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一处。
2万余名劳工被集中到指定地点劳动，由武装日军及狼狗看押，上下工都要戴上套住头的黑帽子，每天左手扯一条绳子行走，右手持工具，到劳动现场时帽子方可摘下，既不知道去现场的往返路线，更不知具体的作业地点，看管和监视极为严厉。
五顶山上的劳工是绝不会活着出山的，挖山洞、修碉堡、建秘密军用仓库等重要军事绝密工程，工程结束后全部劳工将被秘密屠杀。开山打石、筑路盖棚的劳工虽可移往他处继续劳作，但也别想活着出五顶山，只是时间的早晚罢了。
日本法西斯屠杀劳工的方法是极其残酷的。富锦文化局的刘学让同志根据其调查在《白骨累累五顶山》一文中记述了日军屠杀中国劳工的手段如下：
一是劳工“医疗所”和“狗圈”：劳工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低劣的狗食不如的伙食，一年四季穿“纸衣”，住席棚，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病倒的劳工甚多。但是劳工最怕生病，有了病也挺着出工，劳工们也帮忙隐瞒，一旦被发觉（多半是卧床不起者），日本兵便拉着送去“医疗所”，有去无回。劳工们把“医疗所”和狼狗圈看成一码事，生病的劳工加上传染之名后便是狼狗圈的“美餐”。日本人为防止活人被狼狗吞噬时发出惨叫声，事先给病人打上麻醉针，而后投入大狗圈。日本人对山里所有的狼狗很少喂其他食物，大都以中国劳工骨瘦如柴的身躯为食，个个吃得膘满肉肥，皮毛发亮，整日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
二是贻害劳工的大烟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惟一的“优待”是劳工自入棚编号起，每人每日发一个大烟分，半年后发两个，超过一年的每日发3个大烟分。因此劳工全染上鸦片烟瘾，就是离开五顶山劳工区也无法生存。名义上“优待”，“治病”，实际上是慢性杀人。一项绝密工程竣工，不费一枪一弹，只要3日停发大烟，全棚劳工便就地长眠。
三是惨死于日本屠刀下：日本兵对劳工的要求异常严格，无论现场干活、往返路上，或住地食宿，劳工稍有违纪、反抗、逃跑的迹象，便当众用战刀砍头示众。在施工现场，对“磨洋工”的，不慎损坏工具的，轻者一顿毒打，重者砍头。
四是掺有毒药的饭菜：一项工程结束后，日军借开“庆祝会”名义给劳工准备一份平日吃不到的饭食，劳工们常年不见米面，狼吞虎咽地吃下掺有毒药的饭菜，时间不长，劳工便一排排“规矩”地死去。第二天日本人以“劳工得了传染病全部死亡”为名，为防止传染倒上汽油，放火焚掉。
五是集体送劳工“回家”：日军为杀人灭口，军事工程结束时大讲：劳工辛苦大大的，送劳工回家种地多多“出荷”。让劳工到指定地点集中点名上车，戴上黑帽子后用汽车送往“万人坑”集体枪杀。
日军屠杀劳工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就是对山下村屯里抓来的马车夫也不放过，住富锦市大榆树乡定屯的马运荣，就是被日军抓进山里用战刀屠杀的13名车夫中，幸免逃脱的见证人。
1945年8月，关东军日暮途穷，作垂死挣扎，到处抓捕劳工修筑五顶山未完工事。8月9日，马运荣同13名赶车农民被日军抓住，强迫他们抢修工事。运送准备撤退的军用物资。这时苏军已经进攻，飞机不时在山上盘旋、轰炸，这天下午，日军将这批劳工带到南山坡上，用军刀砍杀。马运荣脖颈被砍成重伤，肋下被连刺数刀，幸好主动脉没被砍着，马运荣半夜醒来爬出了魔窟，侥幸逃生。《黑龙江文史料》第19辑。
从1942年至1945年8月，在五顶山军事工程中有两万多名劳工，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
4鹤岗东山万人坑
鹤岗煤矿自1932年8月沦陷于日本侵略者手中到东北光复，侵略者共掠夺原煤1554万吨。“万人炕”，作为日本侵略者殖民掠夺的产物，在鹤岗主要有大陆和东山两处。
东山“万人坑”位于今鹤岗东山区东岗路北侧现新一煤矿办公大楼东800米处，它是日伪时期鹤岗死难劳工遗骨埋葬地，在长40米、宽30米、深有7米的范围内抛弃了近万名死难矿工的遗体。1968年10月，掘开东山“万人坑”一角，在长10米、宽8米、深2。5米的坑内，就堆积着死难者的尸骨千余具。1981年东山“万人坑”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站在鹤岗矿务局东山“万人坑”的展览馆内，面对眼前的堆堆白骨，我们仿佛看到40余年前这里荒芜、悲凉的凄惨景象。
现今的“万人坑”原是长满柞树、桦树、青草的乱尸岗子，劳工死亡后被弃尸山野随处掩埋，任凭鸟兽啄食，风吹雨打。当时扔死难劳工的坑并非是为扔人而专门挖的，据老工人魏文元回忆：当时井下采空区需要沙子回填，挖沙后形成的坑，以后便成为专扔死人的坑。日本投降后，鹤岗煤矿工人自觉组织起来去拣死难者的尸骨，用了3天时间将拣到的大量尸骨埋入7个坑里，“万人坑”的名称就由此而来。
