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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矫正院
矫正院，全称矫正辅导院，有的叫做“保护监察所”、“更生训练所”等，虽然名称各异，其实质是一样的。1943年9月，日伪当局公布了《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在东北推行矫正制度的法律基础的确立。
矫正制度是日本法西斯为维护其殖民统治和进行侵略战争的产物。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所谓“日满一体”的体制进一步加强。为了确保“大东亚圣战”，日本法西斯不断加强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资源。对于关东军来说，维持伪满统治的稳定，加紧掠夺东北资源，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关于维持伪满统治稳定问题，虽然在关东军的强大武力围剿之下，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有所减缓，但由于日本法西斯的残酷统治，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各种问题不断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仍在增长，因此关东军认为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治安对策。关于掠夺资源问题，日本占领东北后，就将东北作为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在关东军的控制下，伪满当局制定了两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等战争计划，以确保侵略战争的需要。为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加以保证。虽然日伪当局在“七·七”事变后就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和《劳动统制法》（1938。12），推行强制的战时劳动体制，但仍无法满足劳动力需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于是日伪当局决定，在强化政治统治的同时，通过各种刑法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出笼的一个重要背景。
为了达到巩固伪满政权，获取充足劳动力以保证掠夺的需要，两个“矫正法”别出心裁地打着预防犯罪的名义，提出通过“保安矫正”、“预防拘禁”等措施，“以资达到治安保持之目的”。为此，对于“有犯罪之虞”者，必须进行矫正。所谓“有犯罪之虞”者，包括“浮浪”、“劳动嫌忌者”和“可能犯有政治罪者”等。这里提到的“浮浪”和“劳动嫌忌者”，表面上是指无业者和流浪者，实际上是为搜刮劳动力找借口。总之，只要被认为“有犯罪之虞”者，都会被押送到矫正院，接受无限期的“精神训练”，即长期服苦役。这个“大东亚圣战决战下的行刑及保安拘留制度”，既是日本法西斯镇压中国人民的残酷手段，又可以获得大量无偿的劳动力，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
为实行矫正制度，日伪当局在原伪司法部刑事司的基础上设立了司法矫正总局，任命原刑事司长中井久二任局长。该局除接管原刑事司所掌管的伪满监狱（刑务所）行政外，主要是推行矫正制度。其主要工作就是在东北各地设立矫正辅导院。最初一批矫正院设在奉天、哈尔滨、鞍山、本溪湖、抚顺等五个城市，以后又陆续在鹤岗、密山、佳木斯、阜新等地增设了一批矫正院，至1945年，日伪当局在东北各地设立的矫正院达几十所。在有的地方虽然名称不同，如奉天的“济生院”、伪新京的“更生训练所”，但其实质基本相同。在一些较大规模的矫正院之下，还设有矫正分院。如鞍山的矫正辅导院本院有1500人，分院有800人；抚顺的矫正辅导院本院有800人，分院有250人左右。1945年3月，甚至还在抚顺设立了“少年矫正辅导院”，不到一个月，就关押了500人。直到日本投降之前，日伪当局还计划在西安煤矿建立一个辅导院。《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424～425页。
矫正院中如此之多的“嫌疑者”都是以什么“罪名”被抓进来的呢？
日伪当局抓捕“嫌疑者”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平时的“个别索出”（即个别逮捕）。李春荣是一个被扣上“莫须有”罪名抓进矫正院的例子。李春荣是家居绥中的小贩，由于对日伪警察的敲诈不满，去县里告了一状，便引来的灾祸。1944年9月，李正走在串亲的路上，被警察带走，在毒打逼供下，被扣上“经济犯”的罪名，送进了千山矫正院（后又转到弓长岭矫正院）。在矫正院里受尽了折磨，直到光复才得以回家。《绥中文史资料》第2辑。有的人就因为卖了自家西瓜，就被扣上“经济犯”罪名关进了矫正院。二是集中的“一齐索出”（即成批抓捕）。1943年11月，在哈尔滨道外船厂做工的40多人，突然被抓了起来，未经任何审讯，就被绳索捆住，用闷罐车送到了弓长岭矫正院。《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56页。又如1944年春，日伪抚顺市警察局，在抚顺闹市区以“抓浮浪”为名，一次就抓捕无辜群众300多人，经酷刑审讯后，将其中250多人送进了抚顺矫正院。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第131页。
