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舰。又悉：日自开始造“大和”、“武藏”，美即密派专谍，长年监视，故一得知“大和”出动，企图解救冲绳之围，并有巡洋舰二艘，驱逐舰、炮监八艘护航，即出动海、空军围歼。日人只知“大和”被美机炸沈，实际美潜艇艇也参加袭击。又据确息：日联合舰队司令山本元帅座机被击落惨死，中途岛等战役惨败，都是密码被美破译，预知其行动所致。我深深体会到，日军之败，密码被美破译也是其主因之一。而美国密码之难破译，恐怕神仙也难下手。当时我国对外交通，全被锁困，只有西北甘新公路尚通俄境。但俄本身被希特勒打得落花流水，能给我国的帮助，真如杯水车薪。国内大好河山，支离破碎，四顾茫茫，一片黑暗，大家认为注定亡国了。一般无耻文人，尤以名记者陈彬龢可为代表，常在各大报上大做文章，赞誉秦桧主和，大骂抗战的岳飞骄兵悍将，不自量力涂炭生灵。只靠我们这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藉着一片赤心热血，坚持抗战。幸而日寇狂妄错误，发动太平洋战争，乐极生悲。我国则由孤军苦战而得国际联手，情势逐渐改观，获得最后胜利！
第五孩子诞生
民国三十年阴历六月十七日，妻怀孕足月，入大德产科医院，十八日晨三时，产下一男孩。那时抗战正是最艰苦的时期，切望早日光复河山，又值沛霖夏雨，街道积水如河，即取名河光。这是我们生命延续的第五孩子，我们本身牺牲了，尚有后继新血，自甚欣慰！我为迎接其母子回家，特抱葛苓去理发店理了发。大家见我给女儿剪成男式平顶，都笑我不懂男女发型。
我们因住处接近沪西伪特工总部，眼见敌伪进出租界张牙舞爪，我为避免引其注意，决意他迁。吾妻尚未完全康复，即急找新寓。一般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横刀跃马，横行霸道的武夫，殊不知受了职责的压力，我已成了谨慎怕事的人，稍有风吹草动，即警惕远避，绝不敢与人争风斗气。说句不好听的话，变得胆小如鼠。即于九月间，迁往法租界巨籁达路。这是四方形的建筑，很大，有点像大杂院，分住近十户，我们住进大门的左边一单位的三层楼上，计有三间大房及厨房、厕所，此外还有四层阁楼一大间。我夫妇和幼儿住一间，岳母带葛苓住一间，另一间是客厅兼饭厅。客厅之窗，适在大门之上，正对弄堂出入道路，俯视之下，对全屋进出情况，可一目了然。还有杨凤吉，算是我姨妹，她独住四层阁楼，二房东家女佣则住三楼亭子间，虽同一楼梯上落，但各有门户，并不互扰。二房东曹德奎是某洋行的买办，他已有大收音机，能收听美国广播，他住二楼及楼下。曹是一个势利商人，与其交谈须特别小心。好在我们独住三楼，只进出时要经过他们楼下的穿堂而已。
我政府在上海租界本有很多半公开机构，储存物资及留守高级大员。自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军侵占租界之后，机构、物资均被接收，官员或被捕，或逃亡，或投伪。上海本为我国富饶之中心，日方大肆搜刮，用以作为补给全太平洋之基地。我奉令全力摧毁其物资堆栈及运输机构，我督饬所属全面行动，予敌极大威胁。日方为确保安全，亦全力对付我方地下组织。那时伪特工总部李士群力量，正最横行时代，大力为虎作伥，利用被捕变节分子，以组织对组织。“军统”、“中统”敌区地下组织，几被摧毁殆尽。我与伪组织素无关系，得未波及，仅朱岑楼曾任沪区组长，与沪区人员，私下有横的关系。后朱受波及被捕，幸未牵连他人。但我为新发展力量，却出了毛病。
陈纪廉全组被捕 牵连总部
抗战期间一班青年，愤于国破家亡，纷纷从戎杀敌。浙江行署上尉军医陈纪廉，浙江嘉兴人，认为在后方救护工作，尚不够尽其所愿，屡次要求参加我的工作，我即令其去沪另求发展，如能吸收较多同志，即成立行动队。可能因其社会关系不多，又想积极展开工作，不知怎样竟落入敌手。我本严禁同志间横的关系，因陈系由交通员刘世桢之妻由浙西带来上海，他们竟私自有联络，因此，陈与刘妻都被捕了。据事后调查，陈先被捕而连累刘妻，刘妻后得获救，陈及其新吸收的七、八个爱国志士，则被日宪兵处死。日宪杀人都秘密押解虹口公园空地枪决，就地埋葬。陈之牺牲，我细检讨，实我领导无方之责。因：第一：他只是热血青年，毫无斗争经验，应在后方训练一段时间或派在老练者部下磨链，不应即派上海单独工作。
