不信，嗣经亲加考察，才知久别之后，其思想起了变化。好在大家都在同一抗战阵线，加以至亲关系，相处尚称融洽，只是我们内部机密之事，不使其知道。在我处避难期间，大家无事可做，嘱各多自看书学习。其中有一同志盛孔嘉，曾患重病，我要求宪佐医官李霖，高价配服良药，医好其病。另一同志张君瑞，还不满二十岁，与在绍鲁淹死的王毅新很相像，聪明活泼，我把他视如子弟。他们在我处避难八个月，平安回去。

　　中共统治大陆之后，所有党员及运用人员，必须坦白陈述历年工作情形。沈雄飞等因在我处避难八个月的经历，被认为与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勾结，又与日宪有纠缠不清的关系，中共认其交代不清，严加追究，加上种种捕风捉影罪名，百口莫辩。沈竟不耐疲劳审问，自承与我们（指军统局）有工作关系。被打成“反革命特务”，押送苏北农场“劳动改造”二十二年。

　　直至一九七九年，我妻回国探亲，始知沈竟蒙此不白之冤，才助其洗清罪名，获得平反。事后，妻不解地问沈：“想当年，我们因怀疑你与共方有关，还处处防着你，你怎么会和我们有工作关系？又怎么糊涂到会自承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让自已平白受这二十多年的苦难，弄得家破人散呢？”沈苦笑着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