为了使用劳动力方便，日伪当局大多将矫正院或其分院设立在矿山、工厂附近，并建有严密的防范设施。如伪奉天矫正院周围设有电网。进了矫正院与进监狱是大同小异。矫正院可以说是日本法西斯统治和迫害人民的别出心裁的产物，是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又一翻版。被抓进矫正院的人，不仅在肉体上受折磨，担负沉重的劳役，过着非人的生活，而且在精神上要强迫接受“矫正”，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严重摧残。
首先，进了矫正院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了日本法西斯驱使的“奴隶”。各矫正院周围大都用高墙和电网围着，派有重兵把守。被矫正者进入矫正院后，都要强制换上写有醒目“犯”字的号衣，外出劳役都由荷枪实弹的军警押送。为防止被关押者逃跑，有的矫正院对被关押者剃眼眉或割衣袖。
其次，处于非人的生活状态。据曾被关押在弓长岭矫正院的刘万忠回忆《绥中文史资料》第2辑。：住的地方是对面大炕，破玻璃窗户四面透风，睡觉时以鞋当枕，和衣而卧。冬天墙壁挂满霜雪，冻得睡不着，起床时身边都是霜雪。夜间大小便时必须几个人一起去，还得赤身裸体，与睡觉时必须穿衣服正好相反。有一次我上厕所忘了脱衣服，被辅导士发现，打了一顿耳光。吃饭是一日两餐，都是发霉的秫米稀粥，副食是每顿一条一指宽一寸长的咸菜。吃饭前都要盘腿正坐，低头默祷，然后才准吃饭。由于饥饿人们不得不以吃树叶和烂棉絮，甚至有的人竟把监房里的老鼠抓住吃了下去。《不能忘记的历史》第276页。就连当时担任过伪司法矫正局保健科长的日本人松冈功也认为，犯人是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准之下，已经到了“人类的极限以下”。《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13页。
第三，除生存条件极端恶劣外，日伪当局还人为地制造苦难。例如，关押密度极高就是一个严重问题。据在伪奉天监狱担任过文书的铃木信司回忆，本来只能关8个人的监房，却硬塞进去30～40人，结果犯人只能人挨人地坐着，动弹不得。如果有人出去“方便”，回来就没有自己的位置。在这种环境下，有的人竟是这样坐着死去的。《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356页。
第四，沉重的劳役。由于日伪设立矫正院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尽管矫正院的条件极端恶劣，但日伪当局始终实行“矫正即劳动，劳动即矫正”的原则，强迫被矫正者进行沉重的劳役。据刘万忠回忆，每天4点钟起床，在每道深30米的矿井里干12个小时活，常年不见太阳。作业任务是每人每天装3车，共计18吨，完不成不许出井。延长一、二小时是常有的事。不仅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而且还不许休息，如因疲乏直直腰就要挨打，有一次我一直腰，立即挨了3镐把。更严重的是在掌子面不许四下观望，因此常有被落下的矿石砸死的。最危险的是冒顶，有一次冒顶，正在作业的全小队90人都被砸死了。《绥中文史资料》第2辑。更甚者还有给“辅导工人”带着镣铐迫其工作的。
第五，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施行残酷的“矫正辅导”。所谓“思想矫正”，实际就是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所谓“大东亚圣战”。而对于敢于反抗或破坏“院规”者，则施以酷刑。按照《矫正辅导院令》，对“辅导工人”必要时可以使用刑具。毒打、带铐、上滚笼等刑罚手段多种多样，在酷刑下致死者不计其数。
第六，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和辅导士及看守的残酷迫害，矫正院中疾病流行严重。几乎所有的被关押者普遍患有浮肿病。对于患病者，矫正院不仅要减其食粮，而且不给及时治疗，或根本就不给治疗。因此，被关押者最担心的就是患病，一旦患病就等于宣判了大半个死刑。刘万忠就亲眼看到，许多重病号不能出工干活，被活活打死。在这样的残酷迫害下，矫正院的死亡率惊人之高。一些曾在本溪工作的日本人说道，那里的死亡人数同每年新进来的人数基本上是相同的；平均每天都有十几人死亡，而到了日本快要投降的1945年6～8月，每天竟有近30人被抬出去，3年就死了1万人。整个矫正院的死亡率为1000∶240。《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165页。另据日伪当局对通化矫正院调查统计，仅在押500名“辅导工人”中，即先后死亡近200人，死亡率高达40％。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第134页。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据日伪档案记载和有关案犯供认：“被辅导关押者，因不堪奴役的悲惨境地，起而反抗暴动和逃跑事件也多起发生。”1944年以后，在抚顺、鞍山、本溪湖等矫正院或劳役作业场，陆续发生过13起集体暴动和逃跑事件。1945年1月，抚顺矫正院的被“辅导工人”，在原八路军干部张继武、宋庆昌的率领下，组织了两次集体暴动和逃跑事件。他们手持木棒、铁锹，同日伪警察和看守展开了殊死搏斗。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第136页。