第二：我没有细询他的上海社会关系，对其工作没有多予指导，即任其自由发展。
第三：他被捕后，我没有尽其最大努力进行营救。出师未捷身先死，牺牲一群纯良青年，使我终生愧疚。且因他们的被捕，牵连大局，这种血的教训，只有亲临其境者才能体会得到，绝非看看我的回忆所能想像。
日本正规军队不办案件，都由宪兵或特务组织主办。日办案方式不同，如落日宪手里，先是毒打追缉余党，迨见无可利用，大多秘密处死或交伪方利用，只有确认系无辜良民者才释放。日人可能受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影响，其心灵中似无宗教、慈悲、恻隐观念，养成虐待狂，除各种酷刑残杀外，并以打人、辱人（尤以对妇女）为乐。不管有罪无罪，先予一顿摔跤（如背米袋般把人背起，向地上摔），常常提出疑犯摔跤，旁观者哄笑作乐，长官亦不阻止。
伪特工首领李士群，闻曾留学俄国参加共党，回国后为中统工作。后又来沪投靠日人，在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组织特工总部，招纳“中统”、“军统”、“共党”失意分子，自成系统。因局势对我方不利，很多人认为中国前途无望，意志动摇，伪方开门招降，实比日方穷凶手段，对我方威胁更大。如被伪方捕去，则尽量劝降利用，只对报复性及私怨者杀害。
再陷敌手
三十一年初夏，陈纪廉与刘世桢妻被日宪兵逮捕，受不了电刑之苦，供出与总交通约晤时间、地点，日宪秘密守候，以致毛进发陷入敌手。酷刑之后，毛供出内交通周觐光，周乃衰弱老翁，被打几个耳光，即供出我的住址。日宪夤夜押其来捕。时在深夜一时半左右，我们均已熟睡，听到敲门之声甚急，知生突变，幸我妻处事素极谨慎，所有文件器材，随时收藏，四楼杨凤吉亦极机警，所有密码、电稿、机要文件，办妥时随时密藏门之夹层里（将门上方横木切断，文件密藏门之夹层内，仍将横木合上，天衣无缝）。我在客厅内隔窗遥望，见弄堂内满布鹰犬，稍远处还停有军车数辆，知已插翅难飞，即挺身开门。门外十余宪兵，即用枪指住了我，押着周觐光，蜂拥而入。因已知我身分，故十分欣喜。入屋后即开始搜查，但什么都没有查获，连片纸只字都未搜到。我说：“所有文件随办随毁，家里没有任何东西。”他们倒也相信。我并要求：一切由我承当，不要伤害我的家人；否则，我即哑口不说话了。他们也一口答应。
我被押至四马路警察总局特高课长五岛茂办公室（即七年之后我任上海市警察局长的办公室），日宪列队肃立，我被围在中间，由一领队向五岛报告逮捕经过，五岛神定气闲，对各日宪嘉慰一番，对我也善言几句。我要求与被捕各部属见面，也被允准。即被带至一大堂内，见毛进发、陈纪廉、刘世桢妻等十余人均在内，大都囚首垢面，衣衫不整，满身血污。见我押入，大家愕然，旋悟我亦遭同样命运，大家失声痛哭。陈纪廉更是捶胸顿足，仰天嚎啕，自称罪魁祸首，万死莫赎。我目击袍泽苦刑后惨状，心中自极悲痛，趁此对大家训示，不要再畏刑乱供他人，一切责任都由我负。大家含泪允承，并准备为国牺牲，慷慨成仁。监视我们的捕房警员都是华人，非特不禁阻我的发言，且垂头同情。
当晚（实际东方发白，已是次日清晨了）我被押去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他们把我带到一间会议室内，中间有一张会议桌，桌旁有很多座位，主席位上坐着一少尉领章的军官，押我进来的宪兵向他报告一阵。室内靠墙还有几张沙发，我自料必无生理，乐得表现英雄本色，就大剌剌旁若无人地自选一张沙发坐下，闭目养神。那少尉斜眼看我，对我的傲慢态度，似有不满。
过了一会，听到那少尉在大声吼叫，即有翻译过来对我说：“少尉在问你话。”我睁眼看看他们，冷笑说：“凭他？小小一个少尉？没资格跟我说话！”那少尉听了我的话，勃然大怒，跳起身来指着我的脸说：“你已被我们捉到了，还敢如此倔强？”我也毫不示弱，瞪眼看他，回说：“不错，我已是俘虏了！便衣俘虏，你们有权处死。你杀我吧！否则，叫你上司来和我谈。”他气得暴跳如雷，握拳想打我，但似强忍住了，只以拳击桌，大声怒骂，我仍闭目养神，不理不睬。
