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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东北作为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急于开发动力资源。经过勘查，选定丰满为最佳位置，并很快制定了建设计划。1936年关东军两次指示伪满政府，提前修建第二松花江丰满水力发电所。1937年9月，这项工程正式动工。根据工程设计，坝体为210万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重力型大坝，最高水位标高266米，最低水位标高248米，总储水量125亿立方米；坝下厂房内安装最大为7万千瓦的巨型发电机10台（第一期完成8台，第二期完成2台），总发电量为120万千瓦。如此庞大的工程，在当时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需要的劳动力是相当多的。据伪水利电气建设局的一份资料披露，为修建丰满发电所，每天要有12万劳工被分成日夜两班劳动。另据伪吉林省永吉县警察局警务科副野田茂供认，从1936年10月至1943年9月，7年使用劳动者2250万人次，平均每天使用1万～12万人。总计使用劳工约8万人左右。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35～536页；《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67页。
一项工程使用如此庞大的劳工群，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他们或是被欺骗或是被强抓来的。
（1）1941年以前，主要是从关内骗招劳工。
1937年关东军决定由日本法人大东公司负责供应修建丰满发电所所需劳工。该公司在丰满设立了吉林工人管理所。在天津设立了招工处，进行欺骗招工。据许多丰满劳工幸存者回忆，欺骗手法之一是，谎告做工地点。如1939年大东公司以到青岛做工为谎言，从上海欺骗陈文连等150余名劳工。1940年5月，以到天津做工为名，骗招金孝发等500多名劳工。《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68页。欺骗手法之二，以假编的优厚待遇为诱饵，引平民百姓上钩，如宣扬到丰满修“水磨电”可以发大财，有大米、白面吃，住单身宿舍，带家属给安家费，每天可以挣到一块多钱等等。《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68页。许多人在这种骗人的诱惑下，怀着过好日子的心愿到寒冷的东北，结果是招工时所说的条件一条也没有实现，反而将性命扔在了丰满大坝。除在关内骗招劳工外，在吉林等地也用了同样方法骗招。
（2）收编保安补充队，充作劳工。
“七·七”事变后，日军将冀东保安补充队（国民党地方武装）缴械收编，收编后说：凡是愿意到锦州修马路的可以留下，每月开双饷，修完后负责将大家送回唐山。当时有约2000名士兵被骗，由大东公司将这批人装进闷罐车，连锦州的土地一下都没踏，就被押到了丰满。《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69～170页。
（3）强制使用勤劳奉公队和摊派劳工。
日本法西斯在国民组织化过程中，于1942年11月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组织令》，规定不能被征为“国兵”者，都有义务参加“勤劳奉公队”（即所谓“国兵漏”），从事每年4个月“国民皆劳”的无偿劳动。从1943～1945年日本投降，每年都有大批的勤劳奉公队在丰满劳动。摊派劳工也是根据“国民皆劳”体制，强行按行政区划要民众出劳役。据统计，每年有250万人被强征从事无偿劳动。《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0页。在丰满邻近的旺起乡，就有百余人被摊派到丰满做劳工。摊派时规定干6个月，实际上干了8个多月。而且不止摊派一次，有的被摊派多次。《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2页。
（4）驱使犯人，抓“浮浪”，充当劳工。
日伪统治者肆意抓人，扣上各种罪名，将许多人投入监狱，这些囚犯成了他们任意驱使的“无料劳力”（即不付报酬的劳力），而且从事危险和繁重的劳动。据当事者回忆，1939年在丰满大屯采沙场，经常有400～500名犯人在劳动，他们身穿囚衣，有的戴着脚镣。此外，日伪当局还以抓“浮浪”为名，滥捕平民百姓充作劳工，有的被抓后送到矫正院，强迫劳动，有的抓住后直接送到丰满工地。农民刘福田就是在住店时被日伪警察抓住，送到了丰满充作劳工。