矫正院是日本法西斯制造的人间地狱，当时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矫正辅导院，活赛阎王殿。活着抓进去，死后算出院。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第134页。这座“活阎王殿”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大暴行之一。
二万人坑
万人坑，一般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在掠夺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修建工程（主要是军事工程）过程中，残酷使用或迫害中国劳工，从而形成的尸体集中地。其实从广义上看，应当包括由于日本侵略者进行屠杀所造成的抛尸地，即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所造成的尸体集中地。从时间上看，万人坑的形成可以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种情况。短期形成的万人坑，大多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在讨伐过程中进行大屠杀，而形成的万人坑。如平顶山万人坑就是日本在半天之内屠杀我平民百姓3000余人，然后焚尸弃于沟中，便形成了万人坑。中期形成的万人坑，一般是在建设某一工程，在数年中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劳工等形成的万人坑，如丰满水库和“国境阵地”的万人坑。长期形成的万人坑，是指日本侵占东北后，在矿山、工厂等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所形成的万人坑。可以说，日本侵略者不仅对活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而且对死者也采取非人道的肆虐，万人坑就是最好的证明。下面通过几个典型的万人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白家堡子惨案及其万人坑
这是一个典型的屠杀型万人坑。
白家堡子是吉林省通化县兴林乡的一个村屯。1936年7月15日，日本侵略者以讨伐为名，在这里屠杀了平民百姓4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家堡子惨案。参见《通化文史资料》第1辑。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东满地区是抗联一军的活动地区。兴林乡大部分地方是当时河里后方基地，医院、被服厂等后勤部门都在这里，部队整训等也都到这里来。于是兴林乡地区便成了日伪的眼中钉。1936年日伪制定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其中对东满的讨伐是一个重点。
1936年7月，我抗联部队在雷家门沟伏击了日军的讨伐队。日军认为白家堡子周围方圆50里是“通匪区”，决定对这一地区进行报复性讨伐。7月14日，日军通过地方保甲的排长，欺骗老百姓第二天都到大荒沟去开会，给老百姓分粮食。但一般老百姓担心不知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没打算去。
次日晨，日军中山大尉带领一个中队，突然闯进白家堡子地区，见人就抓，用绳子捆住，赶往大荒沟一带。一些反抗不走和行动不便的孕妇、老人等，当时就被杀死了。中午，日军将抓捕的400多老百姓集中到大荒沟警察署院内，分批进行刑讯，一些被宣布为“通匪”者，当即就用刺刀捅死或勒死了。然后日军分批将百姓押到刑场，用刺刀杀死，尸体如山。最后剩下不多的人被赶到东山根，日军用机枪扫射，全部杀死。在这次屠杀中，日军残忍地用刺刀挑破孕妇的肚子，将婴儿挑在刺刀尖上玩耍。
第二天，警察派人到东山根去掩埋尸体，先后挖了九个大坑，掩埋尸体总数为374具，加上原在家被杀者和重伤后死亡者，总计杀害平民百姓400多人。解放后，通化县人民政府于1965年在白家堡子建立了死难同胞纪念碑，在碑后建一座水泥围砌的坟丘，将死难者的尸骨埋在了里面。1983年12月，吉林省政府将白家堡子惨案地列为吉林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人们牢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恶。
2丰满万人坑
吉林市南20公里有一座闻名遐迩的水力发电设施——丰满发电厂。高91米，长1100米的重力拦江大坝，拦住了滚滚的松花江，使坝上形成了一个长达200公里的人工湖——松花湖。丰满大坝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期间，自1937～1943年，用了长达6年的时间建成的。这座被日本侵略者称为“亚洲第一工程”的施工现场，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和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之