最后他走出去了。不久，另一穿西装日人进来，对我很客气，口口声声称我“将军”、“阁下”，翻译介绍：这是特高课长大塚清中佐。我即站起身来，舒展一下筋骨，要求与家人通电话，我说：“你们日本人是不讲信用的，先前虽答应不捕我的家人，怎知你们是否守信？我要确知家人无恙，才开口说话。”大概言语态度太过傲慢，在旁一个曹长把我用力一推，推坐沙发上。嗣经翻译解释清楚，准我与妻通电话。妻果在家中，并略告经过：日宪没有为难家人，只是有人看守，不准进出。我知大家都没有被捕，稍微放心，我也告妻现在宪兵本部。于是我始与大塚交谈。
我说：“我是上海地下工作领导人。为抵抗你们日本侵略，争取国家完整独立、民族自由，不得不与你们拚命。一切责任由我一人承当。现已被捕，请即杀我吧！我的部下，如认罪无可恕，求仁得仁，死而无怨，不要再酷刑苦打，略存人道精神，而维你们皇军光荣声誉吧！……”讲了一大篇理直气壮的陈述，大塚微笑静听。最后他说：“不要这样说。我们并不是侵略你们，我们是在谋求共存共荣。请你以后要和我们合作，大家一同为东亚共荣而努力！上海的治安，更要请阁下多多协助，共同维持。”
后据妻告称：当晚日宪派守下军曹及宪佐（华籍宪兵）一人，法租界巡捕房亦派探员一人，在家守候，将岳母、杨凤吉及妻儿等均驱住一室。妻知第二天徐躬耡将送电台用的电池来，特写一密条，黎明时由杨暗中摸上三楼亭子间，恳托房东女佣送至徐家，阻徐不要来。杨在楼梯上望见自己阁楼房内火光冒烟，急叫大家救火。守候人员叫大家逃避，妻坚持救火，一面打开火场房门，在门口坐镇，一面促大家急用面盆取水泼灌，盖因楼板下尚藏有枪械弹药，恐被波及，灾祸就大了。直至扑熄余烬才放心。事后检查，才知日宪搜查时，衣服棉被等倒翻满地，定是日宪有香烟头丢弃在衣被上，逐渐延烧起火，幸扑救及时，只烧了一箱衣物及半架床铺，未肇巨祸。
救熄火灾后，妻私下询问房东女佣，徐家字条有未送去？女佣回说：她请示了她家女主人，主人不许她送，叫她退还酬金，原条则已丢入抽水马桶抽去了。妻不得已，只好与岳母轮流在窗口守望。岳母嗣见徐躬耡提着一包东西，走进弄堂，即用手势促其回去，但徐茫然无知，仍续进来且步上楼。妻急至梯口警告：室内有日本人。徐才大惊，疾奔下楼。可恶的曹家女佣，竟在楼下拦阻，并大叫：“三楼有人跑了。”被徐猛力推开才得逃脱。幸守候的几人，或躺在床上熟睡，或在后房看小说，都未发觉。妻抱着河光凭窗外望，直至徐躬耡奔出弄堂，在马路口转弯不见了，才放下了心。
我被捕后自料必死，为表现民族精神，故言语态度都很倔强傲慢。他们怕我自杀，沿窗站着宪兵，不准我走近窗边。大塚还一再劝我：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要我放宽心怀安于现实。我见他一副狡猾神态，自不相信，并表示我今日死了，明日重庆盛大追悼，重于泰山矣！他们送来饭菜，我因食不下咽，又怕我绝食，乃嘱狄思威路×弄二十四号宪佐队长于子珍来劝导。据于自称：是东北辽宁人，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其父兄都为反日被杀，他表面虽为日人工作，暗地实为策划反日，为父兄报仇。劝我珍惜生命，与他合作徐图后举。我当然不信他的鬼话，但能活自愿活下去，不能活只好慷慨就戮，心中泰然。宪兵本部都驻宪兵，我是抗日要犯，自不能久留会议室里，他们把我送去狄思威路宪佐部。该部指导官青柳，从未见他穿着军服，故不知其职级，大家都叫他青柳先生，似系宪兵直属组织。副队长刘禹卿，苏北人，没有受过教育，不懂日语，但有社会基层力量，队里几十名宪佐，都是刘的徒弟，散在各方的徒子徒孙更多。南市各处赌台、烟馆，也由其徒众包揽。于子珍为人狡猾，只有内勤办事员七、八人系其亲信，代日人控制这个宪佐队，对我严密监视。我无聊时与这些宪佐谈谈古今中外忠贞节义故事，竟渐被我感动，以后为我所用。
在我家守候的日宪、宪佐及捕房探员共三人，仍日夜守候，一直守了一星期才撤离。但日军曹守下，每日都躺在床上看小说或熟睡，并不与人搭讪说话。宪佐与探员都是中国人，内心也都爱国。尤其那个探员，我在捕房内慷慨训示部属时，他亦在场，似深受感动，视我为英雄人物。他俩常与我家人谈笑，守下并不理会。一次，趁守下不在（他们三人每天餐时，常轮流出外进食或购回食物），探员对我妻说：“你先生真了不起，视死如归，准备慷慨就义。不过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又翘翘拇指说：“大人物到底是大人物，与众不同！那天晚上（指我被捕当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