这些被骗招、被强征、被抓来的劳工，在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从事着繁重的劳动，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迫害。仅从劳动情况看，在地面筑基工程中，冬季机械无法作业，全凭劳工一镐一镐地刨。为加快工程进度，日伪当局强迫劳工掏洞取土，但不采取保护措施，所以塌方事故此起彼伏。据刁歧山回忆，有一天，“掏窟”时出现塌方，100多人被捂在土坑里，小鬼子知道了不让救，这些人全被压死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92页。据劳工徐子臣亲眼所见，1943年一次塌方，就有30多名劳工死于非命。《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3页。高空作业同样令人毛骨悚然。随着大坝增高，劳工必须爬到坝顶作业面干活，其危险性极大，劳工要求装软梯以保证安全，日本人概不予理睬，结果经常有劳工从坝上摔死。张英林是死里逃生的一人，他回忆道：“每天爬呀爬，最高爬过17层，每层20米高，手攀在木框上火辣辣的，手指已僵硬得不能弯。等到手挽着上面的一根立柱，迈腿跨上去，心这才落下底，可是再往下一看，心又会扑腾扑腾跳起来。”在这样的惶恐和劳累中，灾难终于降临了。一天夜里“仍然顺着水泥盖子往上爬，当我爬上最后一块，手已握住了上面的立柱，就在这时，仿佛立柱随着身子歪了下去，结果自己一倾斜，就从坝上摔了下去”。《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3～174页。幸运的是张英林落在了一个水泥坑的空地，才算拣了条性命，如果稍错开一点位置，那就粉身碎骨了。
后来，鬼子为了减少上坝时间，让劳工站在“洋灰盒子”（简易吊材料用的装置）里往上吊，经常有劳工被从“洋灰盒子”上甩掉，或撞在大坝上摔死。1943年8月，一次吊机事故，“洋灰盒子”碰在大坝上，20多名劳工全部摔死了，有的身子竟穿在大坝的钢筋上，其状惨不忍睹。《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4页。
大坝合龙时，鬼子不顾劳工的死活，带着一批劳工拿着棉被和木板等堵截江流，然后浇筑混凝土。由于水面不断上涨，水压越来越大，只听“轰”地一声，江流把人墙冲开，200多名劳工被卷进漩涡冲走了。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0页。
在丰满的劳工，每天干着12小时沉重的劳动，同时还受着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迫害。在丰满有日本宪兵队，伪满宪兵分团、警备队、劳务股，以及数千名监工、拉杆、工头等。他们像毒蛇一样，对劳工随意打骂，抓人，把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劳工头上，施以毒刑，进行残酷的人身和政治迫害。
一年秋天，有6个山东劳工在劳累和生活困苦之中，不由得勾起了思乡之情，正谈论间被拉杆发现，将6人叫出工棚外，不由分说绑了起来，然后抡起木棒劈头就打，嘴里还叫着：“看你哪个还敢想家，想家我就让你们回老家。”结果这6名劳工被活活打死。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1～542页。
为了脱离火炕，劳工逃跑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在日伪的严密看管下，逃出去的人很少，许多被抓回来的劳工惨遭迫害。据曾任丰满警察署特务系主任的金泽武夫在战后供认：“任职时，对当时丰满修坝工人进行了残酷统治。在这期间，我亲自或指挥部下，逮捕了大东公司及正岛组逃跑的工人300余人，并进行了毒打，因拷打致重伤者50多名。我亲自拷问10余名，然后强迫其做苦工。……并令水电局警备队逮捕所谓有政治思想嫌疑分子70余名，经过严刑毒打，送回水电局做苦工，并对这些人进行监视。这些人因劳动条件不好惨死的有30多人。”《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85～186页。
日寇对被抓回来的劳工施以酷刑，其刑法有：“打棒球”，即将劳工装进麻袋，吊在树上，用木棒猛打；“冻冰棍”，冬天被抓回来的逃跑者，被扒光衣服捆在树上或木杆上，然后往身上浇冷水，活活冻死。“鬼推磨”，用大筐装土反扣于地下，让受刑劳工扒在筐上，身上横一条扁担，然后两人在扁担两头压，直到扁担压折，五脏六腑被挤压碎了。即使在酷刑下没死的劳工也难逃厄运。据劳工刘瑞祥亲眼目睹，鬼子把没打死的劳工，用铁丝拧住双手双脚，把伤口撒上盐，扔到江里去了。最多一天拉出去138人，5天就死了300多人。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2～543页。
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生活条件极端恶劣，所以在丰满劳工中伤病屡发，疾疫流行。劳工一旦得了伤病，不仅得不到医治，反而受到更残酷的虐待，能够活下来的极为少见。