日本侵略者为加紧对鹤岗煤炭资源的掠夺，为多出煤炭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大量增加采掘工人，他们不计资源损失，采取广开井口，多设工作面，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进行掠夺式野蛮开采。因劳工生活条件艰苦，缺少卫生设施和生产安全措施，造成劳工大批死亡。东山“万人坑”内劳工的死亡多由以下几方面造成：
一是在严酷的劳动统制下井下矿工劳累致死。
日本侵略者为大量掠夺煤炭，实行“人肉开采”、“以人换煤”政策，每条巷道每车煤都凝聚着劳工的血汗。井下工人作业极为艰苦，原始的手刨肩扛，操作环境恶劣，矿工嘴叼油灯，背荷重载，要从百米甚至几百米深的坑下爬出坑口，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煤滚下坑去。每人每天必须用镐头刨二三吨煤，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完不成任务不准出坑并减少伙食供给。
据老人廉成山回忆：“1942年兴山二坑从关内招来1000多名18～30岁的工人，因干活时间太长，吃的全是橡子面和发霉的包米面，喝臭水沟里的水，到后来这些人只剩下90多人，其余的人都被活活累死了、饿死了。”鹤岗矿务局矿史办材料。
南山矿退休工人许延岭说：“康德六年（1939）为修南一东线铁路，从天津招来外包工600多人，日本人为加速对我煤炭的掠夺，不顾工人死活，逼迫加快施工进度，工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披星戴月干着繁重的体力活，铁路尚未修好，人已累死500多，全部扔到东面的荒山坡上。”《鹤岗文史资料》第1辑。
二是野蛮的掠夺式开采、井下事故不断发生，导致矿工大批死亡。
日本侵略者为掠夺煤炭资源，采用“高落式”、“残柱式”等野蛮落后的采煤方法，塌方、冒顶、瓦斯爆炸等恶性事故使无数劳工葬身井下。据老工人姜长旺回忆：“我在兴山二坑干活，我们7个人下山（下坡的坑道）送40多米，我因去取钎子，等我回到场子时，40米无棚区全部塌方，那6个人全被埋里了。待我爬出来后，日本人硬说我偷懒没在井下干活，不容分辩就毒打一顿。”老工人卢本忠讲：1945年6月，西三槽作业场一次就冒顶18架棚子，除了在掌子面上干活的5人外，其余30多名矿工全被砸死，葬身井下。
恶性事故屡有发生，令人发指的是一项事故发生后，日本人竟人为地将发生事故的井口堵死，井下死难的矿工和事故后侥幸活着的人全堵在井下，生者被活活闷死。1943年1月6日鹤岗南山三坑发生瓦斯爆炸，事后日本人为保住井口，置井内工人生死于不顾，硬将井口堵死。以后清理现场时，好多人都死于井口附近，此次事故死亡矿工94人。原伪满鹤岗陆镜采炭所计划系、今鹤岗矿务局科研所退休干部，68岁的吴文海讲：“只要瓦斯爆炸，日本人都采用封住井口的办法，那年南山爆炸后，我跑去看到封住的井口，待井口重新打开后，抬出的死尸一大片。”
三是生活和医疗条件恶劣、瘟疫流行导致矿工大批死亡。
鹤岗煤矿工人生活极端贫困，吃的是玉米面、豆饼面、橡子面掺一起的“杂合面”。如果矿工有病或误工还要扣发口粮，劳工穿的是更生布或麻袋片，饥寒交迫，劳工染病又得不到治疗，死者甚多。
据老工人李春秋控诉：“伪满时期吃水困难，工人吃水沟里的水，水沟里经常漂着马粪和死尸。1939年霍乱病流行，哪一座房子里有人生病，鬼子和把头就用铁丝网将房子全围上，不许里面人出来，等人死了就抬出来扔到荒山坡。我们工棚就在现在万人坑下边，工棚死了人就扔进大坑里。”《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9辑。矿工孙永山说：“康德十年（1943）伤寒病流行，我们工棚里的工人李连义得了病，夜里把头来抬他，他还会说话，硬把他扔到工棚后边野狼出没的荒山坡上。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只看到一只鞋。”1942年，从华北招来的劳工400余人，因天天吃橡子面，拉肚生病，最后只剩下30多人。
四是政治压迫、日伪把头随意残害矿工。
日伪法西斯统治机构遍布整个矿山，工人毫无人身安全保障，随时都有被抓、被打甚至坐牢丧生的危险。几个人小声说话是思想犯，谈论时事是国事犯，走路低头是嫌疑犯……军警把头看到劳工不顺眼抬脚便踢，挥手就打。山东劳工李根生因病卧床不起，催工的把头挥镐，雨点似的落在他的身上，他只好支撑病弱的身子爬到井下，最后死在作业场上。矿工李道立病卧板铺，日本把头举镐便打，李头部被打破两个窟窿，脑浆迸裂，顷刻身亡。
据老工人陈学增回忆：1943年我在南山五坑七片当维修木匠。一天，开压风机的矿工老张来到坑口，日本监工小野见到他，就让他快点给风，小野恶狠狠地将老张推到压风机旁，随即给了电；老张被绞进压风机内。当我们赶到现场时，只见老张全身挤在压风机皮带的大轮之间，仅露出一个血淋淋、被挤偏了的头，他痛苦地发出救命的微弱呼声，五官被挤扭曲，脸完全变了型，嘴里淌着血……《鹤岗文史资料》第2辑。