1941年，上海劳工金孝发所住工棚中，有28人因生病被隔离在小屋里，因不给医治，有19人死亡。1938年夏，在堤坝基地东侧，有3名劳工推“轱辘马”运土，连同“轱辘马”一起从十几米高的山崖上滚了下去，3名劳工受了重伤，但还活着。可是日本监工硬是把他们扔进了松花江。1943年春，在火车站东8栋工棚里发生疾疫，每天都有几名劳工生病。日伪当局为防止疾病蔓延，一天清晨，突然有一辆汽车送来30多名日本警备队员，把住两栋工棚的房门，不许劳工出来。然后将汽油浇在工棚上，用火点着，硬是将工棚里的劳工当作伤寒病人活活浇死在里面。其中仅有一名劳工死里逃生。《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81页。
丰满劳工在危险、沉重的劳动和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下，每天都有大批死亡者。建坝初期，劳工的尸体在大坝周围就近掩埋。时间长了，尸骨异味薰天，日伪当局决定把大坝北面，距离丰满街镇约2公里的地方专门作为埋尸地。后来人们将这块地方叫做“丰满万人坑”，现为丰满陵园。日本侵略者将这块地方叫做“中国人义地”。在设义地之初，死亡劳工尚有一口薄木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就用席子卷，或用麻袋（也有草袋）装成“套合卷”，扔在万人坑里。再往后连草袋也不给了。夏天用车把尸体拉到坑里一扔了事。冬天则进行“集中处理”，将尸体用铁丝捆住，堆在一起，存到一定数量，再用爬犁拉到“义地”。有的劳工得了重伤病，还没死也被扔到了万人坑。
开始时，尸体还掩埋一下，有个坟丘。时间长了，秃坟累累，“义地”已经尸满为患。于是日伪当局就搞了一次平坟，将浅埋或暴露出来的尸骨，集中归成大堆，挖了几个百米长，数米宽的大沟，把尸骨像扔柴火一样往沟里一扔。1974年，丰满阶级教育馆（今丰满劳工纪念馆）在发掘丰满劳工遗骨时，就曾在一条沟里发现一处平坟后的劳工尸骨堆。在尸骨堆中，有的尸骨是无头的，头颅碎裂的、断肢的、头颅上钉着钉子的，还有的张着大口，其状令人惨不忍睹。《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91页。
1940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对死亡劳工的尸体基本不做掩埋，拉尸队把死者拉到沟里一扔，任凭野狗、乌鸦为死者殡葬。据劳工张海林回忆，其父得了重病还没断气，就被把头从工棚里拖了出来，拉到万人坑，张海林再三请求拉尸队长挖个坑把父亲埋了，拉尸队长硬是不准。张海林无奈，只好用几块石头压住盖尸的棉被，含悲离去。3天后，张海林不放心父亲的尸体，借口帮忙又去了万人坑，结果他父亲的尸体不仅被犬雀食尽，而且连骨头也不全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91页。到了夜晚，万人坑里狼嚎狗叫，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
当时，在劳工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催人泪下的歌谣：
日本鬼子狠又凶，
拿咱工人不当人，
冻饿摔死上千万，
丰满东山有个万人坑。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3页。
丰满万人坑究竟有多少劳工长眠在这里？准确数字是无法统计的。根据前述野田茂供认估算，平均每天有2人死亡，7年就有5千多人死亡。从丰满劳工纪念馆多年的调查看，野田的估算显然不够。有材料认为，埋进万人坑的死难劳工有1。5万多人。《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294页。可以说，丰满万人坑是名副其实的“万人”坑。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证，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见证，是人类历史上不该发生的悲惨的历史往事，值得人们很好地深思。
3五顶山万人坑
这是因日军修筑秘密军事工事——“国境阵地”而形成的万人坑。
五顶山又叫乌尔古力山，是赫哲语孤山之意。位于富锦县东南20公里。在一望无际的三江平原上，它是惟一的一个突兀支撑点。因其地理位置险要，关东军决定在这里修建永久性军事工事，称之为日军在东北的“陆路航空母舰”。为修建这一军事工程，关东军使用了两万多名劳工。这些劳工除一部分是从热河、辽宁、吉林抓来的之外，基本上是从关内河北、山东等地抓来的抗日武装人员和所谓“政治嫌疑分子”。他们大都被戴上“黑帽子”，秘密运到五顶山。
被抓来的劳工一旦进了五顶山就难以活着出去。当时这项工程是绝密的，就连在山外设防的伪靖安军也难进山一步。劳工的看守全部由日军担任。日军将全劳工分为区、棚、队、班。山内分为东西南北4个区，每区下设若干棚，每棚有120余人；棚下设有2个队，每个队4个班。每棚设一个日军小队看押，每区设有狗圈（30余条狼狗）和医务所各一处。
2万余名劳工被集中到指定地点劳动，由武装日军及狼狗看押，上下工都要戴上套住头的黑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