在鹤岗东山“万人坑”展览馆内堆堆白骨中，有带手铐脚镣的尸骨数十具，其中有的躯体被铁丝捆绑着，有的尸骨上留下刀痕，日伪把头像恶狼吞噬着矿工的骨肉，似毒蛇吸吮着矿工的血汗，真可谓：
腥风惨惨天日暗，恶狼野狗绕骨堆，
乌鸦老鹰噙人肉，荒山枯树也伤悲。摘自鹤岗东山“万人坑”展览馆简介。
日本帝国主义驱使中国劳工，掠夺东北资源，造成大量中国劳工死亡，这种情况以矿产业最为突出。鹤岗煤矿的东山万人坑就是这种罪恶的真实写照。
三无人区
村庄本是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劳动中自然形成的人群居住地，然而在日本侵占东北时期，许多自然村落被人为地除掉了，原住民被强行搬迁，原住地变成了荒凉的原野。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制造的无人区。其过程是，首先破坏原有自然村屯，然后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结果使原住地变成无人区。按时期划分，自1933年提出建立“集团部落”方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3～1935年，为初期建立阶段。第二阶段，1936～1941年，为建立“集团部落”高峰阶段。第三阶段，1941～1945年，为次高峰阶段。无人区形成的基本特征是：“集团部落”的实施、转移，以及时间高峰的出现，与军事围剿紧密联系。即随着“治标”工作的实行，“治本”工作亦随之展开。
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以后，中国人民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日本侵略者便动用大量军队和各种镇压工具，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暴力镇压。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给日伪统治以沉重打击。这种情况迫使侵略者感到，仅仅依靠武力围剿这种“治标”方法是无法彻底剿灭抗日武装力量的，还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治本”措施。“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就是所谓“治本”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侵略者镇压抗日武装斗争，巩固伪满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
建设“集团部落”的构想，最早是由伪吉林省磐石县参事官前岛升于1933年11月提出的。有的著作如《苦难与斗争》（上）第363页、《暴行》（辽）第343页；指出：磐石县参事官荒谷千次和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最早提出建议“集团部落”的方案。而《满洲国史·分论》（上），第3编“地方”部分指出；是前岛先提出来的。当时该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十分活跃，日伪当局虽经多次武力讨伐，收效甚微。因此，前岛认为：“若将分散于山林地区的农户集中于一地，可以截断匪贼（日伪当局对抗日武装的称呼——笔者）的粮道，切断敌人的情报网，而对我方来说，则可成为讨伐队的据点，进行部落的联合防卫。”《满洲国史·分论》（上），中文本，第316页。之后，继任前岛的参事官荒谷千次，经与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等人研讨，制订出建设“集团部落”的计划，报告给伪满中央政府和关东军。关东军认为这一方法对强化“治安肃正”是切实可行的，决定先在伪间岛省的延吉、和龙、珲春3县进行试点。伪间岛省在朝鲜总督府的协助下，在上述三县以毁房、枪杀等残酷手段强制实行“归屯并户”，将原地居民强行迁入8个“集团部落”。由此，日本侵略者推行“归屯并户”、“集团部落”政策，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和人们的习惯生活，制造了大量无人区。
经过在伪间岛省进行建设“集团部落”试点后，日伪当局认为，这措施对于治安肃正卓有成效，在全东北各地进行推广。1934年12月，伪民政部以第969号训令下达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之件》《东北“大讨伐”》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